宗教性、生命意义与社交媒体使用与常见精神健康障碍的关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Association of Religiosity, Meaning in Life, and Social Media use with Common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0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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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通过本研究探讨了宗教性(Religiosity)如何与问题性物质使用(Problematic Substance Use)、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s)和精神健康症状(Mental Health Symptoms)的共同脆弱性

  
研究人员通过本研究探讨了宗教性(Religiosity)如何与问题性物质使用(Problematic Substance Use)、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s)和精神健康症状(Mental Health Symptoms)的共同脆弱性相关,背景是以色列犹太成年人(N=2907)的准代表性横截面样本中,与宗教相关的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和有害在线内容(Harmful Online Content)暴露的变异。宗教参与者报告了较低的问题性物质使用、行为成瘾和常见精神健康症状,较高的生命意义,较低的社交媒体使用和较低的有害内容暴露,相比其他参与者。所有三个结局领域都与生命意义呈负相关,与社交媒体使用和有害内容暴露呈正相关。在考虑生命意义和数字变量后,宗教性仍与问题性物质使用呈负相关,与精神健康症状无显著关联,而与行为成瘾呈正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生命意义和数字参与广泛地与物质使用、成瘾行为和精神健康症状的共同脆弱性相关,并且它们可能解释了宗教性对结局的部分相关性。在应对人群水平的成瘾和精神健康模式时,应考虑与意义相关和数字因素。
宗教性(Religiosity)是指个体认同并围绕宗教传统组织生活的程度,其与精神健康结局的关系复杂多样,既有保护作用也有风险。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宗教身份分为世俗(hiloni)、传统(masorti)、宗教(dati)和极端正统(haredi)四类,具有显著的社会区分度,为研究宗教作为人群层面变量提供了理想环境。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和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及有害在线内容(Harmful Online Content)暴露被认为是宗教性影响精神健康的潜在中介,但现有研究很少同时考察这些因素,且多关注单一结局,忽略了问题性物质使用(Problematic Substance Use)、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s)和常见精神健康症状(Common Mental Health Symptoms)的共同脆弱性。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探讨宗教性通过生命意义和数字参与对共同脆弱性的影响,并识别可修改的干预靶点。研究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设计,于2025年2月5日至24日从以色列犹太成年人在线小组中收集数据,通过配额抽样实现准代表性,最终分析样本为2907人。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分别提取物质使用、行为成瘾和精神健康三个领域的共同脆弱性主成分(PC-SUB、PC-BA、PC-MH);采用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评估宗教性、中介变量(生命意义、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有害内容暴露频率)与各主成分的关联,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经济水平、婚姻状况)和直接战争暴露;使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在结构方程模型框架下检验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采用CFI(Comparative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和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样本队列来源为以色列犹太成年人在线面板,准代表性。

**样本描述**:全体样本中,宗教组(宗教/极端正统)占约25%,世俗/传统组占75%。宗教组在问题性物质使用、行为成瘾和精神健康症状上的均分显著低于世俗/传统组,生命意义均分更高,社交媒体使用和有害内容暴露均分更低,组间差异在年龄、居住地区、教育、婚姻和经济水平上显著。

**主成分分析**:PC-SUB解释物质使用六项测量39.3%的共同方差,载荷范围0.374(兴奋剂)至0.449(大麻);PC-BA解释四项行为成瘾59.1%的共同方差,载荷范围0.429(游戏)至0.561(色情);PC-MH解释三项精神健康症状83.7%的共同方差,载荷范围0.564(PTSD)至0.586(焦虑)。

**关联分析**: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直接战争暴露后,宗教性与各主成分显著负相关(宗教组得分更低),与生命意义正相关,与社交媒体使用和有害内容暴露负相关。各中介变量与各主成分显著相关:生命意义与主成分负相关,社交媒体使用和有害内容暴露与主成分正相关。当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宗教性对PC-SUB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减小但仍显著(b=-0.19, p=0.004),对PC-MH不再显著(b=0.08, p=0.202),对PC-BA方向反转(b=0.13, p=0.037),即宗教组行为成瘾得分更高。

**路径模型**:所有路径模型拟合良好(CFI=1.00, TLI=1.00, RMSEA=0.00)。宗教性通过降低社交媒体使用和有害内容暴露、提高生命意义间接降低各主成分,且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如社交媒体使用与有害内容暴露正相关,生命意义与社交媒体使用负相关,部分路径在PC-SUB和PC-MH模型中不完全显著)。

讨论部分指出,生命意义和数字参与是跨诊断的广泛相关因素,解释了宗教性的大部分效应,但问题性物质使用仍保留独立保护效应,可能反映宗教社区规范和社会支持。行为成瘾在调整后反而与宗教性正相关,可能由于宗教群体数字素养较低或私下补偿行为。这些发现支持将宗教性视为社会健康决定因素,并强调意义构建干预和数字行为监管的重要性。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宗教性在未调整水平上与较低脆弱性相关,但这些关联主要由生命意义和数字暴露解释,仅问题性物质使用保留直接保护效应。在调整模型中,宗教性对问题性物质使用仍显著保护,但伴有更高的行为成瘾脆弱性。这强调了识别可能促成这些常见共病结局共同发生因素的价值,并可支持更整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这些关联主要由更高的生命意义、更低的社交媒体使用和更少的有害数字内容暴露所解释,突出了宗教性、存在资源与社交媒体相关行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总之,研究结果强调了宗教性在集体应激背景下与精神健康结局的相关性,特别是基于意义构建过程和数字参与节制。加强这些途径(无论宗教性如何)可能有助于减轻精神健康和成瘾相关困难的总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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