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矿业园区到遗产旅游：中国后工业转型时期的治理动态与地方创新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From mining parks to heritage tourism: Governance dynamics and lo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post-industrial transition

　　•中国的矿业遗产旅游并非源于市场需求，而是政策叠加的结果。•当地主体在分散的治理体系下寻求不同的矿业后发展路径。•2019年后的多部门矛盾与集中式管理转变影响着这些公园的可持续性。•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区域性的空间布局以及真实的多地点网络。

引言
将废弃的工业资源开采地转变为遗产目的地，反映了全球社会对资源景观认知的转变——从生产场所变为记忆、身份与体验的载体（Pretes，2002）。矿业遗产旅游已成为工业遗产旅游中的一个独特分支（Cole，2004），波兰的维利奇卡盐矿和威尔士的大坑国家煤矿博物馆等国际知名案例表明，矿业遗产可以被利用来创造经济机会、保护工业文化并重塑地区特色。工业遗产地日益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创意空间营造以及后工业地区复兴的重要力量（?opi?等人，2014；Szromek等人，2021）。这些案例说明，全球范围内的矿业衰退地区正在将基于遗产的发展作为应对经济结构调整、强化地方特色以及培育更可持续的旅游模式的策略（Kimic等人，2021；Naum，2019）。同时，国际经验表明，矿业遗产旅游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工业遗迹本身的价值，还与治理机制、解读策略以及当地主体将全球遗产保护理念与特定生态、文化及制度环境相结合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全球后工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矿业遗产发展举措才得以被置于其中并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之一，每年有数十亿人次旅游活动。近年来，中国逐渐将游客流量引向那些因矿业开发及其后续关闭而面临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地区。从历史上看，采掘业一直与生态恶化、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以及波动的经济周期紧密相关（Yang等人，2024；Yang和Ho，2019）。随着许多矿山接近枯竭或关闭，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寻找替代的发展路径，以稳定民众生计、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并保护工业遗产（Yang等人，2025a），同时实现公正的转型（Yang等人，2026）。然而，矿业遗产旅游并非由市场驱动而产生，而是中国国家矿业公园政策带来的意外结果——该政策最初侧重于土地复垦、灾害防范和资源管理，而非旅游发展。2004年，中国国土资源部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将不再运营或部分运营的煤矿、油页岩矿和矿场改造成国家矿业公园。自该计划实施以来，已分四批批准建立了88个国家矿业公园；但正如中央政策设计与地方执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显示的那样，到2025年仅有39个公园（44.3%）正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这些矿业公园体现了采掘历史、文化遗产、环境修复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独特结合。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工业遗迹、诠释矿业文化、振兴当地经济，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然而，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这些公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可持续性仍存在差异。有些公园已发展成为具有多元化旅游模式的热门景点，而另一些则暴露出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模式所带来的局限性，表现为治理结构混乱、吸引力不足或社区参与度低。

近年来，中国关于矿业公园的研究日益增多（Dai等人，2013；Dai和Que，2012；Fan，2022；Han和Li，2024；Li等人，2023；Que，2012；Zhen等人，2018），但这些研究大多从资源管理、土地复垦以及开采后的再开发角度来探讨这些场所，而非将其视为遗产旅游目的地。大部分文献将矿业公园主要视为用于生态修复、灾害防范和城市转型的政策工具（Dai等人，2013；Li等人，2023；Zhen等人，2018），这反映出它们在土地资源管理框架下的行政起源，而非旅游规划范畴。因此，现有研究往往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社会可持续性等方面来评估矿业公园的价值（Han和Li，2024；Zhao等人，2020），而忽视了它们在支持地区工业遗产发展方面的潜力（Wang等人，2020）。关于游客体验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些研究既发现了游客的积极反馈，也指出了服务质量不佳、商业化过度以及解读能力薄弱等持续存在的问题（Gillette和Boyd，2024a，2024b；Tang和Liang，2022）。Gillette和Boyd（2024b）对中国七个国家矿业公园的负面在线评论进行分析后指出，游客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反映出一些系统性问题，可能影响矿业遗产旅游的长期吸引力。

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在深化对矿业遗产旅游全球认知方面仍有不少机遇。首先，由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历来将矿业公园视为行政和环境项目，而非旅游目的地，因此未能充分揭示中国矿业遗产旅游形成的独特机制——它并非源于市场需求或目的地规划，而是政策驱动下的制度叠加所产生的意外结果。这一发展路径与国际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国际上，矿业遗产旅游通常是通过社区动员、遗产保护运动或旅游行业倡议而发展起来的。其次，研究中国矿业公园系统的治理动态，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权力分散、职责重叠以及多层级协调难题如何影响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这些动态表明，不仅是市场力量，治理结构也在决定着全球矿业地区的遗产解读、景区开发以及长期可持续性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各地的不同实践为理解世界各地的次国家级主体如何在不同的生态、制度和文化约束下重新解读工业遗产、整合资源并制定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比较视角。这些案例表明，矿业遗产旅游可以有多种发展路径，这为全球关于后工业转型、遗产价值提升以及可持续目的地发展的讨论提供了概念上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结合治理动态与地方创新这两个视角，探讨了中国国家矿业公园的可持续性，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相关讨论。该研究并未将矿业公园单纯视为旅游目的地，而是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结构、政策碎片化以及不断变化的行政要求如何导致了矿业遗产旅游的意外出现。通过研究地方政府如何解读、协商并适应这些制度条件，该研究评估了从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休闲公园到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体验型公园等多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不同可持续性路径。通过定性案例分析，该研究识别出了那些能够帮助某些公园比其他公园更有效地应对制度模糊性和生态限制的治理实践、适应策略及解读方法。由此，该研究不仅为中国，也为全球的矿业衰退地区提供了有益的见解，指出了矿业遗产旅游向更加有序、更具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演进的策略路径。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全球范围内发展矿业遗产旅游的现有研究；第三部分阐述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分析中国的国家治理架构及其面临的四大主要制度挑战；第五部分通过两种发展模式探讨地方创新；第六部分提出可持续矿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路径；第七部分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及未来研究方向。

文献综述：全球范围内发展矿业遗产旅游
在许多曾经的矿业地区，发展矿业遗产旅游已成为后工业转型的重要策略。20世纪晚期，西欧及其他地区的矿业区逐渐失去工业化特征，废弃的矿山越来越多地被改造成遗产目的地。这一全球趋势反映了人们对采掘景观的重新认识，即把工业废墟视为文化资产、教育资源以及推动发展的动力。

方法
鉴于全球范围内现有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宏观层面的治理分析与微观层面的景区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结合——本研究采用定性、多层级的研究设计，旨在探究中国国家矿业公园中矿业遗产旅游的发展状况。该方法旨在同时把握影响矿业公园发展的制度动态以及各个景区出现的本地创新。

第一部分 中国矿业公园的国家治理结构与制度挑战
中国国家矿业公园政策的演变可以通过逐步、分层的政策制定过程来理解，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革方式在中国治理体系中十分常见（Van Der Heijden，2011；Zhang等人，2025）。这一政策框架并非源自统一的设计，而是随着新目标的提出而逐渐添加到现有的制度安排之中，而非取代原有的制度。通常认为这一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2004年之前的地质遗迹保护阶段……

地方在矿业遗产旅游方面的创新
由于概念界定狭隘、权力分散、时间安排不切实际以及2019年之后的制度不确定性，中国的矿业公园系统产生了原则性强但实际执行不一致的国家政策。然而，这些结构性矛盾也为地方创新创造了空间，使得次国家级主体能够重新解读矿业遗产，并根据当地的生态、文化和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发展路径。

可持续矿业遗产旅游的战略路径
前述分析表明，中国的矿业遗产公园是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应性调整而发展起来的，这些调整受到生态条件、遗产资源、行政能力以及市场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从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休闲公园到具备商业盈利能力的体验型公园，这些不同的发展路径反映了之前所分析的更广泛的治理动态：国家政策虽然提出了宏伟的目标，但却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导。

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矿业遗产旅游发展路径与国际上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它并非源于市场需求、社区动员或目的地发展规划，而是中国国家矿业公园政策带来的意外结果——该政策最初侧重于土地复垦、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修复。正是这种政策驱动的起源，塑造了矿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制度环境。

作者贡献说明
Xiuyun Yang：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方法论、调研、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Qiuping Chen：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方法论、调研、数据整理、概念构建。
Xiuyun Yang | Qiuping 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