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 and Behavior》：Association Between Alcohol Use, CD4 Cou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eople with HIV with Viral Load Suppressed in Southwestern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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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和病毒抑制已实现，抑郁仍是乌干达及全球HIV感染者（People with HIV, PWH）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本研究考察了接受ART且病毒受抑制的PWH中CD4细胞
尽管目前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和病毒抑制已实现，抑郁仍是乌干达及全球HIV感染者（People with HIV, PWH）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本研究考察了接受ART且病毒受抑制的PWH中CD4细胞计数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酒精使用对该关系的潜在修饰效应。研究人员合并了2017年5月至2021年8月在乌干达西南部四家医疗机构开展的两项纵向研究（DIPT [NCT03492216]和ADEPTT [NCT03302299]）的基线数据。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为病毒载量受抑制的成人。抑郁症状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评估（≥16分视为显著）。CD4+计数通过血液检测测量，酒精使用则同时采用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消耗量版（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Consumption, AUDIT-C）和干血斑中测量的酒精生物标志物磷脂酰乙醇（phosphatidylethanol, PEth）进行评估。研究人员采用多变量混合效应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关联。在908名参与者中，14.6%存在抑郁症状。中位CD4计数为632 cells/mm3（四分位距[IQR]：467.5–825.5），62.1%存在高或极高风险的酒精使用。总体而言，未发现CD4计数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调整后优势比[aOR]：1.04；95%置信区间[CI]：0.97–1.12；p＝0.26）。此外，未发现酒精使用水平存在效应修饰的证据（p＝0.10）。病毒受抑制的PWH中抑郁症状患病率较高。医疗服务提供者应对该人群的抑郁进行评估和管理。进一步研究应探索抑郁症状的成因并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
研究背景与意义
尽管当前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已广泛普及并实现病毒抑制，抑郁（Depression）仍是乌干达及全球HIV感染者（People with HIV, PWH）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既往研究表明抑郁与CD4细胞计数之间存在关联，其潜在机制可能涉及免疫激活，如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导致的免疫功能障碍，以及CD4细胞过度激活影响神经炎症和多巴胺传递进而参与抑郁发病机制。然而，这种关联可能是双向的，抑郁亦可通过生物学和行为学机制预测CD4细胞计数下降。许多先前考察CD4计数与抑郁关系的研究样本异质性较大，部分纳入了病毒载量未受抑制的个体。随着“检测即治疗（test and treat）”策略的实施，更多PWH在确诊后迅速启动ART并获得病毒抑制，因此有必要在病毒受抑制人群中重新评估CD4计数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此外，酒精使用在高收入国家及乌干达均较为普遍，高水平酒精使用可能增加抑郁风险并改变CD4与抑郁的关系。基于此，研究人员旨在探究乌干达西南部接受ART且病毒载量受抑制（HIV RNA < 200 copies/mL）的PWH中CD4计数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并评估酒精使用的效应修饰作用。该研究发表于《AIDS and Behavior》，其结果提示在病毒抑制时代，CD4计数可能不再是抑郁症状的主要预测因子，对临床关注 psychosocial 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二次数据分析方法，合并了乌干达西南部两家研究（DIPT与ADEPTT）的基线数据，总样本来源于2017年5月至2021年8月四家医疗机构的成年PWH。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接受ART≥6个月、病毒载量受抑制（< 200 copies/mL）、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且无活动性结核史、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升高≤正常值上限2倍。排除无CD4数据及病毒载量未受抑制或缺失者，最终纳入908人。抑郁症状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评估（切点≥16）。CD4+计数通过BD FACS Presto、PIMA POINT CD4检测系统及GeneXpert Dx系统测量。酒精使用采用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消耗量版（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Consumption, AUDIT-C）和自我报告结合干血斑磷脂酰乙醇（phosphatidylethanol, PEth）生物标志物（切点：PEth ≥ 50 ng/mL为中风险，≥ 200 ng/mL为高/极高风险）综合判定。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单变量分析，采用多变量混合效应logistic回归模型（考虑研究现场聚类效应）检验CD4与抑郁的关联，并引入CD4与酒精使用交互项检验效应修饰（p<0.10视为显著），CD4同时作为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200、200–<500、≥500 cells/mm3）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Bivariate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在单变量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伴有与不伴有抑郁症状的参与者中位CD4细胞计数分别为662.0和63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07）。在酒精使用方面，抑郁症状组中有65.2%被归类为高/极高风险酒精使用，非抑郁组为61.6%（p＝0.695）。未婚比例在抑郁组中更高（48.1% vs 36.8%，p＝0.014）。
Adjusted Association Between CD4 Cou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在多变量模型中，研究人员未发现CD4计数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每增加100 cells/mm3的调整后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为1.0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97–1.12）。年龄与抑郁症状相关。在将CD4作为分类变量的探索性模型中，同样未发现关联证据（p＝0.44）。此外，酒精使用水平的效应修饰作用无统计学证据（p＝0.10）。
讨论部分总结与研究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讨论指出，在病毒受抑制的PWH中未发现CD4计数与抑郁症状的关联，这可能是由于乌干达近年来实施“检测即治疗”策略使患者在较高CD4水平即启动ART，本研究中71%参与者CD4≥500 cells/mm3，且多数自报ART依从性好、总体健康状况佳及从事创收活动，这些因素可能与更好的身心健康相关且在病毒抑制时代削弱了CD4作为抑郁预测因子的地位。本研究中抑郁症状患病率为14.6%，低于部分系统综述报道但与其他地区部分研究相近，提示早期ART启动可能对降低抑郁患病率有影响。尽管既往认为酒精使用与精神健康双向关联，但本研究发现酒精使用无显著效应修饰作用，可能源于治疗随访带来的照护益处及当地酒精使用的社会文化接受度。研究局限性包括二次分析无法确立因果、未测量混杂因素、自我报告偏倚及因安全性排除肝酶升高者可能遗漏部分高风险饮酒者，优势在于使用验证量表及客观酒精生物标志物PEth。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综上所述，尽管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病毒载量受抑制的HIV感染者中，CD4细胞计数与抑郁症状之间无关联证据，但抑郁症状仍普遍存在。这些结果提示，医疗服务提供者应意识到即使PWH病毒受抑制，仍面临抑郁风险。进一步研究应聚焦于其他领域以解决PWH中的抑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