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绿色治理: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与城市工业污染管控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Digital empowerment for green governance: digital economy,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2日 来源: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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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DE)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在缓解城市工业污染(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UIP)排放并促进高质量经济扩张方面具有潜力。研究人员利用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DE)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在缓解城市工业污染(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UIP)排放并促进高质量经济扩张方面具有潜力。研究人员利用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模型、面板门槛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及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对DE对UIP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DE的发展对UIP减排具有正向影响,且DE对UIP减排的影响在不同工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及环境监管强度水平的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显示,DE可通过促进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与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来降低UIP。此外,当以DE作为门槛变量时,DE对UIP排放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双门槛效应,两个关键转折点分别为0.0921与0.5515,构成“弱效应—强效应—弱效应”的三阶段模型。当以人力资源水平(Human Resource Level, Hrl)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降低城市工业污染的影响逐渐增强并呈现非线性单门槛效应。在不同地理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DE的发展对UIP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即发展本地DE可直接减少本地UIP,并通过信息共享与技术扩散间接显著抑制邻近地区UIP。本研究结果为政府管理者推进环境治理与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研究背景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及应对气候变化,打破传统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发展模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尽管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强环境规制并在污染管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工业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平衡高质量经济发展与强力生态保护仍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挑战。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DE)作为新兴经济模式,具备渗透性、平台化与共享等典型特征,已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深刻影响全球生产的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与竞争格局。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中国DE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42.8%,成为高质量发展关键驱动力。DE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增长、能源转型及减污降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协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降低UIP排放提供了可能。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直接研究DE与UIP排放的联系,多集中于微观企业污染排放、碳排放与空气污染等生态影响,缺乏DE发展对UIP减排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因此,研究人员从理论层面揭示DE对UIP减排的影响与机制,实证考察DE对UIP减排的具体效应与机制,为落实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决策参考。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研究人员开展研究用到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采用中国2011年至2019年258个城市(样本队列来源)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工业污染(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UIP)综合指数(含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烟粉尘,熵权法)与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DE)发展指数(含数字产业发展、互联网相关产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普惠金融,熵权法);选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线性效应;采用机制检验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百度搜索指数)与绿色技术创新(Green Innovation)(绿色专利数对数)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门槛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Bootstrap自抽样500次)分析DE自身与人力资源水平(Human Resource Level, Hrl)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并结合邻接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分析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验多重共线性,以1984年每百人电话数与每百万人邮局数交互项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并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PM2.5)、调整样本期、缩短与延长窗口、剔除直辖市样本及“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如下:
基线回归结果与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DE对UIP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78),表明DE对UIP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原因在于DE的创新驱动效应激发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赋能绿色生产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打破环境信息壁垒促进政府与公众协同监管。
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为PM2.5、调整样本期为2015–2019、将UIP提前一期与两期、剔除直辖市样本及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检验,DE系数均显著为负,结论稳健。
内生性检验:以1984年每百万人邮局数(Yjjh)与每百人电话数(Dhjh)分别构建与上年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DE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结果显示第一阶段F值大于10且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显著,第二阶段DE对UIP系数显著为负;以1984年每百人电话数交互项作为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的工具变量,Anderson-Rubin检验显著,PEC对UIP系数显著为负(-0.280),通过内生性检验。
异质性分析:按工业化水平(二产占比中位数)分组,低工业化地区DE系数-0.090(1%显著),高工业化地区不显著;按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中位数)分组,高基础设施地区DE系数-0.090(1%显著),低基础设施地区不显著;按环境规制强度(中位数)分组,高规制地区DE系数-0.107(5%显著),低规制地区-0.054(1%显著),表明DE减排效应在低工业化、高数字基础设施与高环境规制地区更显著。
机制检验结果与分析: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机制检验中,DE对PEC显著为正,加入PEC后DE对UIP仍显著为负,Sobel检验显著,中介效应占比17.42%与5.29%;绿色技术创新(Green Innovation)机制中,DE对绿色创新(lnGinnov与NlnGinnov)显著为正,加入绿色创新后DE对UIP显著为负,Sobel检验显著,中介效应占比18.85%与14.18%,证实两者在DE降低UIP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非线性效应结果与分析:门槛效应检验显示DE自身存在双门槛(0.0921与0.5515),当DE<0.0921时系数-0.013不显著,0.0921≤DE≤0.5515时系数-0.090(1%显著),DE>0.5515时系数-0.045(5%显著),呈“弱—强—弱”三阶段;人力资源水平(Human Resource Level, Hrl)存在单门槛(0.9719),低于门槛时DE系数-0.047(5%显著),高于门槛时-0.099(1%显著),人力资源提升增强DE减排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Moran’s I指数表明DE与UIP均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1%水平)。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在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下,DE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为负且显著,如经济距离矩阵下直接效应-0.050(1%显著)、间接效应-0.165(1%显著),表明本地DE发展不仅减少本地UIP,还通过信息共享与技术扩散显著抑制邻近地区UIP,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DE作为新兴经济模式在解决UIP问题的同时催化高质量经济扩张,通过四类实证模型多维度考察DE对UIP排放的影响,发现DE对UIP减排具正向影响且具非线性双门槛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与绿色研发(绿色技术创新(Green Innovation))在DE影响UIP减排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理论贡献在于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DE对UIP减排的效应,从PEC与绿色创新两维度揭示内部机制“黑箱”,通过面板门槛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揭示双转折点(0.0921与0.5515)的三阶段非线性关系,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证明跨域协同治理的地理协调机制,丰富环境与空间互动理论。管理启示提出政府应以PEC与绿色研发为起点推动双路径绿色转型,建立数字环境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平台;依据区域数字化水平制定差异化DE减排政策(低发展区投基建、中发展区强绿色研发与转型、高发区优资源配置);突破行政边界建跨域数字基建协同网络激活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局限在于UIP指标仅含三类污染物不够全面,样本仅限中国城市未拓展全球视角,内生性处理仍有待更严谨方法。
研究结论部分原文翻译: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 DE)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具有在催化高质量经济扩张的同时解决城市工业污染(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UIP)问题的潜力。本文利用四种实证模型多维度考察DE对UIP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DE对UIP减排施加有利影响,且该影响效应具有非线性双门槛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此外,公众环境关注(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EC)与绿色研发在DE对UIP减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DE与环境领域的成果,也为推进环境治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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