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引发了气候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陆地环境,也波及世界海洋。除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直接积累造成的酸化现象外(Caldeira, 2007; Cao and Caldeira, 2008),海洋还可能受到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因素影响。由于上层混合层持续升温,海洋层化现象日益严重,垂直混合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效(Li et al., 2020; Cheng et al., 2025),这对浮游植物生长产生了不利影响(Rost et al., 2008)。格陵兰岛和北极冰川的融化导致更多淡水进入海洋,进而可能改变海洋混合模式;南极洋和大西洋已出现经向翻转环流减弱的迹象(Lee and Liu, 2023; Li et al., 2024)。如果海洋洋流和环流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将严重影响热量和养分的输送,进而威胁海洋生态系统(Winton et al., 2013; van Gennip et al., 2017)。多种有害因素同时存在时,甚至可能导致敏感物种灭绝(Bijma et al., 2013)。要想缓解或扭转这些负面趋势,就必须了解目标海洋的现状及其近年来的变化情况。
世界海洋由五个不同海域构成,其中太平洋面积最大,超过165?×?106平方公里。通常,太平洋按纬度分为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按经度分为西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平均而言,西太平洋比东太平洋深1公里,地球上的最深点——马里亚纳海沟也位于此处(Costello et al., 2010)。海洋中的水团通过多种洋流移动,这些洋流属于顺时针方向的北太平洋环流和逆时针方向的南太平洋环流,其强度会以十年为周期发生变化(Di Lorenzo et al., 2010; Hitt et al., 2022)。由于其巨大的面积和深度,太平洋是硝酸盐、磷酸盐和硅酸盐等营养物质最丰富的储存库(Du and Tian, 2025)。此外,溶解无机碳(DIC)也包含多种离子或原子形式的颗粒,这些颗粒可用于追踪海洋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其中包括人工产生的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素(Schlosser et al., 1999; Livingston and Povinec, 2002; Stark et al., 2004; Povinec et al., 2011; Qiao et al., 2023; Hirose, 2024)。
放射性碳(14C;半衰期=5700?±?30年)是一种常用的海洋示踪剂,长期以来被用于研究海气气体交换和温跃层通风现象(Broecker et al., 1986; Hesshaimer et al., 1994; Peacock, 2004)。全球范围内,14C的自然生成速率约为1.6原子/平方厘米·秒(Poluianov et al., 2016),这一生成过程主要是由次级宇宙射线中子与平流层下层和对流层上层的最常见稳定氮同位素14N发生的核反应14N(n, p)14C所导致的。生成后的放射性碳会在大气中迅速氧化为一氧化碳14CO,进而转化为二氧化碳14CO2,后者则是放射性碳进入海洋其他区域的主要形式。通过自然途径生成的14C在海洋中的总量约为1.79?×?1030原子(Key et al., 2004),这一数值是核武器试验释放到海洋中的炸弹放射性碳量的两倍多(Peacock, 2004; Naegler and Levin, 2006)。虽然核燃料后处理设施的排放、核电站运行过程中的释放以及核电站事故等人造来源也可能对大陆范围内的14C浓度产生影响(Graven and Gruber, 2011),但对太平洋的放射性碳储量来说,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Povinec et al., 2013, 2017; Kaizer et al., 2018)。
本文旨在描述1990年代至2010年代太平洋中放射性碳的分布情况。据笔者所知,这一时期拥有足够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可靠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研究者试图判断过去观察到的长期分布模式是否在后续年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与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物理状态改变有关。为此,研究者分别分析了表层海水、深层海水以及水柱中炸弹放射性碳储量的时间变化情况。对于所有偏离趋势的异常值,研究者都进行了识别并分析了其成因。笔者认为,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放射性碳海洋记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