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The virtuous loop between nature and well-being: a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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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研究表明,亲近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环境有益于健康。自COVID-19以来,人们开始重视自然空间和乡村地区,而室内活动时间也相应增加。本研究旨在探讨福祉、在户外活动中与自然的接触、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多项研究表明,亲近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环境有益于健康。自COVID-19以来,人们开始重视自然空间和乡村地区,而室内活动时间也相应增加。本研究旨在探讨福祉、在户外活动中与自然的接触、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EB)之间的关系,并考虑社会人口变量(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的影响。研究基于一项调查,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与18位自然环境、福祉和休闲领域的专家合作设计问卷,最终形成了一份稳健的调查问卷。共有515名西班牙居民(54%女性,46%男性)匿名自愿参与了调查。结果表明,自然环境中的活动与福祉影响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年龄是研究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与其他方面相互依赖。与自然的接触对成年人的整体福祉(holistic wellbeing)和年轻人的心理福祉(psychological wellbeing)有影响。根据研究,与自然接触的活动对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情绪改善(improved mood)和总体福祉(general wellbeing)有积极影响,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促进了身体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推荐。研究证实了亲环境行为与对自然环境的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之间的联系。年龄、生活满意度、个性(personality)、活动水平(activity level)和教育(education)等决定因素会影响环境敏感性(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进而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行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福祉、户外活动中与自然的接触、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一致模型,并探讨了其在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可持续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空间亲生物设计(biophilic design of spaces)和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领域的可能应用。这项研究重新思考了绿色公共空间,以促进基于自然的活动(nature-based activities)、流动性(mobility)和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 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然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中发挥关键作用,吸收约一半的人为碳排放,并提供多种服务以维护人类福祉(wellbeing)。然而,气候变化常被视为非紧迫、抽象且心理遥远的问题,降低了人们的行动承诺。尽管社会生态挑战要求理解环境变化与管理决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但当前公众意识虽有所提升,距离采纳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EB)仍存在差距。现有研究表明,亲环境行为与对自然的情感联系正相关,但缺乏系统机制研究,尤其是自然接触如何影响福祉并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具体路径尚未明确。为此,研究人员(代替“我们”)开展本研究,旨在识别户外活动中影响人们对自然积极感知的因素及其对福祉的作用,并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调节这些效应,最终推动亲环境行为。
###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文献系统综述、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设计问卷,并对515名西班牙居民(54%女性,46%男性,年龄≥16岁)进行匿名在线调查(雪球抽样),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及Cronbach's alpha等统计方法分析数据。研究得出:年龄是影响福祉与自然接触关系的关键因素;与自然接触提升生活满意度、情绪改善及整体福祉,进而促进身体活动、自然推荐及亲环境行为;研究构建了一个三因子模型,分别对应环境意识、敏感性与关注(F1),自然接触、生活质量与个性(F2),以及自然接触中的福祉、动机与影响因素(F3)。该模型可应用于环境教育、可持续森林管理、空间亲生物设计及公共卫生领域。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 **文献系统综述**:检索2020年前后学术数据库(如Scopus、Web of Science),筛选70余篇文献及160条参考文献,评估研究现状。
-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与18位自然环境、福祉和休闲领域专家进行两轮咨询,设计包含65个问题的问卷。
- **在线调查与雪球抽样**:通过Google Forms对西班牙居民(样本量n=510,实际回收515份)进行匿名数据收集,并辅以面对面访谈以覆盖未充分代表群体。
- **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交叉表分析、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变量间关联)、因子分析(提取潜在变量,KMO=0.6841,Bartlett检验显著)、Cronbach's alpha(信度检验,α=0.5160)。
样本队列来源:西班牙居民,主要来自马德里自治区(62%),女性占54%,男性占46%,年龄16岁以上,84%拥有大学学历。
### 研究结果
#### 3.1 调查参与者概况及其回应
通过分析515份问卷数据,参与者概况接近西班牙人口总体,但年龄偏大(35-64岁占69%)、教育水平偏高(84%大学学历)。78%居住在城市,62%来自马德里。多数参与者健康状况良好、生活满意度高、有植物或宠物、认同西方文化。主要户外活动为步行(64%),多在绿色空间(46%)或山区(28%)进行,频率以每周一次(45%)或更频繁(41%)为主。活动时长超过1小时者占75%。参与者情绪在活动后显著改善(“高涨”情绪从59%升至88%)。视觉是主要感知方式(88%),环境质量评分高(69%评4-5分),但仅有8%主动清理垃圾。COVID-19促使43%的人增加户外活动。78%持生态中心观(ecocentric view),90%家中有植物或动物。环境担忧方面,84%关注野火,76%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75%关注污染,72%理解行为影响自然环境。
#### 3.2 Spearman等级相关的主要发现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r=0.2025),年轻人(16-24岁)更看重心理福祉,成年人(35-64岁)更关注整体福祉。变量P42(所有生物相互联系)与26个变量显著相关,尤其与“行为影响自然环境”(r=0.42)和“通过关爱自然关爱自己”(r=0.42)正相关。P17(自然接触带来的福祉)与22个变量相关,包括视觉感知(r=0.20)、活动时长超1小时(r=0.17)、与环保NGO合作(r=0.15)等。P45(自然环境污染担忧)与22个变量相关,与物种破坏(r=0.60)、生物多样性丧失(r=0.53)等环境担忧高度正相关。P54(生活满意度)与22个变量相关,正相关关系包括活动满意度、健康状况、活动水平及年龄,负相关则与内向性格有关。P8(活动时长)与21个变量相关,与活动满意度(r=0.23)、距离(r=0.18)、福祉感(r=0.17)正相关。活动频率受距离(r=0.30)和可达性(r=0.19)影响。
#### 3.3 三因子模型
因子分析基于KMO=0.6841和Bartlett检验显著(χ2=5040.32,p=0.0),提取三个因子解释100%变异。
- **3.3.1 F1:环境意识、敏感性与关注**
该因子由生物多样性丧失担忧(P48)、物种破坏担忧(P46)、环境污染担忧(P45)、气候变化担忧(P49)及“所有生物相互联系”(P42)等变量高载荷构成。F1偏离正态分布,表明其行为预测性较低。其中生物多样性丧失担忧权重最高,与自然接触活动满意度正相关,COVID-19强化了这种关联。
- **3.3.2 F2:自然接触、生活质量与个性**
该因子由活动满意度(P26)、生活满意度(P54)、年龄(P52)、活动时长(P8)、环境评估(P19)及个人活动水平(P55)等正向载荷,以及偏好(P2)、成本障碍(P25)和性格(P59)负向载荷构成。F2接近正态分布,最具预测性。自然接触在年龄较大、外向、活跃、高满意度、高活动时长(>1小时/天)且不视成本为障碍的个体中最强。
- **3.3.3 F3:自然接触中的福祉、动机与影响因素**
该因子由距离(P4)、熟悉程度(P18)、活动时长(P8)、是否结伴(P9)、活动前情绪(P13)、福祉感(P17)及休闲支出(P63)等正向载荷,以及可达性(P5)、频率(P7)和首要原因(P10)负向载荷构成。F3接近正态分布,相对独立。整体福祉受移动设备探索、结伴、积极情绪及脱离日常事务驱动,受距离、可达性、每周一次>1小时频率及休闲支出影响。
- **3.3.4 最好解释这三个因素的问题**
关键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担忧程度、物种破坏担忧程度、自然距离、行为影响环境意识、气候变化担忧、万物互联认同、通过关爱自然关爱自己认同、野火担忧。F1强调环境担忧与教育,F2中自然接触与年龄、外向、活跃、高满意度相关,F3中福祉受距离、可达性、频率及休闲支出调节。F1与F2正相关,F3相对独立。
#### 3.4 研究局限性
样本存在地域偏差(62%来自马德里)和教育水平偏高(84%大学学历),可能影响结果代表性。问卷变量广泛导致相关系数较低,Cronbach's alpha值偏低(0.5160),但KMO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标准。横截面调查难以建立因果方向,主要描述变量间相关。未来需纳入时空数据、考虑公平性因素(如绿色基础设施分布)及进行纵向研究。
###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结论部分(Section 4)翻译如下:
研究证实,人们从自然环境中活动获益,包括情绪改善、整体福祉提升及环境责任行为,进而促进身体活动和对自然的联系。对户外活动最满意的人群感到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和健康得到改善,并推荐这些活动;他们持有更生态中心的观点,更关注环境污染,更理解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并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破坏更担忧。与已有研究一致,强烈的自然联系可能与高水平的福祉、自尊和个人成长相关。年龄、生活满意度、活动水平和教育等关键因素可能塑造环境信念,影响人们对自然的关系和行为。成年人表现出更环保的行为;生活满意度高者更意识到行为影响且更活跃;大学学历者更倾向于认同社会与自然脱节。女性对自然关系兴趣更大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更担忧城市绿地缺乏。文化影响感知过程,政治倾向调节环境意识,个性影响动机(外向者寻求社交和愉悦,内向者寻求放松)。个人财务起作用:休闲支出高者对城市绿地缺乏担忧更为温和。万物互联认同与所有环境担忧正相关,且认为活动改变了与自然的关系。本研究提供了一个一致的三因子模型,用于分析福祉、自然接触、环境意识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应用于环境教育、可持续森林管理、空间亲生物设计及环境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