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A qualitative study to refine public health literacy among French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 patients
编辑推荐：
摘要背景
公共卫生素养（PHL）对于有效参与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至关重要，但其定义仍不充分，测量也较为欠缺。在开发专门的公共卫生素养评估工具之前，亟需建立清晰的概念基础。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溯因研究（abductive study），对31名法国公共卫
摘要背景
公共卫生素养（PHL）对于有效参与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至关重要，但其定义仍不充分，测量也较为欠缺。在开发专门的公共卫生素养评估工具之前，亟需建立清晰的概念基础。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溯因研究（abductive study），对31名法国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专家患者开展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并以S?rensen提出的健康素养技能——获取（access）、理解（understand）、评估（evaluate）、应用（apply）——以及Freedman提出的公共卫生素养维度为理论参照。
结果
研究发现，公共卫生素养（PHL）包括以下能力：获取多样化公共卫生信息来源的能力；理解公共卫生概念、流行病学（epidemiology）、预防工具、政策以及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的能力；对信息、信息来源、个人相关性以及个人行为进行批判性评估的能力；以及通过传播信息并形成行为改变意向来应用知识的能力。参与者强调了可信中介者和社会网络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指出卫生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中的公共卫生素养存在不足。交叉分析显示，研究结果与现有模型总体一致，但提示需要增加一个新的维度：沟通与行动意向。
结论
本研究细化了公共卫生素养（PHL）的概念性定义，并为未来开发聚焦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公共卫生素养评估工具奠定了实证基础。
本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聚焦“公共卫生素养（PHL）”这一长期重要但概念边界模糊、测量工具不足的公共卫生议题。研究背景在于，健康素养已被公认为影响健康结局与健康公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既有研究多围绕医疗场景中的功能性健康素养展开，对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情境下、尤其涉及群体健康、政策理解、社会参与与公共决策的“公共卫生素养”缺乏足够精确的界定。既有工具如TOFHLA、REALM主要测量临床环境中的功能性读写能力；较综合的欧洲健康素养调查问卷（HLS-EU）虽涵盖医疗、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但对公共/人群健康维度的操作化仍不充分，且短版量表难以稳定支持分维度评分。因此，在开发专门的公共卫生素养测量工具之前，首先必须明确该构念的核心知识领域与能力维度，这是本研究开展的直接原因。
研究人员围绕法国情境下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中的公共卫生信息使用问题，采用定性溯因路径，将理论框架与经验材料结合，试图细化公共卫生素养的概念定义。研究结论表明，公共卫生素养不仅包括对信息的获取、理解、评估与应用四类基本技能，还涉及对公共卫生概念、流行病学推理、预防措施效用、卫生系统结构、公共行动与政策、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DOH，社会与环境等对健康的影响因素）等内容的理解；此外，Freedman原有模型中的概念基础、批判技能和公民导向虽能较好涵盖前述多数内容，但不足以完整容纳“应用”这一环节，因此研究人员提出应增补“沟通与行动意向”这一新维度。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构建聚焦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公共卫生素养评估工具提供了更清晰的概念框架与实证依据，并提示公共卫生素养不仅是个人能力，也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中的集体性资源。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采用定性溯因设计，在法国通过目的性最大差异抽样纳入31名受访者，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全科医生、助产士、社区药师及3名专家患者；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访谈以面对面或Zoom形式开展；录音转录后采用主题分析法，并以S?rensen健康素养四技能框架与Freedman公共卫生素养三维框架进行理论引导编码与交叉映射；分析过程借助NVivo 15完成，报告遵循COREQ规范，研究获得南特大学伦理审批。
在研究结果部分，作者首先报告了“Participants”结果。研究共纳入31名参与者，其中28名为健康或公共卫生专业人员，3名为专家患者；访谈时长为30至60 min，受访者职业年限分布较广，既包含从业不足5年的人员，也包括从业超过15年的资深从业者。这一构成保证了对公共卫生素养构念进行多视角讨论的可能性。
在“Thematic content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依据S?rensen的四项健康素养技能组织结果，并结合归纳性主题进行展开。
在“Access: pathways to reliabl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sources”部分，研究显示，公共卫生素养中的“获取”首先表现为个体能够接触并选择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来源。受访者指出，公众会主动寻求疫苗接种程序、筛查项目、食品标识系统、公共卫生建议等与主动健康管理相关的信息。获取路径涵盖数字渠道、人际网络与社区场所三类：前者包括搜索引擎、官方健康网站、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后者则包括全科医生、社区药师、社会工作者、健康调解员等“可信参照人”；此外，家庭计划中心、社会组织、多学科健康中心也是重要入口。研究由此得出结论：公共卫生信息获取并非单纯的信息检索行为，而是深受信任关系与社区环境影响的社会化过程。
在“Understanding: decoding technical public health content”部分，研究人员将“理解”细分为多个知识亚领域。其一，“Public health concepts”表明公众应理解健康促进、疾病预防、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以及公共卫生强调的是群体福祉而非单纯个体医疗。其二，“Epidemiology”指出，理解风险因素、保护因素、发病率、患病率、主要死因等基础流行病学概念，有助于避免误读公共卫生传播中的技术术语，并支持个体权衡风险与收益。其三，“Utility of prevention tools and measures”显示，公众不仅需要知道该做什么，更需要理解疫苗、Nutri-Score、口罩、避孕套及“五蔬五果”等建议背后的科学与社会逻辑，这种对“为何如此”的理解有助于提高采纳度。其四，“Change mechanisms and long-term outcomes”提示，行为改变的一大障碍是个体难以将当下行为与未来风险联系起来，因此促进改变的传播策略应更多强调短期可感收益，并帮助个体理解“改变是什么、如何改变”。其五，“Responsible medication”强调合理用药知识，特别是对抗生素耐药等公共卫生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减少过度使用并促进资源公平配置。其六，“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显示，理解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及商业决定因素，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公共卫生措施组织逻辑的理解、信任与依从。其七，“Health care system”表明，公众应理解医疗卫生系统的结构、服务功能及自身权利义务，从而避免仅以个人应得权益看待资源配置。其八，“Public actions and policies”指出，公众还需理解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与结构基础，例如资源报销范围、疫苗策略和环境规划背后的群体风险评估与决策逻辑。其九，“Human physiology and anatomy”则强调基本解剖生理学知识是知晓自我、开展健康决策的基础。综合这些结果，研究认为，公共卫生素养中的“理解”远超一般健康知识，而是包含公共卫生概念、制度、政策、结构因素与身体基础知识在内的复合认知体系。
在“Evaluating: critical appraisal, personal relevance and behavioral self-assessment”部分，研究总结出三个主题。其一，“Evalua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its source”显示，公众需要对信息内容及来源进行批判性审查，包括追溯信息源、交叉核实多种来源，并能接受原有判断被证伪。这一能力被视为抵御错误信息和“群体效应”的关键。其二，“Evaluating personal relevance and deconstructing ideas”表明，公共卫生信息是否能转化为行动，取决于受众能否判断该信息与自身是否相关，并在此过程中反思、修正既有观念，因为观念常常是行为的根源。其三，“Evaluating personal behavior”则进一步体现为个体依据公共卫生建议对自身行为进行定位、反思与调整。研究由此表明，评估不仅是事实核验，更包括个人意义建构与行为自我审视。
在“Apply: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al change”部分，研究指出，“应用”主要体现在两种路径。其一，“Disseminating the message to others”表现为个体将新获得的公共卫生信息传递给亲友或社交圈，形成非正式传播链条，甚至产生“光环效应（halo effect）”，即一个人的能力提升带动其周围人群健康能力改善。其二，“Personal intention to change’s own behavior”则表现为形成行为改变意向，并将建议整合进日常生活，例如预约戒烟门诊、采取风险降低行为或采纳健康生活方式。研究还在“Influencing factors”中指出，自我效能感、自信、内在动机、家庭和社会网络、社会经济环境、制度信任以及医患治疗联盟等，都会影响公共卫生信息能否真正转化为行为。由此可见，应用并非知识的机械终点，而是受到个体、人际与制度多层因素共同塑造的实践环节。
在“Relianc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over personal knowledge”部分，研究保留了一个不同声音：有参与者认为，管理健康未必以掌握基础公共卫生知识为前提，专业人员的资源调动与指导作用更为关键。该结果提示，在公共卫生素养概念化时，仍需注意个人能力与专业支持之间的张力。
在“The lack of ? public health literacy ? among policymak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部分，研究发现一个访谈提纲之外的突出现象：部分受访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卫生专业人员乃至研究人员自身也存在公共卫生素养不足，表现为信息表达不清、传播对象不匹配、政策环境缺乏一致性等。这说明公共卫生素养问题并非仅存在于“公众端”，还存在于制度与专业系统内部，研究人员据此强调，应将责任从“难以触达的人群”转向“难以触达的系统”。
在“Cross referencing findings with public health literacy dimensions”部分，研究人员将经验主题与Freedman的“概念基础—批判技能—公民导向”三维模型进行矩阵映射。结果显示，多数主题与既有理论具有良好对应关系，但“应用”技能无法被原模型充分解释。因此，作者提出增加“communicating and action intention”维度，用于概括个体将理解与评估转化为个人行为、社会传播和公共参与的过程。这是全文最核心的理论推进。
讨论部分总结认为，本研究验证了S?rensen四技能模型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适用性，同时扩展了Freedman模型，使公共卫生素养不再被理解为线性能力链，而是一个受社会、认知与情境因素共同影响的动态多维过程。研究特别强调，公众对可信中介者和社会网络的依赖提示公共卫生素养具有“分布式健康素养（distributed health literacy）”特征；同时，这种依赖也提出双重挑战，即正式与非正式中介者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公共卫生素养。研究还指出，社会决定因素、商业决定因素以及公共政策理解等内容，凸显了公共卫生素养中的公民导向维度，而这一维度目前在测量工具中明显不足。数字信息时代中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与阴谋论的扩散，也进一步显示出建立综合性公共卫生素养框架的现实必要性。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通过整合S?rensen提出的四项素养技能——获取、理解、评估和应用——与Freedman提出的多维公共卫生素养框架，推进了对公共卫生素养（PHL）的概念性理解。通过这种综合，研究识别了个体能力与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中集体参与之间的关键交汇点。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为下一阶段工作建立了概念基础，即开发一种经验证的、专门用于测量公共卫生素养（PHL）的评估工具。该未来工具旨在弥补当前测量空白，为评估人群层面在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方面的能力提供可靠手段，并据此为增强个体与社区有效开展公共卫生行动的能力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