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中学教师对声源反应的声学评估

《Buildings》:Occupant-Centred Acoustic Assessment of Teachers’ Responses to Sound Sources in a Secondary Schoo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2日 来源:Building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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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室内环境的声学质量影响其中工作的教师之健康、工作表现与舒适度,然而相关评估往往将该环境简化为单一总体声级。在中国一所中学开展的横断面(cross-sectional)案例研究中,全部148名教师对11类学校声源在可听度、烦扰度以及对教学和办公室注意力集中的

  
学校室内环境的声学质量影响其中工作的教师之健康、工作表现与舒适度,然而相关评估往往将该环境简化为单一总体声级。在中国一所中学开展的横断面(cross-sectional)案例研究中,全部148名教师对11类学校声源在可听度、烦扰度以及对教学和办公室注意力集中的干扰程度上进行了评分,并报告了感知噪闹度、提高嗓音、嗓音紧张、疲劳、情绪困扰和噪声敏感性;与此同时,对选定房间实施的声学测量为场地提供了背景语境,但未与个体受访者逐一匹配。针对这11类声源的评分主要由一个共同成分主导,但由此形成的复合评分与各类教师反应之间的关联并不一致。声源负荷与情绪困扰、提高嗓音及感知噪闹度相关,但与疲劳无关;疲劳反而主要随嗓音紧张变化,而情绪困扰则与噪声敏感性的关联最为显著。在探索性(exploratory)的声源特异性模型中,交通噪声及其他外部声源与感知噪闹度的关联最大,而操场活动和学生交谈与提高嗓音的关联最大。经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后,所有检验的亚组交互作用均未保留显著性。选定房间的测量记录显示,其条件与声源侵入及发声用力增加相一致。研究结果支持对学校室内声学采用以使用者为中心、按声源解析的研究路径,并为未来多学校检验提供了假设。
该文发表于《Buildings》,聚焦学校室内声环境对教师群体的影响,旨在突破传统学校声学评估仅依赖总体声级指标的局限,转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声源解析框架。既有研究长期强调学校声环境对学生言语感知、阅读、注意力及认知发展的影响,而对教师这一职业性高强度用声群体关注不足。教师在课堂中不仅暴露于复杂噪声环境,还需持续输出可懂度较高的语音,因此面临显著的职业性发声风险。既往文献表明,教师的发声障碍、情绪耗竭与工作压力常同时出现,且噪声敏感性会调节个体对相同声暴露的主观反应。然而,学校声环境通常由交通、施工、操场活动、走廊活动、邻室声音、学生交谈及设备声等多来源共同构成,不同声源的意义、空间位置与行为后果并不相同,单一综合指标难以揭示教师不同反应通道背后的差异性关联。基于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中国辽宁省抚顺市第50中学为对象,系统分析教师对11类学校声源的评价与其噪闹感、提高嗓音、嗓音紧张、疲劳和情绪困扰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辅以选定教室和办公室的客观声学测量,以建立主观感知与场地声学条件之间的解释性联系。

在研究设计上,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案例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包括全校教师问卷和选定房间的声学测量。问卷覆盖全体148名教师,回收完整且无缺失,样本分布于主校区和分校区三个教学点。问卷收集性别、年龄、教龄、周课时及班主任身份等信息,并测量感知噪闹度、提高嗓音、扩音设备使用、嗓音紧张、疲劳、情绪困扰与噪声敏感性。对11类声源,教师分别从可听度、烦扰度、教学干扰和办公室专注干扰四维度评分,据此构建总体声源负荷指数,并设置仅基于可听度的敏感性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统计上,研究人员采用主成分概括与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检验声源结构,使用包含协变量控制的线性回归模型和HC3稳健标准误,结合单声源探索模型、声源家族同时进入模型及事后四声源模型分析关联模式,并采用Benjamini–Hochberg程序进行FDR校正。客观测量方面,样本场地为主校区南楼的典型教室与办公室,测定空房间背景噪声、混响时间、空气声隔声与楼板撞击声,并记录1名教师在正常教学日中的双耳声暴露,作为场地语境而非个体匹配变量。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结构。

3.1. Teachers Reported a Broad School Sound-Source Load
首先,研究表明教师报告的学校声源负荷具有广泛性,而非集中于单一来源。148名教师中,女性占73.6%,46岁及以上者占62.2%,21年以上教龄者占65.5%。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为0.72至0.93。11类声源中,交通声的总体均值最高,其次为操场活动、学生交谈、走廊或共享空间活动以及邻近教室活动,说明教师感知到的声学负担同时来自建筑外部、校园公共区域及建筑内部多个层级。平行分析进一步显示,这11类声源评分主要由单一成分主导,第一主成分特征值为6.52,可解释59.3%的方差,支持将其概括为总体声源负荷指标。但在构念层面,该总体指标与烦扰度、教学干扰及办公室专注干扰联系更紧,而情绪困扰则更接近噪声敏感性和嗓音相关反应。

3.2. Associations Differed Across Emotional, Vocal and Fatigue Outcomes
其次,总体声源负荷对教师不同结果变量的关联并不一致。控制人口学与工作特征后,总体声源负荷与情绪困扰、提高嗓音和感知噪闹度存在关联,但与疲劳无显著关联。进一步将嗓音紧张纳入模型后,疲劳与嗓音紧张呈强关联,而总体声源负荷仍不显示相应正向关系,提示疲劳在本研究中更接近发声努力后果,而非一般声源负担。相比之下,情绪困扰呈现不同模式:噪声敏感性是其最强相关因素,总体声源负荷在调整后仍保留关联,嗓音紧张也与之相关。采用仅可听度构建的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后,提高嗓音、扩音设备使用和情绪困扰仍与该指标相关,疲劳仍无关联,而感知噪闹度接近但未达到FDR阈值。在仅可听度的嗓音—健康模型中,情绪困扰的调整后关联不再持续,说明情绪困扰更特异地对应于包含烦扰和干扰评价在内的“感知负担复合指标”,而不仅仅是“听到的频率”。这一结果提示,教师对学校声环境的反应至少存在可区分的情绪通道、嗓音通道和疲劳通道。

3.3. Exploratory Source-Specific Association Patterns
第三,探索性声源特异性分析揭示了不同结局变量所对应的“声源签名”。对感知噪闹度而言,外部声源最为关键,其中交通声的调整系数最大,其后为施工声和邻里活动声,说明教师对环境“是否噪闹”的总体判断主要受校外声侵入驱动。对于提高嗓音,最强关联来自操场活动与学生交谈,这两类声源与教学活动空间最为接近,更可能直接诱发教师为保持语音清晰度而提高发声强度。家具移动声、走廊活动、邻里活动、交通声、施工声、邻室活动以及HVAC/供暖/照明设备声也在边际模型中通过FDR校正。扩音设备使用则呈现较为狭窄的声源模式,交通声、操场活动及HVAC/供暖/照明设备声通过了校正。情绪困扰的声源覆盖面最广,交通声、楼上教室活动、邻近教室活动和施工声的关联较强,且11类声源在单独筛查中均与情绪困扰显著相关;与此相对,没有任何单一声源在疲劳或嗓音紧张上经校正后保留显著性。进一步在同时进入模型中,外部声源家族仍与感知噪闹度相关,本教室声源家族仍与提高嗓音相关;在事后四声源模型中,交通声仍对应感知噪闹度,而操场活动和学生交谈仍对应提高嗓音。情绪困扰在同时模型中则没有任何声源在FDR校正后保留显著性,提示其更可能由多源综合感知与个体易感性共同塑造。

3.4. No Subgroup Interaction Survived Multiplicity Correction
第四,研究未发现稳定的亚组差异。研究人员考察了噪声敏感性、班主任角色、周课时、年龄、教龄和性别对主要关联的交互作用,但所有交互在多重校正后均未保留显著性。尽管部分分层斜率在方向上相似,小样本组置信区间较宽,但这些结果不支持在本研究中声明某一教师亚群具有显著不同的声环境反应结构。描述性双剖面分析也重现了主结果:高负荷剖面组在声源负荷、噪声敏感性、提高嗓音和情绪困扰上均更高,疲劳与嗓音紧张亦较高,但差异幅度相对较小。

3.5. Selected-Room Acoustic Context
客观测量为上述主观结果提供了可解释的场地背景。门窗关闭时,教室背景噪声为33.1–38.7 dB(A),处于40 dB(A)高要求参考值以内;门窗开启后升至48.8–53.3 dB(A),所测办公室为48.7 dB(A)。另一次针对1名教师的一日跟踪表明,占用状态下教室约为66 dB(A),办公室约为55 dB(A)。混响方面,教室中频混响时间Tmid约为1.3 s,而办公室为0.7 s,前者明显高于约0.6–1.0 s参考范围,与较高发声努力及较差言语清晰度相一致。隔声方面,教室至走廊的现场空气声隔声值为21 dB,明显低于测量记录中教室—教室比较所采用的45 dB以上参考;教室—教室在未处理门缝时为45 dB,经胶带封堵门缝后提升至49 dB。尽管这些测量未与个体教师及其具体工作房间匹配,无法直接检验个体层面关联,但其总体上支持“声源侵入存在且教师可能需增加发声努力”的解释框架。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证明:学校声环境不宜仅以总体声级或单一噪声指标评估,而应结合可辨识声源、教师近端反应和个体噪声敏感性进行使用者导向分析。提高嗓音的结果符合Lombard效应(说话者在背景噪声中不自觉提高声强的现象)及教师职业性发声风险文献;疲劳与嗓音紧张而非总体声源负荷更接近,提示发声工作本身可能是疲劳的重要路径;情绪困扰则受噪声敏感性影响最大,说明心理易感性在该通道中具有更高解释权。研究还强调,外部交通侵入与内部教学近域活动分别主导不同结果变量,这一“外部源—噪闹感”“近端源—提高嗓音”的分化具有较强实践价值,可为建筑围护结构、门缝与分隔构造、走廊吸声、操场与教学时空缓冲、教室吸声改造及教师扩音和护嗓支持提供针对性方向。

该研究同时承认局限:其一,为单校横断面设计,结果反映共存模式而非因果路径;其二,核心声源负荷指标包含烦扰与干扰评价维度,与情绪结局在概念上存在部分重叠;其三,客观测量未与受访者个体匹配;其四,学校布局、围护条件、交通暴露及管理方式在其他学校可能不同,因此绝对数值和关联结构均需多校验证。尽管如此,全体教师完整参与构成了研究的重要优势,使其在校内范围内具有较高覆盖性和较完整的反应图谱。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在这项单一学校的横断面案例研究中,11类声源可归并为一个总体负荷,但其与教师各类反应的关系并不相同:声源负荷与情绪困扰、提高嗓音和感知噪闹度相一致,而疲劳与嗓音紧张的关联最强,情绪困扰则与噪声敏感性的关联最强。在探索性模型中,以交通声为主的外部声源与感知噪闹度关联最大,而操场活动和学生交谈与提高嗓音关联最大;同时进入的敏感性模型保留了这些对比模式。所有检验的亚组交互作用在校正后均未保留显著性。关于混响、空气声隔声和背景噪声级的选定房间测量,为这些发现提供了相容的场地背景,但并未与个体逐一匹配。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以使用者为中心、按声源解析的学校室内声学观,并为未来基于教师匹配测量的多学校研究提出了优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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