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Policy-supported rice insurance and high-quality rice cultivation by professional grain farmers: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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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质量稻米种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在生产成本上升、粮价波动及自然灾害增多的压力下,考察政策支持稻米保险(Policy-supported Rice Insurance)是否促进种粮大户(Professional Grain Far
推进高质量稻米种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在生产成本上升、粮价波动及自然灾害增多的压力下,考察政策支持稻米保险(Policy-supported Rice Insurance)是否促进种粮大户(Professional Grain Farmers)的高质量稻米种植十分关键。本研究聚焦种粮大户这一稻米经营微观主体,利用中国江西省17个县511户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采用Tobit回归、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与调节效应(Moderation Effect)模型,检验政策支持稻米保险如何影响种粮大户的高质量稻米种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支持稻米保险显著促进种粮大户采纳高质量稻米种植。在其他因素不变时,政策支持稻米保险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农户高质量稻米种植面积占比将增加0.339个单位。中介分析揭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通过提高农户雇工水平(Hired Labor Level)来促进高质量稻米种植。调节分析显示,政府补贴(Government Subsidies)在保险与种植实践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表明两种政策工具间存在潜在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支持稻米保险对土地连片度较高及稻米种植年限较长的种粮大户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些发现对提升政策支持稻米保险覆盖水平与参保率、引入差异化保险方案、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及加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与其他补贴政策的协调具有政策启示。
该研究背景立足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内涵由“数量安全”向“质量安全”深刻转型。稻米作为主食贡献全国年粮食产量30%,但目前面临普通稻库存过高与优质稻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高质量品种伴随高生产成本、严技术要求与价格波动,导致种植风险大、农户积极性低。现有文献多关注传统小农户且侧重“产量效应”与“绿色技术效应”,缺乏针对作物质量升级及种粮大户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系统分析,亦缺乏对多政策工具协调边界的探讨。为此,研究人员以江西省这一典型稻作区为研究区域,基于511户种粮大户微观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旨在揭示保险政策在化解高质量农产品“高成本高风险”约束中的微观机制,为农业保险理论与政策制定提供微观证据。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用到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数据来源于2023年6月至8月江西省17个县经营面积2公顷以上种粮大户的家庭调查,最终获得511份有效样本。变量选取上,因变量为高质量稻米种植比(高质量稻米面积/总稻米面积),自变量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水平(参保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中介变量为雇工水平(单位面积雇工成本),调节变量为政府补贴(单位面积补贴额),并控制个体、家庭与经营特征。模型构建采用适用于受限因变量[0,1]区间的Tobit回归模型进行基准检验,采用三步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雇工水平传导路径,构建含交互项(Policy-supported Rice Insurance × Government Subsidies)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贴边界,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县级其他农户平均参保率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辅以更换模型、替换变量与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如下:
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研究人员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Tobit回归发现,政策支持稻米保险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0.339),证实其对高质量稻米种植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验证假设H1。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10,无严重多重共线性。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研究人员通过更换为OLS回归、将因变量替换为是否种植高质量稻米的Logit回归以及对连续变量进行1%双边缩尾(Winsorization)处理,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保持显著正向,证实基准结果稳健。
内生性处理(Endogeneity Treatment):研究人员选用县级其他种粮大户平均参保率作为工具变量(IV)并控制县级固定效应,第一阶段F值为269.163远超临界值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仍显著正向影响高质量稻米种植,缓解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偏误。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土地连片度方面,高连片度组系数显著为正(0.519),低连片度组不显著,组间差异显著,表明连片经营放大保险促进效应。种植年限方面,长年限组系数显著为正(0.422),短年限组不显著,表明经验积累强化保险激励效果。
作用机制检验(Mechanism of Action Test):中介效应显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显著提升雇工水平(0.072),雇工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种植(0.188),KHB分解显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15.160%,验证假设H2。调节效应显示政策支持稻米保险与政府补贴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2.638**),政府补贴削弱保险正向作用,存在替代效应,验证假设H3;边际效应图显示随补贴增加保险边际效应递减甚至转负。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拓宽至种粮大户视角,揭示新型经营主体行为逻辑;扩展农业保险政策效果至质量升级维度;明确多政策工具协调边界;回应差异化保险需求。研究承认样本限于江西实施高质量稻米技术项目的县,外部效度受地域与政策环境限制,未来需扩大至不同稻区与规模比较。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为:近年来,稻米产量与质量已成为提升粮食自给率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推广高质量稻米品种对改善稻米品质与增收有重要作用,但其采纳受多因素制约亟需政策支持。利用中国江西省17个县511户种粮大户调查数据,采用Tobit回归、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策支持稻米保险的影响及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政策支持稻米保险显著促进种粮大户高质量稻米种植,保险水平每增1单位,种植占比增0.339单位,经稳健与内生性检验成立。第二,异质性显示该促进效应对土地连片度高与种植年限长者更显著。第三,雇工水平起中介作用,保险通过提高雇工促进种植。第四,政府补贴起负向调节,二者存潜在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