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logical Invasions》:Impacts of Lantana camara invasion on livelihoods: Household perceptions from the Kavango Zambezi 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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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植物(invasive alien plants, IAP)会以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方式影响农村生计,然而关于这些影响如何在不同家庭之间分配并进一步促成脆弱性的研究仍然较少。本研究评估了马缨丹(Lantana camara)入侵对津巴布韦卡万戈—赞比西跨境
外来入侵植物(invasive alien plants, IAP)会以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方式影响农村生计,然而关于这些影响如何在不同家庭之间分配并进一步促成脆弱性的研究仍然较少。本研究评估了马缨丹(Lantana camara)入侵对津巴布韦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Kavango Zambezi 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 KAZA TFCA)居民生计的影响。研究人员在4个受L. camara入侵的行政区开展了300份家庭问卷调查,并与长者进行了2场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同时采用脆弱性评分(vulnerability score)对家庭脆弱性进行评估。长者报告指出,L. camara最早于1942年侵入其中一个行政区,并在16年内扩散至其他区域,逐步侵占放牧地与耕地,减少家畜饲草资源和农作物生产力,并对生计产生影响。尽管该物种能够提供一定生态系统服务,例如作为活篱笆材料、驱蚊剂、水果、薪柴、观赏植物以及家禽防护材料,但其同时也带来了与清除工作相关的损失、本土植物减少、饲草短缺,以及为啮齿动物和蛇类提供栖息场所等负面后果。家庭报告的年均生计损失约为483美元,而收益约为716美元。这些估算基于感知,应被理解为家庭层面生计权衡的指示性结果,而非精确经济价值。尽管部分家庭报告获得了较高收益,但收益分配并不均衡,多数家庭(62%)经历了净负面结果。大多数家庭(58%)因入侵而处于中等风险,仅少数家庭(2%)面临极端风险。这些发现表明,该地区存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格局:部分家庭从中获益,而另一些家庭则承受损失,因此管理策略应同时考虑收益与损失,以避免使脆弱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该文发表于《Biological Invasions》,围绕外来入侵植物马缨丹(Lantana camara)对农村家庭生计的差异化影响展开,核心关切并非单纯判断入侵“有害”或“有益”,而是揭示这种影响如何在家庭之间不均衡分配,并进一步塑造生计脆弱性。研究背景在于,既有关于外来入侵植物(invasive alien plants, IAPs)的研究,长期偏重生态破坏、资源竞争、生物多样性下降及土地退化等负面后果,而对其在地方社会中的“使用价值”、替代性资源功能以及收益—损失并存的复杂格局关注不足。尤其在数据受限的农村地区,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难以完整捕捉间接损失、机会成本与长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从家庭感知和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出发,考察马缨丹如何作用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识别哪些家庭承受了更高风险。津巴布韦KAZA TFCA区域兼具保护地、公共土地、农业生产与人兽冲突等复合社会—生态特征,为研究入侵植物生计影响提供了典型场景。
研究人员在津巴布韦Hwange District的Ndlovu Communal Land四个行政区开展调查,旨在回答四个问题:马缨丹在研究区的入侵历史为何;地方社区如何感知其对生计资产的影响;其被利用的方式及其带来的收益为何;家庭面对入侵时表现出何种脆弱性。研究结论显示,马缨丹在当地是一种历史较长、已深度嵌入地方生计系统的入侵植物。它既侵占耕地和放牧地、压缩牧草和作物生产空间、增加清除和应对成本,又被用于活篱、驱蚊、果实利用、引火物、家禽保护和部分器具制作,形成明显的生计权衡。尽管平均感知收益高于平均感知损失,但收益高度偏斜地集中于少数家庭,多数家庭仍呈现净负向结果;大多数家庭处于中度脆弱状态,少数家庭处于极端脆弱状态。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入侵植物治理不能仅以生态清除为目标,而应将家庭层面的收益差异、资源依赖程度和适应能力纳入治理设计,避免“一刀切”管理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脆弱性。
就关键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采用半结构式问卷与焦点小组讨论(FGDs)相结合的方法,于2018年5月至9月在4个受入侵行政区实施随机家庭抽样调查,共纳入300户家庭,每区75户;另组织2场由18位高龄长者参与的焦点小组讨论,并结合其中19位曾生活于1940—1970年间的老年受访者重建入侵历史。定量数据录入R 3.5.3分析,定性资料采用归纳编码;同时依据15项指标构建脆弱性评分,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土地持有规模与经济损失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考察不同性别家庭的脆弱性关联格局。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各小标题,对主体内容进行归纳解读。
“Respondent profile”部分首先交代了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300名受访者中,男性219人,占73%;女性81人,占27%。成年人占49%,老年人占41%,青年占10%。多数受访者具备小学或中学教育,仅16%未受过正规教育。这一结构表明,样本以农村家庭主要决策者和长期居住者为主,有助于反映地方生计实践与长期环境变化感知。
“Introduction of L. camara into the area”部分重建了马缨丹在研究区的扩散历程。“First sightings of L. camara and invasion into different wards”显示,依据19位高龄受访者回忆,马缨丹到1968年已进入全部4个行政区;最早于1942年出现在Ward 2,随后于1951年和1954年分别进入Ward 3和Ward 4,再扩散至Ward 7。最初出现地点主要是宅旁和农田,之后逐渐蔓延至放牧地和河岸带。这一结果说明,当前生计影响并非短期事件,而是长期扩散累积的结果。“Mod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L. camara”进一步指出,约52%的受访者知晓其传入方式;其中36%认为最初作为观赏植物引入,34%认为是作为篱笆植物引入,30%认为其后来自行定殖。焦点小组讨论表明,地方居民通过扦插、分发植株等方式扩大了其在宅基地、菜园和农地边缘的分布,之后该物种向放牧地和河岸环境逸生扩散。
“Effects of L. camara on rural livelihoods”是论文的核心结果部分。在“Negative effects (Costs)”与“Livelihood losses”中,研究显示马缨丹对五类生计资本均产生了不同程度负面影响,但以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最为突出。受访者普遍报告其存在于耕地、放牧地和居民点。其在放牧地中的扩张减少了牲畜可利用牧草面积,并与有用树种如Colophospermum mopane以及优势牧草如Panicum maximum、Urochloa panicoides丰度下降相关。居民区中的致密灌丛则被认为易藏匿鼠类和蛇类,增加人畜安全风险。关于农业生产,仅1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其作物收成受到负面影响,但另有相当比例受访者指出,耕地和牧地被占据最终会转化为金融损失,因为农作物和畜牧产品构成其生计收入的一部分。研究同时指出,马缨丹清除劳动投入大,且接触植株可能造成皮肤刺激,影响日常劳动能力。基于家庭报告和本地价格替代估算,家庭年均总损失约为483美元,且损失随土地规模增大而增加;回归分析R
2=0.602,p<2e
?16,表明土地持有规模可解释60.2%的经济损失变异。
在“Positive effects of L. camara”部分,研究同时揭示了明显的适应性利用现象。自然资本方面,16%的家庭认为马缨丹可作为牲畜,尤其是山羊和驴的补充饲料。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层面,93%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居住区具有用途,其中66%用于活篱或绿篱,78%用于庭院观赏。部分受访者还提到可用于制作便携式鸡笼、锄柄和斧柄等产品。48%的受访者表示其叶片可作传统药用或驱虫驱蚊材料。焦点小组讨论进一步证实,宅旁活篱可降低铁丝网和木桩围栏成本,并可为家禽遮蔽猛禽侵袭;干枝可用作生火引燃材料,修剪所得细枝可制作鸡笼。社会资本方面,受访者提到清除与管理活动促进了“Amalima”式合作劳动和地方互助网络。基于替代成本估算,家庭年均感知收益约为716美元,但变异度较大,说明高收益集中在少数家庭。尽管平均净结果为正值,62%的家庭实际上呈净负向生计结果,揭示均值会掩盖家庭间显著不平等。
“Vulnerability”部分评估了入侵背景下家庭脆弱性。研究依据15项指标构建脆弱性评分,涉及皮肤刺激、意外财务损失、耕地减少、牧草短缺、本土植物替代、管理成本增加、培训交通成本、鼠害作物损失以及制作农具木材短缺等。结果显示,皮肤刺激、财务损失、耕地减少和牧草短缺的平均风险最高,而因入侵导致家庭迁移的风险最低。总体上,58%的家庭处于中等风险,2%的家庭处于极端风险。这说明虽然尚未广泛触发迁居等剧烈社会后果,但对日常生产和资产维持的压力已较为普遍。PCA结果显示,男性与文化仪式地点可达性下降、家庭迁移、牧草短缺及非木质林产品(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NTFPs)减少等变量关联略强,但男女分布高度重叠,表明性别间总体脆弱性模式相近。教育水平较高者更容易感知教育中断和经济风险等脆弱性,而年龄与知识传递时间减少、文化场所和墓地可达性下降以及牧草短缺等变量存在一定关联。不过作者也指出,PCA解释方差较低,相关关系需谨慎解读。
在“Discussion”中,论文从入侵历史、生计资本影响、脆弱性和管理启示四方面对结果进行了综合解释。首先,研究强调马缨丹在当地并非近期问题,而是由人为引入、地方传播与后续自然扩散共同塑造的长期过程。其次,论文指出其影响具有显著分配差异:一方面,侵占放牧地和耕地、抑制本土植物、增加劳动和替代成本会侵蚀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其被地方家庭纳入适应性利用体系,支持围栏替代、燃料补充、家禽保护和驱蚊等需求,增强部分家庭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再次,脆弱性并非简单由性别决定,而更多与对生产性土地、牧草和自然资源的依赖有关。最后,管理启示部分认为,自上而下的彻底根除策略可能与地方生计需求相冲突,尤其在部分家庭高度依赖其作为活篱、薪柴或其他替代资源时,单纯清除可能削弱治理合法性并增加脆弱性。因此,更可行的路径是在农田和放牧地等损失最严重区域优先控制,并在宅基地层面的清除前,通过参与式过程识别替代物种和替代资源,联合传统权威共同制定治理方案。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为KAZA TFCA地区马缨丹(L. camara)情境化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证据。其入侵历史表明,这是一种已在当地长期定居并深度嵌入社区生活的物种,最初因被认为具有收益而被引入,如今仍持续塑造着社区将其同时视为资源与麻烦来源的认知。尽管多数家庭报告了中度至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这些感知在家庭之间分布并不均匀。少数家庭获得多种收益且负面效应相对有限,而多数家庭则承受净生计损失。这种不平衡导致总体均值掩盖了重要的家庭层面差异。与负面结果密切相关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家庭邻近高密度马缨丹分布区,说明影响具有明显空间性。负面影响在高密度入侵区最为突出,尤其表现为作物生产力下降、放牧地受损及自然资源获取受限。然而,这些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马缨丹本身,特别是在Hwange District,多重压力因素如人兽冲突同样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一些家庭可能更重视马缨丹带来的即时收益,而低估其长期不利影响,这进一步塑造了地方认知与应对方式。研究结果还强调了脆弱性的社会分化特征,某些群体更易暴露于与马缨丹相关的冲击和压力之中,识别这种差异对于精准开展宣传与干预至关重要。同时,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扰动感知尚不强烈,提示该入侵尚未达到显著破坏更广泛社会系统的阈值。未来管理应优先采取情境化干预,将生态控制与持续的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认知提升结合起来。鉴于部分家庭已从马缨丹中获得收益,“以利用促管理”的路径可作为现实切入点,但必须谨慎权衡其长期生态与生计成本。管理策略应与地方社区共同制定,以反映家庭层面在影响、资源获取和适应能力上的差异。此外,仍需进一步研究在KAZA TFCA现有干扰格局下马缨丹的生态演变轨迹。总体而言,有效管理需要采取审慎、参与式和适应性的路径,同时承认该入侵植物的即时用途与长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