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表现：同一地理环境下的种族与社会经济差异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Executive functions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n preschoolers: 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ility within a shared geographic context

　　•关于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在跨文化层面存在不足。•即便在同一国家内，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也会因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厄瓜多尔境内不同民族群体虽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但仍保持着各自独特的特征。

引言
执行功能对行为调控和学习都起着核心作用（Arruabarrena和Paúl，2012；Diamond，2013）。Diamond的理论将执行功能视为分层结构的进程，其中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为认知灵活性及更高阶能力的发展提供基础（Diamond，2016；Miyake和Friedman，2012）。其他理论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提出执行功能各组成部分虽各有特点，但共享某些底层机制（Miyake等人，2000）。从神经发育角度而言，Griffin（2015）认为执行功能是学龄前期形成的调控系统，而Zelazo和Carlson（2012）则区分了“冷型”与“热型”执行功能。这些视角共同强调了构建一个既能体现执行功能的层级结构，又能反映其发展动态的整合框架的必要性。Diamond的模型正是通过整合以下要素实现了这一目标：(a)工作记忆与抑制控制的基础性作用；(b)Miyake等人（2000）提出的执行功能各组成部分的差异性；(c)它们的早期神经生物学基础（Griffin，2015）；(d)与“冷型/热型”分类相对应的情境依赖性表现（Zelazo和Carlson，2012）。

尽管幼儿期认知发展迅速，但执行功能仍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横断面研究显示，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能力会随年龄增长而提升（López-Vallejo等人，2024）。不过，这些变化极易受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会塑造发展轨迹并产生长期效应，因此有必要明确其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机制（Blair，2016；Cachia等人，2022）。

文化指的是某一人类群体共有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并代代相传（Alkire等人，2023；Matsumoto和Juang，2016；Zelazo，2020）。而种族则是指具有相同基因型和表型特征以及有形和无形文化特点的个体群体（Matsumoto和Juang，2016；Xie等人，2022）。从发展角度看，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执行功能，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会提供特定的学习体验，为神经认知成熟提供支持（Cachia等人，2022；Gago-Galvagno等人，2024）。也就是说，执行功能的发展并非纯粹的内生生物过程，而是“生物文化协同作用”的结果——文化需求会推动调控执行功能的神经回路的可塑性（Li，2003）。因此，某个种族或社会群体所重视的特定行为习惯，可通过环境需求有效“训练”相应的执行功能成分（Blair，2016）。

考虑到不同人群的种族、社会和地理特征，跨层动态生物文化共同建构主义框架（Li，2003）有助于更准确地获取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数据。该框架认为，发展过程会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同时发生（如微观层面：即时发生；个体发展层面：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人类进化层面），并涉及多个层面（如神经生物学、认知、行为和社会文化）。双向互动的影晌促进了神经可塑性，使得该框架具备动态的跨层共同建构特性。

跨文化研究凸显了此类研究的必要性。例如，3岁的韩国儿童在抑制控制任务中的表现优于几乎5岁的英国儿童（Oh和Lewis，2008）。同样，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儿童相比，中国的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在衡量抑制控制、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和计划能力的各项执行功能任务中表现更为出色（Sabbagh等人，2006）。这种在执行功能上的优势可能源于儒家教育体系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对情绪和行为控制的重视，以及一些具体的教学策略，如严格区分游戏时间与学习时间、强调教师的权威性，以及依靠外部激励（Oh和Lewis，2008；Wiebe等人，2008）。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要求如何塑造特定执行功能成分提供了重要启示。不过，它们也可能限制了对国内不同文化与种族群体共存所导致的神经认知发展差异的深入研究。在此背景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对于准确解读相关研究结果至关重要。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通常通过父母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以及资源获取情况等指标来衡量（Bradley和Corwyn，2002；Ursache和Noble，2016）。与预期相反，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和情境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类标准并未实现统一标准化（Peng等人，2018；Titz和Karbach，2014）。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儿童时期的执行功能。厄瓜多尔的研究表明，7至11岁儿童的注意力控制和 work memory等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认知领域表现，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Burneo-Garcés等人，2019）。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劣势会导致儿童发展结果的更多变化，包括心理病理症状的增加（Pérez-Marfil等人，2020）。美国的相关纵向研究则表明，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work memory差异可能在发展早期就已出现，这部分可由婴儿期的感觉间处理能力差异来解释（Edgar等人，2023），这进一步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在塑造认知发展中的作用。此外，文献中也提到，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影响可观察的表现，还影响诸如白质结构和视听处理等潜在的神经认知机制，而这些都与执行功能的发展密切相关（Edgar等人，2023；Hackman等人，2015；Ursache和Noble，2016）。不过，逆境也可能作为适应性反应促进认知能力的提升（Ellis等人，2022）。总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约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前儿童未能达到认知或社会情感发展的关键阶段，另有16%的儿童在身体发育方面存在延迟（McCoy等人，2017）。

虽然跨文化研究能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但其适用性有限，因为所使用的种族群体样本往往并不处于相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Hung和Wang，2023；John等人，2019；Schirmbeck等人，2020；Xie等人，2022）。由于并非所有国家的种族多样性都相同，数据的准确性和生态效度取决于不同种族群体在相同社会环境中的互动程度，以及所在的国家、地区或大都市的情况（Virgona和Kashima，2024；Zhou等人，2024）。此外，目前关于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英语国家的人群中（Espy等人，2004；Sektnan等人，2010），而其他在文化和语言上更为多元的群体，如拉丁美洲的群体，则相对较少被研究（John等人，2019；Montoya等人，2018；Morales等人，2022；Ramírez-Benítez和Bernal-Ruiz，2020）。尽管现有研究已为理解儿童执行功能提供了有力依据，但由于在人口密度高、贫困率高的多民族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相关数据十分稀缺且不完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因此这些研究的结论难以普遍推广（John等人，2019；Montoya等人，2018；Morales等人，2022；Ramírez-Benítez和Bernal-Ruiz，2020）。

在那些社会和种族多元化的国家中，拉丁美洲以其显著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多样性而著称，厄瓜多尔便是典型代表。厄瓜多尔约有1700万人口，分布在四个主要地理区域：沿海地区（53.3%）、安第斯山区（41%）、亚马逊地区（5.5%）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0.2%）。不同的种族特征以及地理、历史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塑造了厄瓜多尔各民族的独特身份，其中混血族群占比最高，达77.5%，他们融合了原住民和欧洲人的血统，遍布全国；原住民占比7.7%，他们更能抵御欧洲文化的影响，以高原农业、编织传统以及源自前印加和印加时代的节日而闻名；蒙图比奥族也是混血族群中的一个特殊分支，他们融合了原住民、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文化元素，主要居住在厄瓜多尔沿海地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色；非裔厄瓜多尔人占比4.8%，他们始终保持着与非洲文化的紧密联系，历史上多居住在北部沿海地区（Chisaguano，2006；Merino，2022；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由于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和混血族群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他们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子群体，这样厄瓜多尔的六大主要民族便形成了：沿海混血族群、蒙图比奥族、非裔厄瓜多尔人、安第斯山区混血族群、安第斯山区原住民以及亚马逊地区原住民。

从历史发展来看，安第斯山区原住民、亚马逊地区原住民和非裔厄瓜多尔人相较于其他民族，获得的发展资源和机会更为有限（Henry等人，2020；Merino，2022；Mideros Mora和Fernández Mora，2022；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厄瓜多尔人口中分别有1.9%、11.2%、22.8%、49.3%和14.9%属于高社会经济地位、中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INEC，2023）。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系统性的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执行功能表现之间存在关联（Adkins-Jackson和Weuve，2021；Letang等人，2021；Simons等人，2023）。在厄瓜多尔，由于历史上的结构性排斥，原住民和非裔厄瓜多尔人长期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边缘化状况（Chisaguano，2006；Henry等人，2020；Merino，2022；Mideros Mora和Fernández Mora，2022；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这种历史上的系统性不平等为神经发育带来了累积性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认知方面的问题（John等人，2019；Xie等人，2022）。

总之，这些领域的研究表明，幼儿期的情感智力发展对环境条件极为敏感（Ackerman和Friedman-Krauss，2017；Titz和Karbach，2014）。负面期望、父母疲惫、性别偏见以及不当的行为示范等因素都可能对此产生影响（Charafeddine等人，2024；Matias等人，202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Iruka等人，2014）。在厄瓜多尔，不恰当的育儿方式十分普遍，且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而愈发严重，这会影响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在这种背景下，抑制控制功能可能并非出于自愿和刻意的选择，而是一种逃避惩罚的机制，这就质疑了这类反应的适应性，因此在分析跨文化执行功能差异时必须加以考虑。

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研究在同时考虑所有主要种族群体以及该国大部分人口所属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探讨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状况（López-Vallejo等人，2024）。因此，控制这两个复杂的变量，有望获得更准确、更具情境针对性且更具通用性的数据，以便了解在种族和社会经济差异较大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状况。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对厄瓜多尔六大学族群体（沿海混血族群、蒙图比奥族、非裔厄瓜多尔人、安第斯山区混血族群、安第斯山区原住民以及亚马逊地区原住民）以及两种社会经济地位类别（1）中等水平（中高/中等）；2）低水平（中等偏低）的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的影响。简言之，本研究旨在收集学龄前儿童的认知表现数据，进而分析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可能因素。

一系列理论思考为支撑本研究目标的假设奠定了基础。基于安第斯山脉/西拉地区的原住民群体、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群体以及非裔厄瓜多尔人的复杂历史与社会发展状况（Henry等人，2020；Merino，2022；Mideros Mora和Fernández Mora，2022；Salinas Castro和Rodríguez Wong，2020），我们提出假设：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表现会因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我们预计非裔厄瓜多尔儿童在工作记忆测试中的得分会低于其他群体，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的儿童在工作和抑制控制任务上的表现将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对于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经济资源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在不同种族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预计儿童的月龄会与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呈正相关，这反映了学龄前阶段的正常发育进程。最后，群体内部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受特定环境影响的差异模式，例如某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在某些抑制控制任务上的表现可能优于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的同龄人。这些假设旨在阐明历史、文化及环境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厄瓜多尔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通过填补现有文献中的空白，本研究的结果有望为理解儿童认知能力提供更准确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见解，同时凸显这种研究方法在类似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性与应用价值。

**参与者**
研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来确定研究机构和参与者。为确保样本能代表厄瓜多尔的学龄前儿童群体，所选机构需满足两个条件：1）位于城市地区；2）其学龄前儿童中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中等或较低的人群（占比至少75%）。最终共选择了23家来自不同资金来源的机构：11家公立机构、6家补助机构以及6家私立机构。

**结果**
在验证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假设后，便开展了统计分析。表1所示的社会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各种族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龄前儿童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较为均衡。在1,042名监护人中，大多数为女性（909人），占总样本的87.2%。其中以母亲为主（80%），其次是父亲（11.9%），还有其他亲属。

**讨论**
本研究旨在调查来自六个种族群体（沿海地区的混血儿、蒙图比奥人、非裔厄瓜多尔人、安第斯山脉/西拉地区的混血儿、安第斯山脉/西拉地区的原住民以及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的厄瓜多尔学龄前儿童在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方面的表现，这些儿童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中等和较低的背景。我们假设执行功能表现会因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非裔厄瓜多尔学龄前儿童的工作记忆表现会低于其他种族群体，而蒙图比奥人和沿海地区的混血儿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其表现则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同龄人。在抑制控制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蒙图比奥人和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其表现也优于其他学龄前儿童。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

**数据可用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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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索菲娅·洛佩斯-巴列霍：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研究设计、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米格尔·佩雷斯-加西亚：写作——审阅与编辑、研究指导、概念构建。帕布罗·埃斯皮诺萨-加拉特：写作——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卡洛斯·布尔内奥-加塞斯：写作——审阅与编辑、研究指导、方法论、正式分析、概念构建。

**资金支持**
本研究未获得任何外部资金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作者感谢厄瓜多尔教育部的第六教育协调区以及“信仰与欢乐”厄瓜多尔协会为本次田野研究提供的便利条件，同时也感谢所有参与研究的儿童和成年人。本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结论并不代表上述机构的官方政策或立场。文中呈现的数据为第一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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