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Seroprevalence of SARS-CoV-2 in Livestock in Sarawak, East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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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南亚小农饲养体系中的家畜与人类存在密切且频繁的接触,家畜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生态学中的作用仍研究不足。本横断面研究调查了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家畜中SARS-CoV-2中和抗体的血清流行率。研究人员从砂拉越兽医诊断服务实
尽管东南亚小农饲养体系中的家畜与人类存在密切且频繁的接触,家畜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生态学中的作用仍研究不足。本横断面研究调查了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家畜中SARS-CoV-2中和抗体的血清流行率。研究人员从砂拉越兽医诊断服务实验室获取了于2024年6月至9月期间采集并保存的180份家畜血浆样本,涉及猪、牛、水牛、绵羊和山羊,并采用GenScript cPASS替代病毒中和试验(sVNT,surrogate 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进行检测。该方法为不依赖物种的检测技术,用于识别能够阻断SARS-CoV-2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receptor-binding domain)与ACE2相互作用的抗体。按照生产商推荐的阈值判定,总体有19.4%(35/180)的样本呈血清阳性。不同物种间血清流行率差异显著,其中山羊最高(48.6%),其次为绵羊(28.6%)、牛(11.4%)、水牛(8.3%)和猪(2.6%);不同采样地点之间也存在差异,但年龄组和性别之间无差异。多数阳性样本的抑制值较低且接近检测阈值,提示其中和抗体反应较弱或为短暂性反应。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物种是与血清阳性独立相关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砂拉越家畜存在来源于人类的SARS-CoV-2散发性溢回暴露,而无证据表明家畜群体内部存在广泛或持续传播。鉴于SARS-CoV-2仍在持续进化,仍有必要对家畜开展基于风险的周期性监测,以观察宿主易感性是否发生潜在变化。
该研究发表于《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聚焦马来西亚东部砂拉越地区家畜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的既往暴露情况,旨在填补东南亚家畜在新型冠状病毒生态学与跨物种传播研究中的证据缺口。既往关于SARS-CoV-2动物宿主的研究多集中于伴侣动物、野生动物及少数圈养动物,而家畜尽管在小农和半集约化养殖体系中与人类长期、高频接触,其在病毒传播网络中的位置仍未得到充分界定。特别是在“单健康”(One Health)框架下,病毒由人传播给动物的“逆向人兽共患传播”或“溢回传播”已在多类动物中被证实,因此明确家畜是否存在暴露、是否可能构成次级宿主或传播放大节点,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
研究背景表明,SARS-CoV-2自2019年底出现后,不仅在人体中造成全球性流行,也不断突破物种屏障进入多种动物群体。部分研究已显示,某些野生动物可维持病毒持续演化,提示动物宿主有可能在适宜生态与流行病学条件下成为新变异株形成的潜在储存库。然而,相比伴侣动物与野生动物,家畜在这一问题上的证据相对匮乏。实验感染研究总体提示,猪、牛、羊等常见家畜通常不是高效易感宿主,且家畜间持续传播尚缺乏明确证据;但自然条件下的偶发感染或血清学暴露仍有报道。马来西亚先前研究已证实当地伴侣动物及野生啮齿动物存在SARS-CoV-2血清学暴露,因此家畜成为进一步开展溢回调查的合理对象。尤其在砂拉越,小规模养殖系统中农户与家畜的近距离反复接触、伴侣动物和共栖鼠类的存在,均可能构成跨物种暴露界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建立当地主要家畜物种的基础血清学资料,为未来整合人、动物与环境的综合监测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的是一项横断面血清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在180份家畜血浆样本中,35份存在SARS-CoV-2中和抗体,总血清阳性率为19.4%。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山羊和绵羊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牛、水牛和猪;不同地区间亦存在异质性,但年龄和性别与阳性状态无显著关联。进一步通过多变量分析发现,物种是唯一保持独立统计学关联的因素。研究整体结论认为,这些血清学信号更符合人向家畜的散发性溢回暴露,而非家畜群体内部广泛或持续传播。该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补充了东南亚尤其是砂拉越地区家畜SARS-CoV-2暴露的基础证据;另一方面,它提示即使常见家畜通常不是高适配宿主,家畜—人界面仍然值得纳入长期、基于风险的“单健康”监测体系,以便及时识别病毒持续进化背景下宿主易感性的变化。
在技术方法方面,研究基于砂拉越兽医诊断服务实验室于2024年6月至9月常规送检并归档的180份家畜血浆样本,样本来源涵盖猪、牛、水牛、绵羊和山羊多个采样地点。血清学检测采用GenScript cPASS替代病毒中和试验(sVNT),通过检测抗体阻断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相互作用的能力评估中和抗体。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以及Firth惩罚Logistic回归,用于在小样本和准完全分离条件下评估物种、地点、年龄和性别与血清阳性的独立关联。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报告了总体血清流行情况。研究共纳入180头家畜,样本以雌性个体和成体为主,且采样点分布于砂拉越多个地区。总体35/180为阳性,对应血清流行率19.4%。在物种分层后,山羊阳性率最高,为48.6%(17/35);绵羊次之,为28.6%(10/35);牛为11.4%(4/35);水牛为8.3%(3/36);猪最低,仅为2.6%(1/39)。研究还指出,多数阳性样本的抑制率仅略高于30%的阳性阈值,说明这些阳性反应多为低水平阳性。通过这一结果,研究人员得出一个关键判断:检测到的中和抗体信号整体较弱,更符合既往有限暴露后的残留免疫反应,而不支持近期广泛传播或强烈免疫刺激。
随后,论文分析了与血清阳性相关的潜在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动物类型以及采样地点与血清阳性具有潜在关联。由于原始分类中存在数据稀疏和准完全分离,研究人员将物种按照食性和类别进行合并:猪归为小型杂食动物,山羊和绵羊归为小型反刍动物,牛和水牛归为大型反刍动物;采样地点则按砂拉越地理区域归并为西部、中部和北部。分析发现,小型反刍动物的血清阳性优势比显著高于大型反刍动物和小型杂食动物;而来自西砂拉越的动物在单因素分析中其阳性概率低于中砂拉越和北砂拉越。相比之下,年龄组和性别均未见显著关联。该结果说明,物种差异和空间分布异质性可能是家畜暴露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多变量分析中,研究人员采用Firth惩罚Logistic回归,以减少小样本偏倚并在数据分离存在时获得稳定估计。校正地点、年龄和性别后,动物类别仍然与血清阳性独立相关,其中小型反刍动物的阳性几率显著升高,校正后优势比(aOR)为10.01,95%置信区间为3.03–33.06,且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相反,地点在校正模型中不再保持显著,提示其初始关联可能部分受物种分布差异或其他混杂因素影响。年龄与性别在多变量模型中仍未显示独立作用。由此,研究结果的核心结论进一步集中到物种层面,特别是绵羊和山羊较其他家畜更容易检测到血清学暴露信号。
讨论部分围绕这些结果进行了谨慎解释。研究认为,总体19.4%的血清阳性率并不意味着家畜中存在活跃传播,因为阳性样本多为接近阈值的低水平反应,这种模式更支持散发性、偶发性的人向家畜溢回暴露。论文将结果与既往家畜sVNT研究相比较,指出其他研究中低水平sVNT阳性在经典病毒中和试验(VNT)中未必能够得到证实,因此家畜中弱阳性结果需要保守解释。研究同时结合实验感染证据指出,牛总体易感性较低,且缺乏同群传播证据;猪通常仅表现为极低易感性或有限感染;山羊和绵羊虽然在自然条件下已有血清学暴露报道,但免疫应答往往较弱且具有变异性。因而,本研究中小型反刍动物更高的阳性率,既可能反映其在真实养殖环境中具有更高暴露机会,也可能与小农管理模式下更频繁的人畜接触有关。至于地点差异,研究仅认为其支持暴露事件可能具有聚集性,但并未据此推断稳定传播链的存在。
论文也明确指出研究局限。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判断暴露发生时间,也不能确定传播方向;其次,未同步开展RT-PCR检测,因而无法评估采样时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或病毒排出;再次,阳性结果聚集在阈值附近,提示仍需结合更严格的确认性试验审慎解读;此外,研究未纳入农场层面的聚集效应以及人群COVID-19史、动物流动和饲养强度等详细暴露变量,这些因素可能解释空间异质性及物种差异。尽管如此,研究仍强调,家畜虽然不太可能成为SARS-CoV-2的主要维持宿主,但在“单健康”框架下,记录家畜中的暴露信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反复的跨物种接触为病毒适应创造了机会。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家畜中识别到以低水平为主的SARS-CoV-2血清阳性,这一结果与来源于人类的散发性溢回事件相一致,而不支持家畜群体内部存在广泛或持续传播。该发现与不断积累的实验和现场研究证据相吻合,即常见家畜物种通常并非SARS-CoV-2的适宜宿主。然而,考虑到SARS-CoV-2处于动态进化过程中,且在人—动物接触界面持续存在跨物种暴露机会,仍有必要对家畜实施周期性、基于风险的监测,以便随时间推移及时发现宿主易感性或传播模式的潜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