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Exercise as an adjunct intervention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 mini-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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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障碍（SAD）是一种常见且通常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状况，通常在青春期出现，并与显著的功能损害相关。尽管认知行为疗法（CBT）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仍是一线治疗，但许多个体经历不完全应答、耐受性差、与污名相关的问题或获得护理的机会有限
社交焦虑障碍（SAD）是一种常见且通常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状况，通常在青春期出现，并与显著的功能损害相关。尽管认知行为疗法（CBT）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仍是一线治疗，但许多个体经历不完全应答、耐受性差、与污名相关的问题或获得护理的机会有限。在此背景下，运动作为一种低成本、可及且可扩展的辅助干预措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尽管依从性和可及性在不同人群中可能有所不同。在本小型综述中，研究人员综合了关于体力活动和结构化运动在SAD管理中作用的现有证据。现有发现表明，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通常与较低的社交焦虑症状相关，而新兴的干预研究表明，有氧运动、攀岩和团体运动项目可能带来心理益处。运动可能通过部分重叠但不同的途径补充主流疗法，包括增强自我效能、韧性、身体形象和社交参与，以及调节认知偏差、神经可塑性和压力相关的生理过程。在青少年、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合并社交焦虑的个体以及表现相关焦虑情境中的潜在应用也值得关注。然而，当前证据基础仍受到小样本、异质性干预、长期随访不足以及缺乏临床诊断SAD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RCT）的限制，且大部分现有证据来自非临床或亚临床人群。总体而言，运动应被视为一种有前景的辅助手段，而非现有治疗的替代品，未来研究应优先考虑基于机制、精准化和实施导向的干预模型。
**1 引言**
社交焦虑障碍（SAD）是一种以对社交情境显著和持续恐惧为特征的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约为4-13%，是导致全球残疾寿命年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尽管认知行为疗法（CBT）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为一线治疗，但部分患者应答不足或无法耐受副作用，且污名化、治疗回避及可及性差等因素进一步限制了常规干预的推广。在此背景下，定期体力活动和结构化运动因其低成本、低副作用及社区可扩展性而受到关注，尤其对SAD患者而言，团体和户外形式可能提供分级社交暴露，而自我效能、身体形象和身体能力提升可针对社交评价恐惧的维持因素。
**2 文献检索与研究选择**
本叙述性小型综述未采用系统综述的正式方案，而是通过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Scopus及PsycINFO数据库检索，结合Google Scholar进行前向引用追踪，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6年3月。检索词组合包括疾病相关（如“社交焦虑障碍”“社交恐惧症”）、暴露或干预相关（如“运动”“体力活动”“有氧运动”），以及机制或背景相关术语（如“自我效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优先纳入顺序为：(1) 临床诊断SAD中的运动干预试验；(2) 亚临床或类似样本中的干预和观察性研究；(3) 明确报告社交焦虑结局的跨诊断运动研究；(4) 运动与CBT或暴露整合的研究。机制性、神经影像及特殊人群研究仅选择性纳入以说明潜在途径。
**3 运动干预在社交焦虑中的临床证据**
横断面和纵向研究提供了体力活动与社交焦虑负关联的基础证据。例如，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显示，体力活动水平与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运动时长对症状减轻影响最大（Cheng等，2025）。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进一步表明，纵向运动干预可显著降低社交焦虑症状，而横断面证据显示活跃个体报告更轻的社交焦虑（Zika和Becker，2021）。随机对照试验（RCT）也证实了运动方法的有效性：一项大型伞状综述表明，中等至剧烈有氧运动作为跨诊断干预对多种焦虑障碍（包括社交恐惧症）核心症状产生中等效应（Solmi等，2025）。特定运动形式如攀岩与青少年分离和广泛性焦虑下降相关（Gürer等，2024）；团体运动如基于雅洛姆治疗原则的治疗性团体游戏在减少社交互动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方面优于常规团体有氧运动（Fu等，2025）。关于剂量-反应关系，初步证据提示每次至少1小时、每周1-2次或以上的中等至剧烈运动与大学生人群最低社交焦虑水平相关（Cheng等，2025），但一项12周足球训练项目在儿童中未产生显著短期效果（?zcan等，2025），表明结局受项目设计、人群特征和干预时长调节。
**4 运动与主流心理和药物治疗的关系**
运动与CBT及认知疗法（CT）的相互作用是活跃研究领域。工作记忆训练作为暴露疗法的辅助手段，增强了暴露期间的学习并改变了情绪处理相关的神经激活模式（Caudle等，2023），提示运动诱导的认知改善可能增强CBT疗效。但运动作为暴露疗法增强策略的证据不一：一项研究发现，暴露后立即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在公开演讲焦虑大学生中未优于静坐休息，且感知 exertion 较高者焦虑结局更差（Weisman和Rodebaugh，2020）。与药物疗法的直接比较是方法学前沿，TAME试验（比较正念减压与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焦虑障碍）提供了方法学模板，但尚无大型RCT直接比较运动与一线抗焦虑药物。运动与“第三波”认知行为方法（如正念和自我同情训练）具有自然协同作用：自我同情训练在SAD中与放松训练效果相当，且在自我同情方面有更优获益（Teale Sapach和Carleton，2023）。低强度正念-CBT混合干预也有效减少了非临床样本的负面评价恐惧和抑郁症状（Noda等，2024）。
**5 运动诱导的社交焦虑改善的机制**
运动改善社交焦虑的机制涉及心理、生理和行为多通路。心理上，运动增强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体力训练提升一般自我效能和自尊（Liu，2022），心理韧性中介体力活动与社交焦虑的关系（Li等，2024；Feng等，2024）；运动改善身体形象，自我同情作为中介（Gao等，2023），在青少年中身体形象增强是运动减少社交焦虑的关键通路（Xing等，2026）。运动还可能调节认知偏差，社交焦虑个体对威胁信息存在注意和解释偏差（Liu等，2024；Günther等，2021；Prieto-Fidalgo和Calvete，2024），但规律运动是否通过增强认知灵活性间接纠正这些偏差尚待阐明。生理上，运动诱导的鸢尾素（irisin）释放是新兴焦点：鸢尾素是一种肌因子，能跨越血脑屏障上调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增强神经可塑性、抑制神经炎症并调节HPA轴活动（Tatode等，2026）；但该通路主要基于临床前和间接证据，直接因果关系尚未证实。神经影像研究表明，fMRI神经反馈可训练青少年调节前额叶-杏仁核连接，从而改变社交回避行为（Lipp和Cohen Kadosh，2020；Lisk等，2020），提示运动可能强化情绪调节网络。行为上，运动本身构成行为激活，增加体力活动和社交参与；团体运动提供结构化、可预测的社交暴露环境，降低回避行为（Reichenberger等，2022）；运动自我效能增强可减少表达抑制，从而缓解社交焦虑（Wu等，2025）。
**6 特殊人群与情境中的应用**
**6.1 儿童和青少年社交焦虑** 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对于行为抑制的学龄前儿童，以家长为中心的“Cool Little Kids”项目和亲子整合的“Turtle Program”均有效减少焦虑，但后者在育儿行为方面有更优获益（Chronis-Tuscano等，2022）。对于确诊的学龄前SAD，网络递送的家庭行为干预（如iCALM）显示出初步疗效（Comer等，2021）。在学校环境中，结合游戏、建模、强化、社交技能训练和心理教育的结构化团体干预有效减轻害羞的负面后果（Cordier等，2021）。这些项目为将运动融入日常学校活动的社交情感学习提供了模板。
**6.2 自闭症谱系障碍合并社交焦虑**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个体常伴有严重共病社交焦虑。除已建立的社交技能团体训练（如PEERS
?）可同时改善社交技能和焦虑症状（Parenteau等，2024；Afsharnejad等，2022）外，运动因其诱导鸢尾素释放的能力受到特别关注：临床前证据表明鸢尾素调节ASD相关神经生物学通路并改善ASD动物模型的社交和焦虑行为（Tatode等，2026）。因此，开发结合运动与社交的干预（如团体运动游戏）是ASD合并社交焦虑的有前景方向，但该依据主要基于动物模型，且ASD人群的社交困难性质与DSM定义的SAD不同，应视为假设生成。
**6.3 表现相关焦虑** 对于音乐表演焦虑（MPA）这种情境特异性焦虑（与SAD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Gómez-López和Sánchez-Cabrero，2024），运动与心理训练整合具有价值。接纳承诺疗法（ACT）团体干预有效增强心理灵活性并减少青年歌手的MPA（Clarke等，2020）；ACT辅导帮助青少年歌手将注意力从取悦观众转向基于价值观的投入（Paul等，2024）。集体预防项目（如ConfiDance）在音乐学生中产生显著且持续的表演焦虑减少（Gómez-López和Sánchez-Cabrero，2024），虚拟现实暴露疗法（VRET）提供模拟可控表演暴露的创新工具（Bellinger等，2023；Arif等，2023）。将定期身体训练纳入这些框架可能通过增强生理耐受性、改善身体形象和压力恢复能力带来额外获益，但MPA证据对DSM定义SAD的直接影响有限。
**7 当前空白与局限**
尽管证据积累，但存在若干重要空白。首先，临床诊断SAD患者的高质量大型RCT明显缺乏（Crombie和O'Connor，2024；Bandelow和Wedekind，2022），现有研究多基于非临床或亚临床小样本，限制概化性（Domschke等，2024b；Zika和Becker，2021；Clarke等，2020；Bandelow和Wedekind，2022）。其次，长期随访数据严重不足，多数研究仅评估干预后或短期随访（1-3个月），获益持久性及是否需要持续运动参与维持尚不明确（Crombie和O'Connor，2024）。第三，机制研究处于早期阶段，尽管提出多条通路，但大多数证据间接，缺乏直接链接特定生物标志物（如中枢鸢尾素水平、靶向神经回路连接）与人类焦虑减少的因果链研究（Tatode等，2026；MacKay等，2024）。第四，干预方案个性化有限：性别可能调节治疗效果（Crombie和O'Connor，2024；Fu等，2025），基线焦虑严重程度、共病抑郁、治疗抵抗史（Domschke等，2024b）以及运动偏好和期望均可能影响参与和获益，但目前缺乏基于这些因素的精准运动处方指导。最后，方法学限制影响生态效度：许多网络心理干预研究主要招募高学历样本，远程诊断和治疗师资质差异大，限制外部效度（Bandelow和Wedekind，2022）；对照组常为等待名单而非主动对照，难以排除注意和期望等非特异性效应（Frommelt等，2023；Clark等，2024）。
**8 未来方向**
为推进该领域，需优先关注以下几点。第一，机制驱动的精准处方研究应超越“运动是否有效”的问题，识别哪些模态、剂量和个体特征能产生最大获益，需开展包含遗传、神经内分泌和基线认知行为数据的析因试验（Solmi等，2025；Cheng等，2025）。第二，探索运动与数字心理健康技术的深度整合：虚拟现实已应用于暴露疗法（Rubin等，2022；Arif等，2023）和社交技能训练（Reichenberger等，2022）；未来可将运动生物反馈（如心率、运动指标）嵌入VR环境，创建沉浸式、游戏化的“exergaming”方案，例如将攀岩（Gürer等，2024）或团体运动（Fu等，2025）与VR社交情境结合以增强动机和疗效，但该概念在SAD中尚未经验证，应视为假设生成方向。远程医疗平台也可纳入个性化运动模块以补充网络CBT（Bandelow和Wedekind，2022）。第三，开发针对特定亚群的整合方案：对于治疗抵抗SAD（Domschke等，2024b），应探讨与药物增强（如SSRI组合）或新型心理疗法（如想象重写）的协同作用；对于合并ASD（Tatode等，2026；Afsharnejad等，2022）、抑郁（Hagberg等，2023）或物质使用（Buckner等，2020）的复杂病例，应设计多组分阶梯式护理模型，将运动作为核心行为激活策略。第四，跨学科合作至关重要：整合运动科学、神经科学、免疫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视角，例如通过fMRI监测运动前后情绪调节网络的实时变化（Lipp和Cohen Kadosh，2020；Lisk等，2020），并测量外周鸢尾素和炎症标志物（Tatode等，2026；Albantakis等，2021），以深化机制理解并生成新型干预靶点。第五，加强临床试验方法学严谨性：使用主动对照组（如放松训练、健康教育）、独立临床医生盲法评估、涵盖症状、认知偏差和真实世界社交功能及体力活动的多层次结局指标（Heinig等，2024；Rezeppa等，2021），并在可行时设置1年或更长的随访周期以评估持久性。第六，将证据转化为临床和社区实践：需制定基于证据的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将运动整合到SAD管理中；培训心理健康和运动专业人员；在社区中心、学校和职场测试结构化项目，以最大化可及性和公共卫生影响（Creswell等，2021；Cordier等，2021）。
**9 结论与展望**
综合现有证据（大部分来自亚临床、类似或跨诊断样本，而非临床诊断SAD的充分效力试验），定期体力活动和结构化运动在耐受性、可及性和副作用方面表现良好，初步显示出减少社交焦虑症状和增强心理社会功能的有前景潜力。运动可能通过增强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调节认知偏差及减少回避行为等多条通路直接缓解焦虑，因而是一种有前景的辅助干预，可作为无法获得或耐受标准治疗个体的选择，但当前证据不支持替代CBT或SSRIs等一线疗法。该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需开展严谨、充分效力的RCT及跨学科研究来阐明生物心理社会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个性化精准运动处方及与数字技术和现有治疗范式的最优整合。最终目标是将运动科学、系统地纳入SAD的多模式管理中，这有赖于更强有力的SAD特异性试验证据，并需要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和社区组织的持续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