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厄尔电子发射型放射性核素为分子级放射治疗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因为其生物效应主要取决于衰变事件在纳米尺度上的位置，而非对组织的远距离穿透能力。本综述从放射性药物的角度探讨了厄尔电子发射型放射性核素，涵盖了与衰变相关的物理化学过程、细胞剂量学、亚细胞靶向作用以及实际应用意义。我们首先分析了决定厄尔电子放射毒性的物理因素，包括厄尔电子和科斯特–克罗尼格电子、内转换电子、局部电离密度，以及高度局部化的厄尔电子级联可能带来的分子级影响。通过细胞S值可以说明，同一放射性核素由于活性集中在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或邻近细胞中，所产生的吸收剂量可能会有显著差异。作为[125I]碘脱氧尿苷([125I]IUdR)被整合到DNA中，仍然是研究厄尔电子介导的最大放射毒性的经典参考模型。然而，这种直接整合到DNA中的模型并不适用于受体靶向型放射性药物，后者通常是通过间接方式作用于细胞核、染色质、核周区域、细胞膜或囊泡，而非整合到DNA中。这些不同的源-靶几何结构也可能产生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效应，但其机制与靠近DNA的[125I]IUdR衰变有所不同。文中还特别讨论了碘-123与碘-125的区别、物理半衰期和比活度的影响、将铽-161视为混合β?/内转换/厄尔电子发射体的问题，以及诸如锝-99m、铟-111和镓-67这类诊断用厄尔电子发射体在放射生物学上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这一现象。我们得出结论，不能仅凭电子产额或衰变模式来评价厄尔电子发射型放射性药物的价值。它们的治疗或毒性作用取决于与衰变相关的物理化学过程、细胞内的源-靶剂量学、物质转运与滞留情况，以及剂量释放的时间控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