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农村“同一健康”系统中废弃物介导的人兽共患病与抗菌素耐药性风险制图

《Discover Public Health》：Mapping waste mediated zoonotic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risks in rural One Health systems

　　

农村废弃物系统是连接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的重要界面。畜禽粪便、废水及其他固液废物流的不规范管理已被证实与人兽共患病传播及抗菌素耐药性（AMR）风险升高密切相关。然而，来自农村及资源匮乏地区的相关证据仍呈碎片化。本研究综合了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耦合关系中人兽共患病与AMR风险的现有证据，并构建了概念框架以支持农村同一健康系统中的一体化风险管理。研究人员采用叙述性综合方法，纳入2000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93篇同行评审研究。文献检索依托主流科学数据库完成，依据预设纳入标准进行筛选，并按废弃物类型、暴露途径、地理背景、生物危害因子及已报道干预措施进行主题化数据提取与整理。研究结果表明，畜禽粪便、人类粪便、废水及屠宰场废水是与人和动物共患病及AMR风险关联最频繁的废物流。约72%的研究报道了细菌性人兽共患病及耐药病原体。不足10%的研究应用了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或分子AMR监测方法，凸显出分析与监测层面的重大缺口。频繁报告的风险因素包括不良卫生习惯、不安全用水、基础设施薄弱及监管执行不力，上述问题在农村非洲及南亚地区尤为突出。基于综合结果，研究人员构建了“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风险优先级框架”，旨在支持农村系统中协调的监测、政策制定及社区层面干预的实施。

1 引言

固体与液体废弃物管理仍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面临的重要环境与公共卫生挑战。全球约22.4亿人缺乏基本废弃物收集服务，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及城郊区域。与城市地区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不同，许多农村社区仍依赖非正规废弃物处置方式，包括露天堆放、露天焚烧及未经处理的液体废弃物直排水体。此类实践加剧环境污染，并对畜禽健康、食品安全、水质及生态系统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系统涉及共享生态系统中人类、动物、废物流与环境间的互联互作。在以畜牧业为生计基础的农业社区中，畜禽常暴露于受污染水源、未经处理的废水、管理不善的生活垃圾及堆积的畜禽粪便中，为人兽共患病传播及AMR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本综述将农村场景界定为以畜牧业为生计来源、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有限且人–动物–环境交互密切的资源受限农业社区。上述条件增加了食品污染、环境退化、人兽共患病传播及抗菌素耐药性决定因子在同一健康各领域间扩散的风险，使其成为影响农村 livestock health、食品安全、人兽共患病危害及AMR风险的重要但尚未充分探索的途径。农村社区普遍面临限制有效废弃物管理的结构性及制度性挑战，包括废弃物收集系统、排水基础设施及监管执法机制的缺失或不足。与此同时，消费模式转变、农业集约化及包装商品普及使塑料、电池、化学容器及电子废弃物等新废物流进入农村环境。尽管农村地区产生的固体废物占总量的比例较低（20%–30%），但受限于意识薄弱、机构能力不足及对畜牧业的高度依赖，其承受的影响往往不成比例。因此，农村废物流日趋复杂且具危害性，显著提升了环境污染及相关健康风险。在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中，未受管控的废物流为动物和人类创造了多重暴露途径。牛、山羊及家禽常在住户周边及露天堆放点觅食，可能摄入塑料、受污染食物材料及有毒物质。埃塞俄比亚与印度的研究数据显示，高达35%的牛和山羊会摄入不可降解物质，包括塑料袋与农药包装，导致胃肠道梗阻、生产力下降甚至死亡。重金属、二噁英及抗生素残留等有毒污染物亦在动物产品中被检出，引发对食品安全及人类慢性暴露的关注。降雨事件中，无管制废弃物堆放点及露天排便区的径流可将病原体、重金属及农用化学品携带至牧场与水源，进一步放大人与动物的暴露风险。尽管存在上述交互作用，小规模农户对环境污染物与畜禽健康关联的认知仍十分有限。农村地区的非规范废弃物管理亦被确认为全球AMR挑战的关键环节。动物排泄物、人类污水及药物残留的环境排放可形成储存库，维持并促进微生物群体内AMR基因的传播与交换。兽医与人类医疗中使用的抗生素可在土壤及水体中长期残留，驱动耐药微生物的选择与扩散，进而重新进入食物链。这进一步印证了同一健康框架的重要性，该框架强调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的互联性。然而，尽管对上述交互作用的认知不断提升，相关研究及政策响应仍呈碎片化，针对风险优先级判定的综合性概念方法依然匮乏。本综述综合了农村畜牧系统中废弃物相关人兽共患病及AMR风险的现有证据，提出了“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风险优先级框架”，旨在通过识别主要废物流、暴露途径、生物危害因子及干预缺口，为未来研究、监测及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同时，本综述呼应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6、12及13），强调一体化、因地制宜的废弃物管理策略对强化农村社区环境保护、畜禽健康、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

2 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整合性叙述综述方法，综合农村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界面处发生的人兽共患病风险及AMR传播途径相关证据。综述旨在解析废弃物相关暴露途径如何影响农村同一健康系统内畜禽健康、环境污染、人兽共患病传播及AMR的产生。选择整合性叙述综述设计的原因在于现有证据横跨流行病学、环境健康、畜牧生产、微生物污染、AMR监测及政策分析等多个学科，该方法允许在保持结构化文献识别、筛选及证据解读流程的前提下，对不同研究设计的证据进行合成。数据来源涵盖2000年1月至2025年3月间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及符合条件的灰色文献。电子检索通过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及Google Scholar完成，同时通过人工筛查合格出版物的参考文献列表补充潜在文献。检索词围绕四大核心领域构建：废弃物相关因素、畜牧生产系统、健康结局及同一健康背景决定因素。废弃物相关检索词包括农村废弃物管理、畜禽粪便、废水、屠宰废弃物、环境污染、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灰水及废弃物暴露途径；畜牧相关术语包括 livestock、牛、山羊、家禽、奶牛系统及动物生产；健康结局术语包括人兽共患病、 zoonoses、AMR、食品安全、病原体传播及AMR基因；系统层面术语包括同一健康、农村系统、环境健康、农业社区及资源匮乏环境。研究纳入标准为：2000–2025年间发表，聚焦涉及畜禽相关废弃物暴露途径的农村或城郊农业场景；研究对象涵盖固体废物、畜禽粪便、废水、屠宰废弃物、灰水、环境污染或相关废物流，且对畜禽健康、人兽共患病传播、AMR产生、食品安全风险或环境污染具有潜在影响；优先考虑探讨农村同一健康系统下人–动物–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包括流行病学调查、环境监测、微生物污染研究、AMR监测、干预评估、系统综述及政策分析类文献；仅纳入英文出版物及符合条件的灰色文献。排除标准包括：仅关注无畜牧相关性的城市系统、缺乏废弃物相关暴露途径、方法学信息不足及无法获取全文的研究；剔除重复发表的文献及无完整报告的会议摘要；排除缺乏环境或畜禽界面相关性的实验室微生物学研究，以及缺乏实证证据或概念贡献的评论与社论。研究筛选遵循系统综述首选报告条目（PRISMA）原则以提升方法学透明度。初检共识别426条相关记录，去重后对359篇独立文献进行标题与摘要初筛，排除未涉及废弃物相关畜禽暴露途径、人兽共患病风险、AMR决定因子或农村农业系统同一健康交互作用的研究。随后对138篇经初筛认为潜在相关的研究进行全文评估，剔除方法学信息不足、缺乏畜牧相关性、暴露途径描述不清或超出综述范围的研究。最终93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进入整合性综合分析。数据提取采用结构化框架，涵盖地理位置、畜牧生产特征、废物流类别、畜禽暴露途径、人兽共患危害、AMR决定因子、环境污染路径、干预措施、治理维度及报告的健康结局。证据合成采用主题分析方法，识别跨研究中反复出现的暴露机制、污染途径、干预机会及证据缺口，重点解析农村同一健康系统内废弃物产生、环境污染、畜禽暴露、人兽共患病暴发、食品安全风险及AMR发展间的交互作用。风险等级通过定性证据合成确定，依据所综述文献中人兽共患病及AMR暴露途径的报告频率、一致性及严重程度进行判定。本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性，包括语言限制可能导致部分非英文证据遗漏，研究方法学异质性限制了结果的直接比较，废物流表征、畜禽暴露评估及AMR监测方法的差异亦增加了证据基础的异质性。为此，研究人员通过结构化筛选流程、预设纳入标准及质量评价方法提升透明度并降低潜在偏倚。

3 结果与合成

3.1 纳入研究特征

纳入的93项研究覆盖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及美洲的广泛地理区域，包含同行评审论文及可提供废物流、暴露途径及健康结局主题化描述的灰色文献。4项研究采用全球视角，其余多为区域或国家特异性研究。津巴布韦、南非、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及坦桑尼亚的研究占比最高，另有少量研究来自美国及其他全球区域。大多数研究将畜禽粪便、废水或屠宰场废水列为核心废物流，少数研究同时考察生物固体、灰水及废弃乳作为环境与畜禽暴露的附加来源。多项研究对人兽共患病病原体进行了调查，重点关注沙门氏菌（Salmonella）、弯曲杆菌（Campylobacter）、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E. coli）、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贾第鞭毛虫（Giardia）、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及布鲁氏菌（Brucella spp.）。7项研究涉及AMR，报道了多重耐药菌的检出，包括E. coli、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肠球菌（Enterococcus）及Salmonella，并记录了针对四环素类、磺胺类及万古霉素等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且常与特定耐药基因相关联。环境扩散是研究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其体现在将废水及生物固体视为AMR基因储存库与传播途径的研究中。仅有极少数研究评估了干预措施，多数聚焦于水、环境卫生与个人 hygiene（WASH）及农场层面生物安全措施，其效果受当地社会经济与基础设施条件显著影响。

3.2 农村废弃物的演变特征

纳入研究的分析一致表明，农村废物流的组成与特性正在发生转变。跨区域及跨研究设计的证据均记录了从以有机可生物降解废物为主向包含塑料、化学容器、电池及电子废弃物的复杂混合物过渡的趋势，这一变化反映了消费模式改变、农业集约化及包装商品市场渗透率的提升。多项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转变为传统处置实践及政策框架带来挑战，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及新兴毒理学风险上升。非洲农村社区的废弃物产生量持续构成重大挑战，人均日产生量估计介于0.15–0.5 kg之间。更具警示性的是废弃物组成的演变：有机物仍为优势组分（50%–70%），但塑料占比正快速攀升（10%–2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电池、农药容器及电子废弃物等有害组分，尽管重量占比极低（<1%–3%），却因持久性与毒性产生不成比例的风险。因此，露天焚烧及浅层掩埋等传统处置方法不仅失效，更会主动将二噁英、重金属及其他有毒物质引入环境。农村液体废物流亦呈现类似的复杂化趋势，以往以雨水及基础灰水为主，现已包含未经处理的家庭灰水、旱厕黑水及富含农药与化肥的农业径流，这种汇合显著增加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污染风险，而这些水源常作为畜禽的主要饮用水源，从而建立了病原体与化学危害向动物及人类暴露的直接途径。

3.3 暴露途径

农村废弃物从良性向有害的转变若能被局限则风险可控，但在农村社区紧密交织的生态系统中，污染物不可避免地进入食物链。暴露通过多重交叉途径发生，其中常自由放养及觅食的畜禽既是环境污染物的首要受体，也是传播媒介。在发展中国家众多村落中，动物活动于隐患密布的环境中，使常规采食行为转化为重大健康风险。污染的概念模型展示了从污染源到动物乃至人类宿主的复杂网络。证据表明暴露并非偶发而是持续性过程，主要途径包括：最直观的途径是在废弃物堆放点及人类聚居区周边放牧。由于缺乏正规收集系统，家庭常将垃圾弃置于兼作牧场的开放空间。例如津巴布韦卢帕内及关达地区，超过70%的家庭露天处置固体废物，42%的山羊饲养者报告其动物曾摄入这些地点的塑料或食物残渣，可导致致命性肠梗阻，尖锐物体还可造成内脏损伤。另一关键途径是摄食受污染的饲草与水源。经未经处理灰水灌溉或邻近排污口种植的作物可能携带病原体与重金属；干旱期畜禽常依赖静止灰水或受污染地表水，显著增加腹泻病原体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感染风险，这表明即使无明显固体废物的区域仍存在污染脆弱性。直接接触与吸入亦是重要途径，畜禽穿越粪尿积聚的畜栏易罹患皮炎及蹄部感染；露天焚烧塑料与橡胶释放的二噁英及细颗粒物可被动物吸入，诱发慢性呼吸窘迫。综合分析显示，废弃物摄入及受污染饲草水源摄食是发生频率最高且后果最严重的暴露途径。此外，媒介传播进一步放大暴露风险，被废弃物吸引的苍蝇与啮齿动物可作为E. coli及Salmonella等病原体的载体，促进其在动物及动物产品间的扩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社区已采取适应性措施阻断暴露途径，如围封垃圾坑、限制畜禽接触受污染水源及有机垃圾饲喂前预处理，证明暴露并非不可避免，为后续风险缓解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3.4 从动物疾病到人类餐桌

前述暴露途径将环境污染转化为对动物及人类健康的实质性影响，本节聚焦废弃物迁移机制对畜禽及人类食品安全的后果，揭示双重负担：对动物健康与生计的直接影响，以及对人类食物链的隐匿污染。

3.4.1 动物健康与生计负担

暴露于污染废弃物的畜禽面临急性和慢性健康影响。胃肠道疾病是最常见结局，反刍动物摄入异物（尤其是塑料）的现象普遍存在，常导致瘤胃阻塞、穿孔及缓慢致死进程，对小规模农户而言，单只动物的损失即可构成重大经济打击。长期暴露于重金属及农药残留进一步加剧风险，水源与饲草的持续污染导致有毒物质在 vital organs 中生物富集，引发肝肾损伤、神经功能障碍及表现为增重减缓与产奶量下降的全身衰弱。生殖健康亦受波及，毒素干扰激素周期，降低生育力，导致发情紊乱及流产率上升。废弃物堆放点同时是Salmonella、E. coli及Leptospira等致病菌的储存库，可诱发乳腺炎、钩端螺旋体病等疾病，削弱生产力并增加治疗成本。接触粪尿引起的皮炎及腐蹄病导致跛行与活动受限，进一步损害动物福利与生产性能。

3.4.2 人兽共患病传播机制

分析识别出在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耦合关系中多重重叠的人兽共患病传播途径。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粪便对农场及屠宰场工人构成主要风险；间接途径包括通过受污染土壤与水体的环境暴露，以及摄食受污染的乳制品、肉类及废水灌溉作物；与WASH相关的粪口途径在卫生设施与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进一步放大传播风险。在废弃物分类与处理有限的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儿童、孕妇及职业暴露人群的感染负担尤为沉重。基于纳入研究的综合风险分析显示，不同废弃物管理因素关联的人兽共患病及AMR风险存在梯度差异：畜禽粪便管理在人兽共患病传播及AMR产生方面始终呈现最高风险；废水处置、食物链污染及土壤水体环境污染亦关联中高风险，主要通过病原体与AMR决定因子的扩散实现；露天废弃物处置同时贡献环境暴露与间接疾病传播途径；政策与监管环境的影响则取决于执法力度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鉴于纳入研究的方法学异质性，该框架代表概念性的同一健康风险优先级判定方法，而非定量流行病学风险评估。

3.4.3 食品安全影响

废弃物污染的后果超越畜禽范畴，延伸至人类食品，构成重大公共卫生关切。肉类与奶类中检出的化学及微生物污染物范围广泛，化学危害包括源自不当处置电池、采矿残渣及塑料的铅、镉等重金属，可在动物组织富集。埃塞俄比亚与印度的研究显示山羊肉及奶中铅浓度超出国际安全标准。焚烧塑料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二噁英）在动物脂肪及乳制品中蓄积，具有致癌性及发育毒性等远期风险。微生物污染则构成即时威胁，废弃物富集环境中常见的E. coli O157:H7及Salmonella等病原体可在屠宰过程中污染胴体，或在挤奶与处理环节污染生鲜乳。津巴布韦的监测数据显示，露天废弃物堆放点周边的生鲜乳样本中E. coli O157:H7阳性率高达25%，直观展示了从环境污染到人类消费的传导路径。AMR是新兴关切点，药品与兽药的不当处置将抗生素残留引入环境，畜禽长期暴露于亚治疗剂量药物会诱导耐药菌产生，并通过肉奶制品传递至人类，削弱必需药物的疗效。社会经济影响同样显著，污染事件削弱消费者信心，限制正规市场准入，加剧贫困循环。奶产品或胴体遭拒收可直接冲击家庭收入。针对性干预可有效缓解风险，南部非洲开展的乳品卫生、容器清洁及安全贮存培训项目已成功降低微生物污染水平，证明食品安全挑战虽严峻但具备可管理性。

3.5 环境退化与生态系统代价

未受管控废弃物的危害远超农场与餐桌，固体及液体废弃物污染触发连锁性环境破坏，威胁土壤、水及空气等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进而危及农村社区及其畜禽的生存根基。始于局部处置挑战的问题可升级为区域性生态系统完整性及气候韧性的系统性威胁。土壤退化是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塑料、金属及化学容器的露天堆放损害土壤肥力与结构，阻碍根系生长并破坏养分循环所需的微生物活性。津巴布韦与肯尼亚的研究显示，垃圾填埋场周边土壤中铅、镉含量升高，可被饲草作物吸收并进入食物链，威胁长期农业生产力。水体污染是另一关键维度，富含营养物、病原体及化学物质的液体废弃物与农业径流渗入河流、钻孔及地下水含水层，危及饮用水与畜禽供水，同时诱发湖泊与水库富营养化，藻类水华消耗溶解氧，导致鱼类死亡并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性。马拉维的监测数据显示，排入溪流的灰水大肠菌群计数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直观呈现了家庭生活废弃物实践与广域水生环境退化的关联。空气质量亦遭损害，废弃物露天焚烧释放二噁英、呋喃及颗粒物，恶化局地空气质量并损害人畜呼吸系统健康；未受管控的有机废弃物与畜禽粪便排放甲烷，加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构成进一步的环境代价，垃圾填埋场吸引猴子、犬类及鸟类等食腐野生动物，增加种间接触频率及人兽共患病传播风险；水生系统中微塑料被鱼类及水鸟摄食，将合成材料引入自然食物网，威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尽管挑战严峻，生态恢复迹象已然显现，南非与肯尼亚的社区堆肥实践证明有机废弃物可转化为资源，在提升土壤肥力的同时减少填埋负荷；埃塞俄比亚的构建湿地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成功过滤废水中营养盐，利用生态过程修复污染，这些实践不仅减轻危害，更促进生态再生，彰显有效废弃物管理对增强生态系统韧性的潜力。

3.6 解决方案与同一健康前进方向

前述章节揭示了从废物流演变、暴露途径到畜禽健康、食品安全及环境完整性受损的严峻轨迹。尽管风险错综复杂，维系问题的互联性本身即为解决之道。本综述的证据强烈支持采用整合性同一健康方法，作为应对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耦合关系的最有效且可持续框架。解决方案需超越碎片化干预，转向跨多重杠杆点的协同策略。社区赋权与低成本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农村社区是积极的参与者与创新者，而非被动受害者。南非的非正规塑料回收及博茨瓦纳的农户主导堆肥等实践提供了可行的本土化模式。推广此类倡议需要针对性的能力建设与意识提升项目，将地方知识融入其中。面向农户、推广人员及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废弃物分类、暴露风险及环境 hygiene 培训可驱动行为变革，使社区从污染的承受者转变为生态可持续性的守护者。适配技术与分散式基础设施是社区行动的有力补充，农村解决方案必须具备可负担性、低维护需求及产出效益。小型沼气池是典型范例，可将畜禽粪便与有机废弃物转化为可再生能源，同时削减病原体负荷与甲烷排放；通过缓冲带、围栏及低成本过滤系统保护水源，可显著降低人畜暴露风险。这些干预体现了循环经济原则，将废弃物从负债转化为资产。持续变革还依赖赋能型政策与治理体系，有效法规是管控有害废弃物、遏制露天堆放与焚烧及制度化安全处置实践的基石。政策需将废弃物管理与农业生产力、动物健康及公共卫生系统整合，兽医与环境健康服务的协作可实现污染相关疾病早发现。推广经处理的有机废弃物安全还田可进一步恢复土壤健康并闭合养分循环。从社区主导的废弃物收集到循环经济政策，各项战略干预是相互关联的同一健康战略的组成部分，共同指向构建韧性、健康促进型农村生态系统的路径。基于纳入研究的主题合成，研究人员构建了“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风险优先级框架”。该框架整合了关键的固液污染源、主要畜禽暴露途径、相关人兽共患病及抗生素耐药风险，以及综述中识别的社会经济与治理要素，系统呈现了废弃物相关风险的产生、交互机制及受农村情境因素的影响方式。框架立足同一健康理念，强调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的相互依存性，将畜禽疫病管理、食品安全监测、家庭及农场废弃物管理与政策进程视为共享系统中的互联组件，而非孤立领域。该范式倡导多模态优先级判定方法，综合考虑危害严重性、暴露可能性、受影响人群、环境持久性、人兽共患潜力及风险贡献度，而非假设所有已识别危害具有均等优先级。特别是，环境AMR决定因子扩散及废弃物关联人兽共患病病原体传播因其广泛的公共卫生影响及跨部门效应，可能需要更高优先级。因此，风险优先级判定被视为受农村环境敏感性、动物生产系统、废弃物管理实践及本地流行病学数据影响的动态过程。框架旨在协助研究人员、从业者及政策制定者识别并排序废弃物介导的人兽共患病及抗生素耐药风险。需注意，框架基于概念分析与整合证据合成，尚未经实地验证，其适用性可能因农村生产系统及地理区域而异；纳入研究的方法学异质性（尤其在AMR监测与暴露评估方面）可能影响可比性，废物流管理实践、畜牧系统、环境条件及机构能力的差异亦可能制约特定途径的普适性。

4 研究缺口与未来方向

尽管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耦合关系作为同一健康优先事项已获更多认可，实质性的研究与政策缺口依然存在。现有文献多集中于高收入或城市环境，而风险最为严峻的农村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地区数据稀缺，津巴布韦等撒哈拉以南非洲语境下的实证证据尤为匮乏，阻碍了因地制宜干预措施的开发。首先，缺乏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及捕捉病原体与耐药基因丰度季节性及空间变异的纵向数据。纳入研究多为横断面描述性设计，限制了对废弃物暴露如何转化为人类或动物疾病结局的因果推断。其次，环境界面的AMR监测仍待完善。极少有研究同步监测动物、人类及环境样本，且现有监测常缺乏标准化的实验室方法或耐药谱分析的基因组工具。将分子监测整合入社区监测体系可获得关于耐药传播途径的更全面洞见。第三，政策与实施研究缺口阻碍了科学向实践的转化。多数已测试的干预措施（如堆肥、废水处理及生物安全规程）缺乏针对农村社会经济约束的成本效益分析及可扩展性评估，同时鲜有研究评估连接废弃物管理、公共卫生及兽医监管的治理框架。第四，风险与社会维度的行为研究仍不充分。动物–人类共栖的文化规范、传统粪肥回用及卫生观念深刻塑造暴露模式，但相关量化研究罕见。民族志与参与式研究可阐明这些动态机制，为社区定制化干预提供依据。最后，跨学科方法整合依然薄弱。环境微生物学、兽医流行病学及农村发展研究常各自为政，产生碎片化洞见。未来研究应采纳跨学科设计，融合微生物生态学、环境工程、社会科学及经济建模，以创建适应性强且扎根本土的解决方案。未来研究应优先聚焦：（i）因地制宜的同一健康监测框架；（ii）跨动物与环境区室的 harmonized AMR监测规程；（iii）将技术创新与社区所有权相结合的参与式风险削减策略。此类方法对于落实本综述提出的“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风险框架”，构建同步保障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的韧性农村系统至关重要。

5 结论

本综述表明，农村系统中废弃物管理、畜禽健康与人类健康紧密互联。现有文献提示，未受管控的畜禽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可污染畜禽饲料与饮水，并通过食物及水途径导致人类暴露，对疾病风险、生产力及环境质量产生深远影响。研究结果提示，现有农村废弃物管理实践在孤立实施时往往效能不足，凸显了整合性、因地制宜方法的迫切需求。本研究基于同一健康视角，提出了“农村废弃物介导的同一健康风险优先级框架”，为识别并排序废弃物–畜禽–人类–环境界面处的人兽共患病及AMR风险提供了依据。该框架可为农村场景下协调干预、监测及政策制定的实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