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胞死亡与疾病》杂志长期举办的学术活动中，仅因COVID-19疫情而中断过，第12届CDDisease会议：精准医学研讨会于2026年4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苏州举行。该会议是在意大利与中国在精准医学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下组织的，由Heal Italia基金会与《细胞死亡与疾病》（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共同推动，并由苏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协办。会上，中国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俊英和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研究所的约翰·西尔克分别做了两场主题报告，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和临床专家齐聚一堂，为跨学科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体现了全球通过国际合作推进精准医学发展的趋势。

精准医学正在从以特定靶点为方向的方法转向整合基因组、临床、环境及数字信息的系统级策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反映了人们对于疾病认知的深刻变化——即疾病是相互关联的生物网络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会议强调了一个核心理念：细胞死亡通路作为关键的调控中心，能够整合代谢信号和免疫信号，从而影响疾病的进展以及治疗反应。

细胞死亡信号作为整合性调控平台

受调控的细胞死亡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讨论内容之一。在主题报告中，袁俊英指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1（RIPK1）是平衡促存活信号与促死亡信号的关键调节因子。除了参与调控由TNF引发的细胞死亡（包括凋亡和坏死性凋亡）外，RIPK1还与炎症信号通路相关，且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选择性RIPK1抑制剂的研发进一步凸显了针对这一通路的临床应用潜力。

中国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的苏丹·何进一步明确了RIPK1激活的分子机制，他发现了在TNF引发的细胞死亡过程中，RIPK1发生泛素化所必需的一种E3连接酶，这种酶有助于形成促死亡信号复合物。这些发现揭示了调控细胞存活信号与细胞死亡信号转换的更多层次机制。

在线粒体调控方面，中国南开大学的陈泉阐述了PGAM5–FUNDC1轴作为协调线粒体自噬与凋亡的分子开关的作用。该通路通过调节FUNDC1和Bcl-xL，将线粒体质量控制与细胞代谢及细胞命运决定联系起来。与之相关的，中国浙江大学的陈嘉明则强调了RIPK3在细胞死亡以及宿主防御中的细胞因子信号传导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指出了其在维持组织稳态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第二场主题报告中，约翰·西尔克回顾了针对凋亡蛋白抑制剂的SMAC模拟物的发展情况，同时分析了这类药物的临床前景及当前存在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挑战了传统上将细胞死亡视为最终事件的观念，而是将其视为连接炎症、代谢和组织稳态的活跃调控界面。

癌症进展与治疗耐药性的共同机制

癌症的进展和治疗耐药性都是多层级调控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网络整合了转录、代谢和信号传导途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孙强发现了肝细胞癌中一种非典型的活性氧缓冲机制：HIF1α–KLF4信号通路会诱导异常表达血红蛋白，以此清除活性氧，进而提高细胞对索拉非尼等靶向治疗的耐药性。

在转录层面，意大利罗马“托尔韦加塔”大学的杰里·梅利诺探讨了p63及其相互作用蛋白在调控上皮细胞命运和肿瘤进展中的作用；而意大利巴勒莫大学的乔治奥·斯塔西则证明了在结直肠癌干细胞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通过C1Q–IL-6–CEBPD–SETD8轴诱导p53的表观遗传沉默。破坏这一信号环路可以恢复p53的功能并抑制肿瘤生长，这突显了肿瘤与免疫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意大利罗马“托尔韦加塔”大学的毛罗·皮亚琴蒂尼表明，抑制转谷氨酰胺酶2可以通过干扰丝氨酸的生物合成并促进细胞死亡来抑制肝细胞癌的发展，其药理抑制效果与基因敲除类似。中国四川大学的肖志雄进一步证明，靶向E3连接酶FBXL2可以重新调控EGFR/HER2信号通路，从而克服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耐药性。

意大利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大学的马西莫·多米尼奇则从治疗角度出发，介绍了旨在诱导难治性癌症肿瘤细胞死亡的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他的报告强调了工程化的间质基质细胞和经过CAR改造的免疫细胞作为提升靶向细胞毒性、重塑肿瘤微环境的有效手段。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癌症的进展和治疗耐药性源于信号传导、代谢和表观遗传网络的相互作用，同时也为开发能够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并重塑肿瘤微环境的新疗法提供了思路。

组织、代谢及治疗环境中的免疫调控

本次会议带来的一个重要理论进展是：人们认识到免疫调控不仅受传统的细胞因子和检查点通路影响，还会受到代谢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的调控。

中国长春科技大学的李春义以鹿角发育作为出生后器官发生的独特模型，指出雄激素激活的鹿角干细胞会通过CCL2等免疫趋化信号招募巨噬细胞，从而启动鹿角的形成过程。这些发现凸显了干细胞与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组织再生中的重要性。

在癌症免疫学领域，中国徐州医科大学的卢凌发现丙氨酰-tRNA合成酶1（AARS1）是连接肿瘤代谢与免疫抑制的关键调节因子。该通路通过蛋白质乳酰化作用稳定ATF6，进而促进色氨酸的生成并推动调节性T细胞的分化，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加剧肿瘤的进展并增强肿瘤对PD-1阻断治疗的耐药性。破坏这一循环则可以提高免疫疗法的效果。

中国福建医科大学的陈宇研究了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指出了这些事件的多器官涉及特性、临床异质性以及当前治疗上的局限性。他的团队开发了针对特定器官的小鼠模型以及多组学分析方法，旨在为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策略提供支持，从而在实现抗肿瘤效果的同时控制毒性。

与此同时，中国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的王颖表明，脂质代谢能够调控干细胞命运和免疫系统的发育。SCD1介导的脂质代谢不仅影响干细胞的分化，还决定了胸腺上皮细胞对胸腺细胞分化及外周调节性T细胞生成的调控作用。中国香港大学的贾伟将这些发现扩展到全身代谢层面，指出胆汁酸可通过肠-肝轴途径调控葡萄糖代谢、免疫系统发育以及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分子层面，中国浙江省人民医院的秦越宇强调了赖氨酸的翻译后修饰在整合代谢信号和信号传导通路中的核心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代谢是决定免疫调控、组织稳态以及治疗反应的关键因素。

新兴生物标志物、调控层次与学术交流

生物标志物研究的进展进一步推动了精准医学的发展。意大利维塔-萨卢特圣拉斐尔大学的萨布丽娜·吉格里奥强调了无细胞DNA作为一种微创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通过多组学分析方法，它可在肿瘤学和多种系统性疾病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的安德烈亚·佩拉则展示了HLA-G在肝脏疾病中的功能具有情境依赖性，指出它有望成为预测疾病进展的生物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除了学术报告之外，会议还设置了与《细胞死亡与疾病》杂志编辑部的在线交流环节。英国伦敦施普林格·自然的劳瓦尔·阿比奥拉介绍了该杂志的编辑定位，以及其对癌症、免疫学、神经科学和代谢领域中具有转化意义的细胞死亡研究的重视程度。随后进行的互动讨论围绕论文发表标准以及新兴研究方向展开，强调了将基础研究发现与实际应用效果相结合的重要性。

结论

第12届CDDisease会议体现了精准医学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当前的研究不再仅仅聚焦于单个分子靶点，而是越来越重视将细胞死亡通路、代谢网络和免疫调控视为相互关联的系统，这些系统共同决定了疾病的结局。

在这一框架下，细胞死亡调控因子可作为信号传导枢纽，代谢程序能够塑造免疫微环境，而微环境中的各种相互作用则会影响治疗效果。这些进展表明，要实现有效的精准医学，就需要针对动态变化的生物网络而非孤立的分子通路。不过，目前仍面临一个关键挑战，那就是理解这些相互关联的系统在不同疾病类型和患者群体中的运作机制。解决这一挑战对于将系统层面的认识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临床策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