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Policy》:Active Transport Health Model: Valuing the Health Benefits of Active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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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主动交通可在人群水平上增加身体活动,从而改善人群健康。了解改变身体活动的基础设施措施带来的健康及相关经济效益,有助于为投资提供依据,但评估此类效益具有挑战性。目的:本研究旨在开发一个模型,以估计主动交通行为变化带来的健康效益,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研究人
背景:主动交通可在人群水平上增加身体活动,从而改善人群健康。了解改变身体活动的基础设施措施带来的健康及相关经济效益,有助于为投资提供依据,但评估此类效益具有挑战性。目的:本研究旨在开发一个模型,以估计主动交通行为变化带来的健康效益,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研究人员将该模型应用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方法:主动交通健康模型(Active Transport Health Model)是一个比例多状态生命表(proportional multi-state lifetable, pMSLT)模型,用于量化整个人群生命周期内主动交通行为变化对健康的影响。模型模拟了与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空气污染和道路创伤相关的健康结局。模型输出包括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疾病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汇总为健康调整生命年(health-adjusted life-years, HALYs),并转化为货币价值。还模拟了医疗成本的变化。报告了每增加一人公里步行和骑行的价值(以澳元计)。采用5%的贴现率。结果:与汽车出行相比,每增加一人公里步行带来的健康效益为4.41澳元(95%不确定性区间3.81–5.05澳元),每增加一人公里骑行带来的健康效益为2.42澳元(95%不确定性区间2.05–2.76澳元)。该值随年龄和当前身体活动水平等因素而变化。结论:主动交通健康模型可用于评估和量化主动交通的健康效益。本研究中每公里货币价值高于以往研究。这对基础设施规划和交通项目指南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身体活动的货币化健康效益被纳入成本效益分析。
**论文解读:主动交通健康模型:量化主动交通的健康效益**
**研究背景与问题**
身体活动不足是导致非传染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澳大利亚,2024年身体活动不足占疾病总负担的2.1%,且弱势群体受影响更为严重。主动交通(如步行、骑行,包括往返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已被大量研究证实可增加身体活动水平,从而改善人群健康。然而,在交通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中,决策支持工具未能充分纳入身体活动相关的健康效益。现有的成本效益分析指南通常不考虑可能降低身体活动水平的项目(如鼓励从主动交通转向机动化交通的道路项目)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且对潜在身体活动增加的健康效益估算缺乏科学严谨性。因此,开发一种最佳实践方法来估算和量化主动交通的健康效益,对于支持投资决策至关重要。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开发一个模型——主动交通健康模型(Active Transport Health Model),以估计主动交通行为变化带来的健康效益,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研究人员将该模型应用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该模型基于比例多状态生命表(pMSLT)方法,能够整合多个因果通路(身体活动、空气污染和道路创伤风险),在一个内部一致的框架内评估净健康影响,并符合澳大利亚财政和交通评估要求。研究结果发表在《Applied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Policy》上,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健康效益货币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基础设施规划和交通项目成本效益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比例多状态生命表(pMSLT)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已建立的数学建模方法,纳入多种疾病并允许共病存在。模型按性别和5岁年龄组模拟人群,直至所有人达到100岁或死亡。通过比较“照常运行”情景和主动交通变化情景下人群剩余寿命的差异,估算健康影响。模型输入数据包括:新南威尔士州2017-18年国家健康调查的身体活动数据(按代谢当量MET-minutes/周分为不活跃、低活跃、中度活跃和高度活跃四组)、2019/20年新南威尔士州家庭出行调查的出行模式数据、2018年悉尼地区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PM
2.5数据、以及2018年新南威尔士州交通局Crashlink数据库的道路创伤数据。模型采用蒙特卡洛模拟(2000次迭代)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并应用狄利克雷分布模拟身体活动分类。健康效益通过健康调整生命年(HALYs)乘以健康生命年价值(基于2023年影响分析办公室的价值)转化为货币价值,医疗成本节约从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疾病支出数据中获取。贴现率采用5%。
**研究结果**
**1. 参考案例结果**
在参考案例中,研究人员假定10,000名出行者每周将5次汽车出行替换为主动交通(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步行),持续1年。结果显示,步行每增加一人公里(person-km)的健康效益经济价值为4.41澳元(95%不确定性区间3.81–5.05澳元);在道路上骑行(如混合交通、自行车道)为2.42澳元(2.05–2.76澳元);在独立于道路的设施上骑行(如自行车专用道,不接触机动车尾气及伤害风险)为2.47澳元(2.10–2.81澳元);与公共交通使用相关的步行(往返站点)为4.17澳元(3.54–4.86澳元)。这部分价值中,几乎全部来自身体活动增加(步行4.63澳元/公里,骑行2.54澳元/公里),而空气污染和道路创伤的净影响很小(道路创伤导致步行损失0.09澳元/公里,骑行损失0.04澳元/公里)。
**2. 敏感性分析结果**
健康生命年价值的选择显著影响每公里价值。例如,使用新南威尔士州交通局(TfNSW)的统计生命年价值时,步行每公里价值升至7.50澳元。贴现率调整(0%或7%)也引起较大变化:0%贴现率下步行价值为7.72澳元,7%贴现率下为3.84澳元。假设无身体活动代偿(即所有主动交通相关身体活动均为净增加)时,每公里价值增加约10%。不同亚组差异显著:男性高于女性,且绝对效益随年龄增长而增加(20岁人群步行价值0.63澳元,70岁以上人群达22.79澳元);当前不活跃或低活跃个体的效益远高于已高度活跃个体(不活跃步行价值6.68澳元,高度活跃仅0.63澳元)。干预规模(每周3次替换略高于5次)和干预效果持续时间(终身效应降低每公里价值)也影响结果。
**3. 疾病贡献分析**
当单独建模各疾病时,抑郁症每公里步行增加0.10澳元,焦虑症增加0.16澳元。纳入身体活动对全因死亡率的直接效应(基于加速度计测量)可使步行每公里价值从0.49澳元提升至4.41澳元,增幅约9倍。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骑行每公里价值低于步行,部分原因是骑行效率更高(每公里耗时更短),且骑行人群偏年轻(慢性病患病率低)。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每公里货币价值更高,主要归因于纳入了身体活动与全因死亡率的直接联系(基于加速度计证据)。模型的优势在于同时捕获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健康效益,并提供用户可自定义的仪表盘界面,但未纳入社会联系等难以量化的效益。模型可应用于两个层面:一是直接使用每公里价值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二是根据项目特征自定义参数运行完整分析。在实际政策试点中,模型已应用于澳大利亚Wagga Wagga主动出行项目和Coffs Harbour交通策略评估,展示了其评估不同人群和干预时长的能力。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结论** 研究人员开发了该模型以评估和量化主动交通的健康效益。分析表明,主动交通的健康效益价值高于以往估算。结果随年龄和身体活动水平呈现系统性和实质性变化:老年人和不活跃个体的效益巨大,年轻人获益较小,而已经达到高身体活动水平的人群几乎无获益。健康生命年价值和健康效益及成本的贴现率选择也产生重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支持主动交通的基础设施投资可显著改善人群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