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美中技术脱钩对中国企业知识获取的影响

《Technov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The impact of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on Chinese enterprises’ knowledge acquisition

　　•美中技术脱钩使得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知识的能力下降。•中国企业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偏向本土化而非国际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知识获取行为上存在差异性效应。•与科学的接近程度是企业知识获取过程中产生差异性效应的一个因素。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逐步提升，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军事力量、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Hu和Mathews，2008）。然而，去全球化趋势打破了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一地缘政治变化的副产品既可能加剧全球矛盾，也可能成为其根源（Wolf，2023）。例如，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出口限制、制裁清单以及技术转让限制，全球化趋势也在这种形势下发生转变。现有研究从经济发展（Bou?t和Laborde，2018；Cheng等人，2023；Fajgelbaum和Khandelwal，2022；Glaser和Viers，2016）、社会福利（Itakura，2020）以及国际关系（Nugroho等人，2021）等多个角度探讨了美中技术脱钩的成因与影响。近期，学者们也开始更加关注技术脱钩（贸易战）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晌（Chen等人，2023；Zhang等人，2023；Liu和Li，2023；Li等人，2023；Luo和Wu，2022；Huang等人，2024；Zhang等人，2024）。Pan（2023）认为，贸易战会破坏中美之间的交流与人才流动，进而通过影响创新网络的架构来制约中国的创新能力。Chen等人（2023）则运用差异-in-差异法，以中国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企业创新或专利申请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脱钩对创新成果或专利申请的影响（Chen等人，2023；Pan，2023；Huang等人，2024），而忽视了作为创新前提的知识获取这一环节（Cohen和Levinthal，1990）。从基于知识的视角来看，创新的本质是一系列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转移、知识共享以及知识创造的过程（Yli-Renko等人，2001）。面对美中技术脱钩，中国企业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外部知识获取，而非专利申请。这些企业可能会更倾向于从其他国家（而非美国）寻求和获取外部知识，以弥补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更多国际化发展（Chen等人，2011）；或者减少对国际知识的依赖，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趋向于本土化发展（Gao和Miyagiwa，2005）。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知识获取，包括并购、合资经营、战略联盟、许可协议、技术购买、引用他人成果、开展研发合作以及外包等（Sun等人，2022）。我们重点研究外部知识获取的一种重要形式——企业对先前专利的引用行为（Sun等人，2022；Han等人，2020；Lyu等人，2019；Suh和Jeon，2019）。

其次，现有研究关注了“技术脱钩-创新”关系中的差异性效应，比如融资约束程度（Chen等人，2023）、企业所有制性质（Chen等人，2023）以及专利类型（Huang等人，2024；Han等人，2024；Chen等人，2023）。实际上，反映企业技术特征和制度特征的与科学的接近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oach和Cohen，2013）。国有企业拥有更充足的资源以及更为稳定的治理体系（Lin等人，2010；Liang等人，2015）。而企业与科学的接近程度，即技术领域与科学进展之间的紧密程度，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向科学文献引用专利的方式获取不受限制的科学知识（Zheng和Wang，2020；Fleming和Sorenson，2004；Levinthal和March，1993）。因此，我们认为与科学的接近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可能会削弱技术脱钩对企业外部知识获取的影响。

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我们研究了美中技术脱钩是否会导致中国企业知识获取趋向于国际化或本土化，并探讨了与科学的接近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所带来的差异性效应。具体而言，我们将美中技术脱钩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运用差异-in-差异法，分析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企业的知识获取状况。该制裁清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用来切断与美国有关实体供应链的主要工具。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将面临美国政府的严格监管和限制，包括出口限制、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金融交易限制以及技术转让限制。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被视为处理组，而未列入清单的企业则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构成控制组。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中技术脱钩确实降低了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知识的能力。这一效应并未波及其他国家，反而在中国国内产生了相反的强烈影响，那些受到技术脱钩影响的中国企业更多地获取了本土知识。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企业与科学的接近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们的研究在多个方面丰富了关于技术脱钩与创新关系的现有研究。首先，我们将创新成果的研究范畴拓展到知识获取层面，从而丰富了关于技术脱钩对创新影响的文献。此外，我们从国家层面的视角将外部知识获取分为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类，有助于理解技术脱钩背景下企业创新行为而非创新成果的变化情况（Chen等人，2023；Pan，2023；Huang等人，2024）。

其次，本文通过企业被列入制裁清单这一标准来衡量技术脱钩程度，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学者通常采用企业的出口依赖度（Chen等人，2023；Li等人，2023）或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技术脱钩相关信息（Peng等人，2024）来判断企业是否可能受到技术脱钩的影响，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准确衡量技术脱钩的程度。我们通过研究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企业来衡量美中技术脱钩，这种方法能更直接地反映技术脱钩的情况，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第三，我们通过引入企业与科学的接近程度这一因素，为研究技术脱钩背景下的创新差异性效应做出了贡献。与创新成果的差异性效应不同（Huang等人，2024；Han等人，2024；Chen等人，2023），企业与科学的接近程度在技术脱钩与知识获取之间起着重要作用（Roach和Cohen，2013）。我们发现，技术脱钩导致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知识的能力下降的效应，在那些与科学较为接近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促使企业增加本土知识获取的效应，则在那些与科学接近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为企业在面对技术脱钩时如何规避知识获取方面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的其余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美中技术脱钩的背景以及技术脱钩对知识获取影响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阐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差异-in-差异模型、变量、数据来源以及估计方法。第四部分展示了美中技术脱钩对中国企业知识获取影响的初步结果，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还分析了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哪种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美中技术脱钩的背景
中美贸易战和技术脱钩的趋势日益加剧。2017年底，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启动了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由此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此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全面的技术脱钩措施，针对中兴通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企业实施了严厉打击。

样本与数据
目前最常用的控制清单就是“实体清单”。该清单涵盖了各类外国实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个人。从2018年8月1日到2023年6月14日，美国政府共将608家中国实体列入该清单。如果排除个人和大学的话，中国实体在清单上的数量为……

实证结果
表5和表6分别展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各变量的统计摘要以及相关系数矩阵。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4，说明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处理组共有800个观测值，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领域。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占比最高，有690家企业的观测数据属于这一行业。

主要研究发现
技术脱钩会限制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和知识的能力，从而导致生产中断、竞争力下降，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面对技术脱钩，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方案，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然而，目前关于美中技术脱钩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外部知识获取的研究还很少。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刘佳颖：概念构建、数据整理、资金获取、方法设计、初稿撰写。孙宇涛：概念构建、资金获取、监督指导、文稿审阅与修改。郭雅琴：数据整理、方法设计。崔萌：数据整理、方法设计。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自己与本研究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我们也声明，与我们提交的研究内容无关，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商业或关联利益。

致谢
刘佳颖感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2040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2YJC870009）以及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23-BSBA-025）的支持。孙宇涛感谢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4VRC061）的资助。

刘佳颖|孙宇涛|郭雅琴|崔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