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账时:关于塑料袋消费的心理与情境预测因素的多方法研究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At the Checkout: A Multi-Methods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ituational Predictors of Plastic Bag Consump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3日 来源: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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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尽管全球都在努力禁止或对塑料购物袋征税,但每天仍有数十亿个塑料袋被分发。本研究不仅调查人们声称的环保行为,还着眼于他们在南非、挪威和德国结账时的实际行为。通过结合问卷调查(样本量1,607人)和店内行为观察(样本量838人)的多方法研究,我们确定了影响塑料袋使用的关键心理因

  摘要:尽管全球都在努力禁止或对塑料购物袋征税,但每天仍有数十亿个塑料袋被分发。本研究不仅调查人们声称的环保行为,还着眼于他们在南非、挪威和德国结账时的实际行为。通过结合问卷调查(样本量1,607人)和店内行为观察(样本量838人)的多方法研究,我们确定了影响塑料袋使用的关键心理因素和情境因素。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规范(尤其是在南非)、习惯(以挪威为例)、便利性、对替代选项的不知情、个人意愿以及经济障碍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是否使用塑料袋。观察数据则显示,收银员的一些细微举动,比如主动提供塑料袋,就会显著增加塑料袋的使用率,这凸显了销售环节中各种情境因素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提出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南非开展社区规范宣传,在挪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打破习惯来引导人们改变行为,而在德国则需持续实施结构性干预措施。尤其是在像南非这样研究较少的地区,通过降低塑料袋的可见度或改变默认设置等基于行为的策略,或许能够以较低成本带来显著效果。

引言: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次性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但它们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容易造成污染的物品之一。由于这类塑料袋难以分解,它们会污染城市、自然景观乃至整个生态系统(Barry等人,2023;Priya等人,2022;Rodrigues等人,2019)。据估计,每年有800万到9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一次性塑料袋(Rodrigues等人,2019)。为此,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禁令、征税及其他措施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Nielsen等人,2019)。这些政策已在某些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塑料袋消费下降效果(例如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2023年数据)。然而,消费者往往难以确定哪些替代品比一次性塑料袋更环保。虽然用纸袋或棉质袋子替代塑料袋看似更可持续,但生命周期评估表明,这些替代品的环保程度其实取决于其生产、使用和重复利用的情况(Stafford等人,2022)。从环保角度而言,最有效的策略或许是尽量减少新塑料袋的购买,通过使用少量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并多次携带它们去商店。但实际上,许多消费者仍会在不同的一次性塑料袋或很少重复使用的替代品之间切换,这说明行为改变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实际的环保效果。不同国家的零售环境、定价机制和政策框架差异较大,这些因素既影响着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也决定了人们采用可重复使用习惯的难易程度。因此,若要设计出有效的干预措施,就必须了解杂货店环境中的心理因素和情境线索是如何与这些更宏观的结构性条件相互作用的。本研究重点关注两种相关但有所区别的行为:一是购物时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二是结账时购买塑料袋。这两种行为正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重点。

塑料袋使用行为与文化背景、国家政策以及零售环境密切相关。目前关于塑料袋消费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部分高收入国家(Heidbreder等人,2019;Jacobsen等人,2022),而全球南方地区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本研究采用了跨国多方法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南非、德国和挪威的塑料袋使用情况。这三个国家在监管方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地理环境方面各有不同,涵盖了从北欧到全球南方的多种类型,从而能够呈现丰富的环境、制度及行为特征。挪威和南非都采用了定价机制,但两国的政策设计和经济背景存在显著差异,为比较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础。挪威近年来不断提高塑料袋收费标准,即使在高收入国家,每袋的价格也依然很高。相比之下,南非的塑料袋税相对较低,且价格一直有所波动,同时还伴随着对塑料袋厚度的规定,这说明南非的塑料袋相关政策更为复杂且不够稳定。德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监管模式,它并未主要依靠定价机制,而是直接禁止了轻质塑料袋的使用。尽管如此,德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对比对象,因为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即使大幅减少了使用塑料袋的结构机会,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否依然保持不变。

除了政策设计之外,这些国家在收入水平、机构能力、废物管理系统以及塑料污染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挪威作为高收入国家,拥有完善的废物处理设施和高水平的环保意识,因此其居民的行为变化可能更多地受到社会规范和习惯的影响。德国同样拥有强大的监管体系、成熟的回收系统以及广泛普及的可重复使用习惯。而南非则面临更为严峻的基础设施限制、较低的平均收入以及更高的环境污染程度,这些因素可能使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便利性和成本效益,进而限制他们选择可持续替代品的可能性。这些差异很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以及政策干预的效果,尤其是在价格敏感度、社会规范以及替代品可获得性等方面。选择这三个国家进行研究,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如定价与禁令)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效果。通过明确比较这三个国家的情况,本研究有助于提升关于塑料袋使用行为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这也是制定有效政策干预措施的关键一步。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三个国家近期实施的各项政策。

南非之所以被选为首个研究地点,是因为该国塑料袋消费量极高,对海洋塑料污染的贡献也相当大,位居全球前20名污染源国家之列(Jambeck等人,2015年)。据估计,南非每年消耗的塑料袋数量高达80亿个(Dikgang等人,2012a),这些塑料袋构成了该国废物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少塑料购物袋的过度使用,南非政府在2003年出台了相关法规(GNR. 625,政府公报第24839期),其中包括征收塑料袋税以及设定最低厚度要求,以此鼓励人们重复使用塑料袋。最近在2021年,相关法规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塑料购物袋的回收含量要求,而且这些目标还在逐步提高,旨在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加强本国的回收市场。不过,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塑料袋的消费量最初下降了80%,但很快又回升到了原有生产量的30%,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Hasson等人,2007年;O’Brien & Thondhlana,2019年)。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包括人们习惯性购买塑料袋、超市工作人员往往在未经顾客同意的情况下就提供塑料袋,以及塑料袋税率从约0.03美元降至0.02美元之后,其价格变得更为便宜(Abiola等人,2023年;[为保护隐私已匿名处理])。

研究表明,南非的塑料袋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性行为,即便在征收了塑料袋税后,便利性和成本因素依然对消费者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Dikgang等人,2012a;O’Brien & Thondhlana,2019年;Abiola等人,2023年)。目前,一个标准的薄型一次性塑料袋价格约为0.05美元,而较厚的塑料袋价格则约为0.16美元。人们常常会将塑料袋用于处理家庭垃圾,但实际上,南非只有14%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其余的都最终进入了环境中(Meijer等人,2021年;Nyathi & Togo,2020年)。尽管有可重复使用和可生物降解的袋子可供选择,但它们的普及程度仍然很低(Nahman等人,2020年)。

挪威的塑料使用量也很高,目前有310万吨塑料在市场上流通(挪威气候与环境部等,2022年bib_nmcefaopm_2022),其塑料袋消费量在欧洲也处于较高水平。挪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一系列减少塑料袋消费的政策,首先是征收塑料袋税。从2015年到2024年,该税额逐渐从每袋约0.20美元上升至约0.54美元,而2025年4月又再次上调,目前相当于每袋0.67美元。2022年,挪威人共使用了约7.22亿个塑料袋,人均使用量为132个,挪威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将这一数字降至每人40个(挪威环境局,无具体日期)。然而,尽管收费很高,Systemiq和Mepex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仍有超过80%的塑料购物袋被用于处理垃圾。据估计,有1.09亿个原本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在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就被丢弃了,这反映出消费者行为中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税收措施确实减少了塑料购物袋的使用,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将塑料袋视为一次性用品的观念。

德国在减少塑料袋消费方面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2016年,德国开始对厚度低于50微米(0.0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征收约0.23美元的费用。而那些重量极轻的塑料袋(厚度小于15微米)仍被允许用于包装水果和蔬菜,通常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不到5美分。同时,厚度大于50微米的可重复使用塑料袋也被允许作为塑料购物袋使用,而且消费者可以在结账时直接购买。只有在销售环节,厚度低于50微米的轻质塑料购物袋才被禁止使用。在实施轻质塑料袋禁令之前,2021年德国共使用了约27亿个轻质塑料袋,人均每年使用约33个。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这一数值相对较低(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Europa/DE/Thema/Umwelt-Energie/Plastiktueten.html)。自2022年禁令实施以来,尚未有关于该禁令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全面数据公布。不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征税还是禁令,都能显著减少塑料袋的使用(Adeyanju等人,2021年;Muposhi等人,2022年;Thomas等人,2019年)。因此,德国虽然已经实施了强有力的结构性措施,但其行为层面的效果目前还未能得到充分证明。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薄型塑料果蔬袋仍在被广泛使用,这说明在减少某一类塑料制品的使用的同时,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使用可能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本研究聚焦于两种行为:购物时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以及在结账时购买塑料袋。虽然这两种行为彼此关联,且背后的动机也类似(比如追求可持续发展或节省开支),但它们发生在购物的不同阶段,因此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因素。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需要事先规划,与个人的习惯和意愿密切相关,而购买塑料袋则是一种受销售场景中的各种情境因素影响的即时决策。这种区分与更广泛的行为理论框架相契合,这些理论将行为分为计划性行为和习惯性行为,以及受情境影响的即时选择。从理论角度来看,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可以用计划行为理论来解释,该理论强调了意图、感知行为控制力以及社会规范在塑造行为中的作用(例如Batooli等人,2022年;Sun等人,2017年)。此外,习惯理论(Wood & Neal,2007年)认为,在稳定的环境中反复进行的某些行为会逐渐自动化,从而减少人们对深思熟虑决策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可能同时涉及有意为之和习惯性行为两种过程。对于那些尚未养成这一习惯的人而言,他们需要提前规划并付出自觉的努力,这体现了意图和社会规范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行为逐渐变成习惯后,人们就可能在不经过太多思考的情况下就会做出相应选择。与此同时,一些与之相悖的习惯,比如习惯性地使用塑料袋,可能会阻碍这种习惯的形成。这种双重过程的观点强调了在分析行为时既要考虑反思性的因素,也要考虑自动化的因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Heidbreder等人(2019年)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一系列被认为与塑料袋使用相关的心理预测因素,包括社会规范、习惯、感知便利性、对替代品的了解、行为意图以及经济考量。不过,现有的许多研究都是从整体上探讨塑料袋使用行为,而没有明确区分“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和“在结账时购买塑料袋”这两种行为。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说明下文所分析的研究中具体探讨了这两种行为中的哪一种。社会规范常被视为影响塑料袋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Ar? & Y?lmaz, 2017;Borg等人,2020;Heidbreder等人,2019)。然而,许多先前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与在收银台购买塑料袋这两种行为。针对塑料袋购买行为的研究表明,看到他人接受塑料袋或认为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是可接受的,可能会增加人们购买塑料袋的可能性(Ar? & Y?lmaz, 2017;Carrigan等人,2011)。描述性规范(他人实际的行为)和指令性规范(他人认可的行为)都可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Schultz等人,2007;Cherrier,2006)。在购物行为极易被观察到的环境中,比如南非,这类机制尤为重要。规范还会在环境层面发挥作用:可见的垃圾会进一步促使人们乱丢垃圾,即便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依然如此(Farage等人,2021)。

习惯是通过反复行为形成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自动行为(Wood等人,2002)。在塑料袋使用行为方面,习惯通常指的是人们在收银台无需过多思考就习惯性地接受塑料袋。先前的研究表明,即便有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这种习惯性模式仍会导致人们继续使用塑料袋(Heidbreder等人,2019;Makarchev等人,2022),(Abiola等人,2023)。同时,长期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本身也会逐渐变成一种习惯(Putnam-Farr等人,2023),这表明习惯既可能加剧塑料袋的使用,也可能推动更可持续的购物方式。

便利性通过减少认知负担来促进习惯性行为形成(Verplanken & Orbell,2003)。在关于塑料袋使用的研究中,便利性主要与购买塑料袋相关,因为塑料袋重量轻、耐用且实用(Heidbreder等人,2019),因此在包括南非在内的许多地方,它们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默认选择(Adane & Muleta,2011;Venter等人,2011)。与此同时,替代方案可能带来的不便感会阻碍人们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例如,无包装商店往往被认为不够方便,因此难以被大众接受(Beitzen-Heineke等人,2017)。

人们之所以持续使用塑料袋,也可能是因为对替代方案了解不足。根据动机-机会-能力模型,行为不仅取决于动机,还与人们的知识储备和获取渠道有关(?lander & Th?gersen,1995)。先前的研究主要将了解可重复使用袋子这一替代方案与人们是否愿意自带此类袋子联系在一起,因为消费者首先需要知晓现有的选择及其环保优势(Heidbreder等人,2019)。不同地区的差异可能源于替代方案的可获得性、推广力度以及环保教育程度的不同(Kaiser & Fuhrer,2003)。

在调查研究中,行为意图常被用作预测行为的指标(Chandon等人,2005)。在塑料袋使用背景下,意图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们是否愿意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而非在收银台购买塑料袋。强烈的具体意图会增加人们采取相应行动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面临较少障碍时(Kaiser,1998)。然而,意图并不总能转化为实际行为,这就凸显出需要通过行为观察等补充方法来了解人们的真实行为表现。

在讨论购买塑料袋的相关因素时,重点通常在于价格、税收和费用,因为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购买决策(Steg & Vlek,2009)。较低的塑料袋价格会使其持续被使用,尤其是在南非这类对价格敏感的地区(Adane & Muleta,2011;Dikgang等人,2012b;Dikgang等人,2022)。即便有相关税收或补贴,其长期效果也往往有限(Abiola,2022),因为人们的习惯难以改变,相关成本也不足以打破原有的行为模式。例如,南非在征收相关税收后,塑料袋使用量下降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Dikgang等人,2012b),而挪威尽管塑料袋价格上升,使用量依然很高(Pianovska,2025)。较高的塑料袋价格也可能间接促使人们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因此,像德国那样禁止轻型塑料袋的结构性措施,可能比单纯的价格调控更为有效。

在做出购买决策时,各种情境线索尤其会影响人们在收银台是否购买塑料袋,这些线索甚至可能超越人们先前的意图和动机。其中,默认选项起着关键作用:人们往往选择接受塑料袋,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做法(Lim,2020)。一些小的情境变化,比如不同的表述方式或提示,都可能显著影响人们购买塑料袋的决定(Borg等人,2020;Ohtomo & Ohnuma,2014)。这说明,收银台的决策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而并非仅仅由人们的内在态度或意图决定。

相比之下,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需要在前往商店之前就做出决定,因此它与意图、社会规范和习惯形成等计划相关过程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而在收银台购买塑料袋则还会受到即时情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默认选项、时间压力、经济考量以及与收银员的互动。先前的研究表明,哪怕是简单的提示,比如收银员询问顾客是否需要袋子,都可能增加人们购买塑料袋的概率,这体现了销售点处情境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Ar? & Y?lmaz,2017;Ohtomo & Ohnuma,2014)。

我们的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 RQ1:在购物时,动机因素和障碍因素如何影响人们是否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
- RQ2:超市内的结构环境,尤其是收银台的环境,如何影响人们是否在收银台购买塑料袋?
- RQ3:在挪威、南非和德国这三个国家,上述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为了了解人们的行为及其观念,可以(也应当)采用多种方法,包括自我报告、调查问卷和行为观察(Pahl等人,2017)。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针对RQ1运用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针对RQ2则结合直接的行为观察数据,鉴于自我报告数据与实际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结合方式尤为重要(Lange等人,2023;Kormos & Gifford,2014)。

据我们所知,此前只有两项研究在塑料袋使用问题上同时采用了调查数据和观察数据。Jakovcevic等人(2014)研究了阿根廷的塑料袋税收政策,发现该政策使得人们更多使用可重复使用袋子,减少了塑料袋的使用量;调查数据也证实,这项税收起到了行为引导的作用,帮助消费者改变了原有习惯。Thomas等人(2019)在英国通过纵向调查和观察方法得出结论,仅靠经济处罚并不足以推动人们改变行为,但可以有效打破人们的习惯。近年来,关于塑料袋使用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仅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如Alteneiji等人,2024;Yulius等人,2024),或者采用实验或干预设计来研究塑料袋使用情况,通过引入各种变量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如Antinyan & Corazzini,2025)。而我们的研究则在自然零售环境中同时结合了自我报告数据和观察数据,且没有引入外部干预因素,这使得我们能够分析人们在销售点做出的日常决策,从而观察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从两个方面为相关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分析了影响人们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行为的多种心理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我们认为社会规范、习惯、感知便利性、对替代方案的了解、行为意图以及经济障碍都会影响人们购物时是否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其次,我们将调查问卷的反馈与收银台的行为观察结果相结合,从而同时考虑人们的意图和实际行为。这里的情境条件不仅包括收银台上的即时社交暗示,比如收银员的提示,还包括零售环境中塑料袋选项的可用性和可见度。通过比较政策环境不同的三个国家,本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理解行为如何在不同政策、基础设施和文化规范的国家之间差异方面的不足。

方法
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和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南非、挪威和德国各地关于塑料袋使用行为的数据。需要强调的是,调查参与者与被观察的顾客并非同一群体。

调查
我们通过回归分析来判断各影响因素是否会对人们购物时自带袋子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该模型能够解释42.3%的变异程度。在森林图(见图1)中,我们展示了每个国家中各影响因素的简单斜率估计值。由于这些影响因素都已标准化,因此其估计值可以直接相互比较。若95%置信区间不重叠,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 < .05)。

讨论
由于塑料袋被广泛使用且难以在环境中分解,因此仍然是塑料垃圾的重要来源。虽然现有研究已经指出了影响人们使用塑料袋的诸多心理因素(如Heidbreder & Schmitt,2020;Muposhi等人,2021),但尚未有研究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纳入分析之中。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南非、挪威和……的塑料袋使用情况以及人们自带可重复使用袋子的行为。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Isabell Richter: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设计、研究实施、资金筹措、概念构建。Nicolas Neef:写作——审阅与编辑、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设计、研究实施、资金筹措、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Wencke Groeneveld:写作——初稿撰写、数据可视化、项目管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Claudine Roos:写作——审阅与编辑。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Neef等人,2023a;Neef等人,2023b;Shihepo,2020。

资金支持
本项目得到了Handelens Milj?fond(https://handelensmiljofond.no/)的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或个人利益关系。

致谢
我们要感谢Carrigan Harper以及西北大学的学生们,在数据收集工作中给予我们的宝贵帮助;感谢Lisa Burgstaller、Jasmina David和Tonje Nerkvern在撰写学士和硕士论文过程中所做的前期工作;感谢各家超市的合作意愿;同时也感谢所有在购物时抽出时间参与我们调查的消费者。你们的贡献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

Wencke Groeneveld|Isabell Richter|Nicolas E. Neef|Claudine Roos|Kapandu Shihepo
挪威科技大学心理学系公民、环境与安全研究组,地址:O.S. Bragstad plass 2 D, 7034特隆赫姆,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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