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From Dysbiosis to Systemic Inflammation: The Role of Microplastics in Inducing Distal organ Damage
微塑料(MPs)作为一种全球新兴污染物,通过摄入在肠道中积累,已成为局部毒性和全身健康风险的重要来源。本综述整合了最新的实验和流行病学证据,系统审视了MPs从肠道菌群失调过渡到全身性炎症,并最终导致远端器官损伤的级联机制。研究人员阐明了MPs通过“肠道菌群–免疫–炎症”轴诱导多器官损伤的核心通路。在肠道内,MPs直接损害物理屏障的完整性,并通过氧化应激激活炎症信号。特定的表面特性干扰微生物生态,从而驱动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的显著失调。这种失调状态破坏肠道黏膜免疫稳态,触发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IL-1β)释放进入循环,并建立“肠道源性全身性炎症”。该炎症环境通过跨越肠道-肝脏(胆汁酸失调、Kupffer细胞激活)、肠道-肾脏(炎症浸润、氧化损伤)、肠道-大脑(迷走神经激活、神经炎症)以及生殖/发育轴(穿透血-睾丸/胎盘屏障、激素干扰)的多器官通讯网络,介导远端器官病变,包括肝脏脂质失调和纤维化、肾功能障碍、神经行为改变以及生殖/发育毒性。研究人员聚焦于微塑料在体内的致病机制,总结了现有知识,并确定了未来研究的三个优先方向:MP-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特异性、器官间交叉对话机制以及靶向微生物群的干预策略。这些研究为评估微塑料相关的全身健康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1. 引言**
微塑料(MPs)污染已成为全球环境问题,引发对潜在人类健康影响的广泛关注。MPs普遍存在于海洋、土壤、空气、食物和饮用水中。近期研究表明,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生物体并在组织中积累。较小的MPs通常被认为风险更大,尤其是<1 μm的颗粒。据估计,每人每年摄入数万个微塑料颗粒,引发对潜在健康风险的严重担忧。MPs对多种物种产生有害效应,包括水生动物、啮齿动物和人类,如肠道阻塞、有毒添加剂释放、能量代谢紊乱、炎症诱导以及作为病原体载体。
一旦摄入,微塑料主要通过消化道吸收,并经血液系统分布至全身。它们穿过肠道屏障进入循环,并积累在远端器官(如肝脏、肺、大脑、肾脏、睾丸和胎盘)。微塑料的大小和形状是决定其经肠道上皮细胞旁转运进入血液的关键因素。纳米塑料(NPs)穿透肠道黏液层并直接接触肠道上皮细胞。这种接触可损伤肠道上皮细胞并增加肠道通透性,从而促进微塑料进入肠道组织。微塑料的形状也决定肠道行为:纤维状和碎片状颗粒可通过机械刺激损伤黏膜,进一步损害肠道屏障。然而,MPs如何突破肠道屏障以启动从局部到全身的损伤级联反应,仍是连接肠道暴露与远端器官毒性的核心科学问题。
肠道菌群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其组成和平衡是维持肠道屏障、调节免疫和控制代谢的关键。菌群失调与多种疾病相关,包括炎症性肠病(IBD)、肥胖和代谢综合征。近期研究揭示,MPs暴露改变肠道菌群组成(降低多样性、增加病原菌),并破坏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代谢等关键代谢途径,导致菌群失调。为何菌群失调成为全身性炎症的“放大器”?其潜在机制核心在于:菌群失调削弱肠道屏障并增加通透性,使肠道细菌和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从而触发全身性炎症反应,进而对远端器官造成损伤。因此,虽然“MPs - 肠道屏障/肠道菌群破坏 - 全身性炎症 - 远端器官损伤”的逻辑链已初步建立,但每个环节的具体机制有待系统整合和批判性评价。现有综述大多聚焦于孤立方面,缺乏涵盖“肠道–全身–远端器官”连续体的综合框架,且对证据强度的区分不足,以及高剂量实验假象与环境相关途径之间的系统性区分不够。本综述旨在系统整合MPs通过肠道菌群扰动和全身性炎症诱导远端器官损伤的现有证据,评估各机制的证据强度,识别知识空白,特别关注MPs的肠道命运与菌群相互作用、菌群失调的核心机制以及炎症扩散途径,从而为未来研究和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信息。
**2. 搜索方法**
本文为叙述性综述而非系统性综述,故未遵循PRISMA指南。研究人员采用探索性搜索策略以避免遗漏相关研究,在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中检索2020年1月至2025年12月间的文献。使用的关键词组合包括但不限于:“microplastic”、“nanoplastic”、“gut microbiota”、“GI tract/gut”、“toxicity”、“inflammation”、“neurotoxicity”、“liver”、“kidney”、“brain”、“lung”、“organ”、“system”和“reproductive organs”。纳入标准为:2020年1月至2025年12月间发表的原创研究或同行评审综述,研究MPs或NPs对肠道菌群、炎症或远端器官毒性的影响,并报告了关于菌群介导的全身效应机制的原创数据或系统综合。排除标准包括:仅关注环境发生或降解而无毒理学终点的研究;会议摘要、社论或评论;以及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章。筛选过程由第一作者进行标题和摘要筛选,并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进行全文评估。鉴于本文的叙述性性质,搜索和筛选策略旨在实现核心文献的全面覆盖,而非穷举所有可用研究。范围与局限性:基于筛选和综合,近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微塑料生物积累、炎症及其对肝脏、肾脏和胃肠道的影响;针对生殖毒性或脑与神经毒性的研究较少,且多数实验使用水生生物或小型脊椎动物。本文探讨了微塑料如何影响动物的肠道菌群和全身性炎症,并阐明了远端器官损伤的潜在机制。所有结论均基于现有研究的证据综合,外推至人类时应谨慎解读。
**3. 微塑料对肠道的影响**
**3.1. 微塑料诱导炎症和菌群失调的驱动因素**
微塑料的肠道命运主要取决于其理化性质,如大小、形状、表面电荷和组成。由于其耐酸性、酶稳定性和疏水性,微塑料在肠道上皮、淋巴组织和结肠中持续存在,被认为有助于炎症、菌群失调和屏障功能障碍(动物研究)。例如,Lee等人通过口服灌胃给小鼠100 nm聚苯乙烯微塑料持续12周,发现颗粒主要积累在盲肠和结肠,且在48小时内未完全清除(体内)。形状(碎片状或球状)也显著影响肠道分布和结局,微塑料积累可能进一步影响滞留时间和排泄。
**3.1.1. 物理性质**
(1) 粒径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较小的微塑料颗粒更易穿透肠道上皮细胞,进入血液并迁移至其他器官(实验条件下)。<10 μm的颗粒更易穿过肠道上皮进入循环系统,粒径越小,屏障穿透和全身分布的潜力越大(动物和体外证据)。具体而言,0.1-10 μm颗粒可通过内吞作用穿过血脑屏障、胎盘和胃肠道上皮进入全身循环;<5 μm颗粒倾向于积累在巨噬细胞、淋巴结、血液和脾脏;<10 μm颗粒可通过胃肠道进入血液并在肝脏、肾脏和脑中富集;<0.1 μm纳米塑料可穿透细胞膜、胎盘和血脑屏障(临床前证据)。体外实验证实,50 nm聚苯乙烯纳米塑料(PS-NPs)的转位率为7.8%,显著高于100 nm PS-NPs的0.8%。<10 μm的颗粒更易穿过肠道上皮进入血液,<150 nm的颗粒可通过内吞、细胞旁扩散和巨胞饮作用被肠道上皮细胞摄取,随后进入血液或淋巴系统;而>150 μm的颗粒几乎无法穿过上皮屏障,>90%经粪便排出(动物数据)。这些发现表明粒径是调节肠道微塑料吸收的关键因素。2022年,Heather A. Leslie等人在荷兰首次在77%健康个体的血液中检测到微塑料,平均浓度为1.6 μg/mL;聚苯乙烯(PS)占检测颗粒的36%,所有颗粒均<10 μm,同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乙烯(PE)也被广泛检出(人类观察数据)。目前,<1 μm的纳米塑料已在人类血液、胎盘和粪便中检测到,直接证明其具有穿过肠道屏障并进行全身迁移的能力(人类证据)。
(2) 几何形状至关重要。纤维状和碎片状微塑料因其尖锐边缘,与肠道上皮表面接触更频繁,似乎比球状颗粒引起更强的机械刺激,导致更大的膜损伤和局部炎症。在人工消化模型中,不规则、高表面积的PS碎片紧密接触上皮细胞,集中局部应力,已被报道直接破坏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ZO-1),从而增加肠道通透性。体外实验显示,碎片状PS-NPs与VE-cadherin结合,诱导应变破坏黏附连接,这是颗粒几何形状的纯机械效应,不依赖化学作用。纤维状微塑料嵌入黏膜;长径比>10:1促进与黏液纤维缠结,延长滞留时间,加剧磨损,导致黏液层耗竭(动物数据)。非球状颗粒转运更慢,引起更多黏膜损伤;而在水蚤中,碎片在24小时内仅排泄1%,而微球排泄率为99%(水生模型)。转运机制也不同:在ATP耗竭实验中,碎片状PS纳米塑料的跨膜转运仅减少35%(主要为被动扩散),而球状颗粒的跨膜转运减少>70%(主要为主动转运)。
(3) 表面电荷塑造肠道命运。微塑料的表面电荷决定了其与肠道上皮的静电相互作用。带正电荷的颗粒黏附于细胞膜并促进内化;带负电荷的颗粒受膜排斥,滞留在肠腔中,但可能增强污染物解吸。对于相同尺寸的微塑料,带正电荷的微塑料通常比带负电荷的更具生物毒性。体外实验中,0.2 μm胺修饰(正电荷)碎片穿过Caco-2单层的转运量是相同尺寸羧酸盐(负电荷)微球的2.3倍,这可能归因于静电吸引和边缘锐度。在另一项肠道上皮细胞体外研究中,带负电荷的PS-NPs的转位率为4%,而带正电荷的NPs仅为0.6%。Yacobi等人发现,酰胺化(正电荷)PS-NPs在大鼠肺泡上皮细胞中的积累量是负电荷PS-NPs的20-40倍(动物来源体外)。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带负电荷的微塑料可能更容易被肠道上皮吸收,并触发氧化应激和凋亡。表面电荷也影响微塑料的生物转化并放大生物毒性。例如,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PLA)被肠道脂肪酶裂解为带负电荷的寡聚纳米颗粒,通过疏水相互作用自聚集。这些聚集体在肝脏、肠道和大脑中积累,与锌离子结合并抑制MMP-12活性,触发肠道炎症和屏障损伤(动物证据)。表面部分决定了微塑料对污染物的载体功能。在肠道中,带负电荷的微塑料(聚酰胺PA、聚氯乙烯PVC)解吸Cd2?的比例为36.9-59.9%,远高于其在沉积物中的解吸率(6.9-18.7%),因为肠道pH和表面活性剂削弱了静电结合(实验数据)。带正电荷的微塑料结合带负电荷的黏膜,延长滞留时间并提高局部毒性(Wang等人,2022)。表面电荷还塑造了吸附生物分子(Ebrahimi等人,2022)的冠层;例如,带正电荷的胺修饰PS-NPs对雄性小鼠的生殖系统和葡萄糖稳态毒性最强。它们静电结合细胞膜,激活PI3K-AKT-mTOR信号,驱动精原细胞过度分化,抑制AKT/FoxO1磷酸化,并加重胰岛素抵抗和肝脏糖原储存(动物研究)。
**3.1.2. 化学组成**
微塑料的化学组成显著影响其在肠道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不同聚合物类型(如聚苯乙烯和聚乙烯)表现出不同特征。例如,Wang MJ等人发现,聚乳酸(PLA)微塑料在肠道脂肪酶催化下发生酶解,生成疏水性寡聚物,后者自组装成纳米颗粒(20-200 nm)。这些纳米颗粒可穿过肠道屏障,在肝脏和大脑中积累,并通过抑制其锌指结构使金属酶MMP-12失活,从而诱导急性炎症。相比之下,常规塑料如聚苯乙烯微塑料(PS)在相同条件下未表现出类似降解(相同实验模型)。另一项使用模拟消化的研究证实,PLA在十二指肠开始降解,而聚己内酯(PCL)在胃和十二指肠中保持稳定,仅在结肠发酵过程中被微生物寡聚化(Peng等人,2024)。两种聚合物均显著降低益生菌(如双歧杆菌)的丰度,但PLA降解产物对肠道菌群α多样性的抑制更强(Peng等人,2024)。在传统的石油基微塑料中,PS和PE在肠道吸收和分布上存在差异。例如,一项小鼠暴露研究显示,100 nm PS在4小时时的排泄量是PE的4倍。此外,100 nm PS在0.5小时内穿过小肠上皮进入血液,并在4小时时在肝脏中显著升高,而PE颗粒在4小时内未被检测到在肝脏中(动物研究)。
微塑料常含有多种添加剂,包括增塑剂(如邻苯二甲酸酯和双酚A)、阻燃剂(如多溴二苯醚)和稳定剂(综述)。增塑剂DEHP从聚氯乙烯(PVC)等聚合物中浸出,已被报道干扰肠道内分泌功能,促进脂质积累,抑制黏膜修复,破坏肠道屏障并诱导炎症(Li等人,2025)。阻燃剂诱导氧化应激并损害肠道上皮细胞线粒体功能。研究表明,口服摄入聚苯乙烯微塑料会将多溴二苯醚等阻燃剂释放到胃肠道,可能导致小鼠肠道炎症(动物研究)。体外Caco-2实验证实,与阻燃剂共暴露导致活性氧(ROS)过度产生,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并最终损伤肠道上皮细胞(Qiu等人,2024)。锌基稳定剂抑制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同时促进机会致病菌(如大肠杆菌)的增殖(Yang等人,2025)。
通过光催化和水解的老化过程改变MPs的理化性质。在模拟环境老化中,PP和PVC表面获得含氧基团(如羰基和羟基),从而增加亲水性和粗糙度。这些变化增强了微塑料对肠道细胞的黏附。Ramsperger等人使用共聚焦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显示,老化微塑料被细胞摄取的速度是原始颗粒的2-4倍(细胞模型),表明老化显著增强了微塑料对肠道上皮的黏附。老化微塑料表面易吸附微生物并形成生物膜,改变肠道免疫识别和清除。生物膜包被的微塑料增加肠道杯状细胞数量,但通过促进机会致病菌(如弧菌)抑制其功能,从而间接导致杯状细胞增生(动物研究)。Yu等人发现,生物膜包被的微塑料诱导斑马鱼肠道氧化应激并改变对氧氟沙星的响应(Yu等人,2024)。老化微塑料还可诱导抗生素耐药性。例如,Zhang等人显示,老化PS-MPs释放吸附的罗红霉素,可能增加肠道菌群中ARGs(bca、sul1)的丰度(Zhang等人,2022)。由于老化微塑料更易形成生物膜,其多糖-蛋白质基质使生物膜增厚(高达未老化塑料的2倍),并严重降低抗生素渗透性(如环丙沙星和四环素)(Ji等人,2024;Li等人,2024)。现有证据表明,化学组成、添加剂和老化共同塑造微塑料的肠道毒性。聚合物在降解和吸收上存在差异;浸出的添加剂破坏屏障;老化颗粒表现出强黏附、摄取和生物膜形成,从而驱动氧化应激和抗生素耐药性。
**3.2. 微塑料诱导菌群失调的核心机制**
微塑料可能通过物理损伤、化学毒性、组成变化和代谢失调的级联反应破坏肠道菌群。其中,微生物组成变化和代谢紊乱尤为关键(相关机制总结见Table 4)。
微塑料可直接损伤肠道黏膜上皮细胞,下调紧密连接相关基因(如ZO-1、OCLN、CLDN-1)和蛋白(如Occludin),增加肠道通透性。例如,暴露于聚苯乙烯微塑料(PS-MPs)导致小鼠结肠隐窝变浅、杯状细胞减少,伴随血浆D-乳酸和二胺氧化酶(DAO)水平升高,表明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动物研究)。这种屏障损伤可介导细菌易位并触发全身性炎症,同时也为微塑料及其相关污染物进入循环系统提供了途径。
微塑料作为“特洛伊木马”,通过吸附重金属(Pb、Cd)、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AHs、PCBs)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并在肠道中释放它们。在蚯蚓中,LDPE微塑料与吡唑醚菌酯(PYR)共暴露使肠道ARGs丰度增加68.8-96.9%,驱动耐药菌(如黄杆菌科)增殖(陆生无脊椎动物模型)。此类污染物被认为通过抑制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同时促进机会致病菌增殖来破坏微生物稳态。
**3.2.1. 微生物趋势**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益菌与致病菌之间的平衡是宿主健康的关键。因此,关键微生物变化聚焦于这两类菌群的变化。在健康个体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占主导(>90%的微生物),而潜在致病菌如变形菌门保持低水平。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F. prausnitzii通过排斥病原菌、分泌抗菌物质(细菌素和短链脂肪酸SCFAs)以及增强肠道屏障来维持稳态。乳酸杆菌增强上皮紧密连接,F. prausnitzii通过丁酸盐滋养结肠细胞。机会致病菌(F. nucleatum、产肠毒素B. fragilis、C. difficile)被抑制,但平衡打破时可能致病。其毒力机制已明确:F. nucleatum利用FadA打开上皮通道并招募MDSCs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pks? E. coli产生colibactin,一种基因毒素,损伤宿主DNA并留下致癌痕迹。
近期动物研究表明,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变化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然而,厚壁菌门/拟杆菌门(F/B)比值变化的方向因物种而异:在哺乳动物中通常降低,但在其他动物中升高。例如,在小鼠中,Sun等人发现PE微塑料降低厚壁菌门并增加拟杆菌门,导致F/B比值降低(Sun等人,2021)。相反,Xu等人报道PE暴露增加了鸡的F/B比值(Xu等人,2025),与小鼠结果相反。在鱼类中也观察到类似结果;暴露于PE的斑马鱼厚壁菌门丰度增加,拟杆菌门无显著变化(Yuan等人,2023)。这些差异可能源于物种特异性机制。在鸡中,微塑料和增塑剂的联合效应主要由化学增塑剂驱动,增加能量需求并促进厚壁菌门富集。而在小鼠中,微塑料主要通过肠道黏膜损伤影响肠道菌群,抑制拟杆菌门生长。此外,鸡的盲肠天然以厚壁菌门为主,而小鼠结肠维持相对平衡的F/B比值,这影响了对微塑料的响应。此外,在另一项使用PVC微塑料的小鼠研究中,F/B比值显著增加(Chen等人,2022),反映了PE和PVC聚合物性质的差异。这些结果表明,MPs对肠道菌群并不产生普遍的单模式响应。F/B比值的方向性变化受多种因素调节,包括宿主物种、聚合物类型和暴露剂量;研究中观察到的方向性差异并不代表结论矛盾,而是反映了宿主肠道生理、基线菌群结构和MPs理化性质的差异。值得强调的是,F/B比值的变化本身并不等同于有益菌与致病菌比例的变化。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均包含功能多样的成员,该比率的增加或减少仅反映门水平的结构重组。此类变化的功能意义必须结合属水平变化和代谢功能进行解读。
变形菌门包含多种革兰氏阴性病原菌,如大肠杆菌,通常在微塑料暴露后增加。例如,在一项小鼠研究中,PVC微塑料暴露使变形菌门丰度增加1.8倍,且与肠道炎症呈正相关(Chen等人,2022)。暴露于PE微塑料的斑马鱼也显示变形菌门显著增加(Yuan等人,2023);然而,在暴露于纳米级PS的大黄鱼幼鱼中,变形菌门丰度显著降低(Gu等人,2020)(水生模型)。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对微塑料的响应可能随聚合物类型和动物物种而变化,变形菌门变化的方向具有情境依赖性。
微塑料暴露在动物模型中与促进机会致病菌增殖相关。在哺乳动物中,与胆汁酸代谢失调相关的细菌(如Parasutterella)和炎症标志物(如Turicibacter)上调。例如,在暴露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微塑料(PET MPs)的小鼠中,Parasutterella、Muribaculum和Turicibacter的丰度分别增加3.2倍、2.1倍和1.8倍(Lu等人,2025)(动物研究)。PS-MP暴露显著增加了小鼠肠道中变形菌门和埃希菌-志贺菌属的丰度,这与脂多糖(LPS)水平升高以及炎性细胞因子IL-1β和TNF-α的激活密切相关(Zhang等人,2023)(动物研究)。在鱼类中,Plesiomonas和Pseudomonas等属的丰度增加。一项斑马鱼研究显示,Plesiomonas的相对丰度与黏膜免疫基因(包括pigr、IL10和ighv4-5)的表达呈正相关(Yuan等人,2023)(水生模型)。
微塑料通常减少肠道有益菌数量。在蚯蚓中,PE暴露降低乳酸杆菌丰度并损害肠道功能(Zhang等人,2024)。在大黄鱼幼鱼中,PS暴露提高了益生菌(乳酸杆菌和Parabacteroides)但降低了潜在有益的Ruegeri和弧菌(Gu等人,2020)。益生菌的增加可能代表了幼鱼对病原威胁的早期适应反应;然而,在高暴露水平下,这种调节会失效。
**3.2.2. 代谢失调**
微塑料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代谢和宿主代谢过程影响动物健康。
肠道微生物代谢在支持宿主能量平衡中起关键作用;然而,微塑料摄入破坏了SCFAs、磷脂和胆汁酸途径。PLA-MPs减少SCFAs;其降解产物干扰发酵,降低保护性乙酸和丁酸,削弱小鼠肠道屏障功能(Bao等人,2025)。类似地,80 nm PS纳米塑料在小鼠中降低SCFAs产生并增加硫酸盐还原菌,从而导致丁酸缺乏和胆汁酸积累,破坏肠道屏障完整性并驱动慢性炎症(Jing等人,2022)。PS-NPs还破坏蜜蜂肠道中的甘油磷脂代谢,诱导脂质过氧化和凋亡(Deng等人,2025)(昆虫模型)。暴露于PET-MPs的小鼠中胆固醇稳态的破坏归因于微塑料诱导的微生物胆汁酸代谢失调,导致牛磺胆酸水平升高,抑制法尼醇X受体(FXR)信号,并最终影响CYP7A1酶活性(Lu等人,2025)(动物研究)。
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依赖于紧密连接蛋白和黏液层。微塑料已被证明下调紧密连接蛋白,损伤黏液层,并减少杯状细胞数量。PS-NPs上调miR-501-3p,使小鼠ZO-1和occludin降低60%,导致“肠漏”(Hsu等人,2025;Huang等人,2025)。此外,毛螺菌科内化NPs并释放抑制性囊泡,抑制杯状细胞MUC-13表达,破坏黏液层(Hsu等人,2025)(分子证据)。微塑料诱导的慢性炎症还与肠道杯状细胞数量减少和黏液层厚度降低约30%相关(Zhao等人,2025)(动物研究)。
近期使用细胞和小鼠模型的研究揭示,纳米塑料诱导铁死亡,而微米级塑料通过机械应激诱导代谢紊乱。具体而言,100 nm MPs通过内吞作用触发氧化应激并上调铁死亡相关基因(Fosl1和p53)。相反,10 μm MPs通过机械损伤和YAP介导的代谢重编程,促进细胞骨架重塑和代谢从氧化磷酸化向无氧糖酵解转变,最终导致肠道上皮损伤(Cheng等人,2025)。
总之,基于现有证据,MPs摄入最初通过物理化学机制破坏肠道菌群稳态,导致有益菌减少和病原菌增加。这导致代谢失调,包括短链脂肪酸合成减少和脂质代谢异常。这些代谢变化损害肠道屏障功能,从而促进微塑料穿过肠壁,触发全身性炎症和氧化应激。这些过程可能加剧肠道菌群失调,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持续损害宿主健康。应注意,这些发现主要来自体外和动物研究,其外推至人类健康需进一步研究。
**4. 微塑料如何影响远端器官**
摄入后,微塑料首先接触胃肠道。积累后,它们增加肠道上皮通透性,破坏肠道屏障,扰乱肠道菌群和代谢稳态。随后,它们穿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液,分布全身并进一步积累,诱导氧化应激、线粒体损伤和炎症级联反应,促成远端器官效应。例如,微纳米塑料(MNPs)在肠道上皮细胞中积累,穿过紧密连接,并通过淋巴系统易位至全身部位。已观察到器官特异性积累,包括结肠滞留、肝脏和肾脏富集,以及穿透血脑屏障导致大脑中积累(Wang等人,2023)。近期关于微塑料对远端器官影响的研究总结于Table 5。
**4.1. 肠道-肝脏轴**
近期研究表明,微塑料通过肠道-肝脏轴损害动物健康。肝脏损伤源于肠道屏障破坏、菌群失调和代谢紊乱,这些改变细胞内信号,诱导肝细胞焦亡、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酶失活,可导致肝炎、纤维化和脂质积累。
迄今为止证据最充分的机制是LPS介导的炎症通路。PS-MPs降低小鼠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增加肠道通透性,使LPS通过门静脉到达肝脏。LPS激活Toll样受体4(TLR4)/MyD88/NF-κB通路,触发肝炎和纤维化(Zhang等人,2023)。该通路已在多个独立研究中得到验证,是肠道-肝脏轴机制中最具生理学合理性的经典途径,LPS-TLR4-NF-κB炎症轴在肝脏生物学中已得到充分证实。在MPs暴露背景下,Zhang等人通过抗生素耗竭和粪菌移植实验证实了肠道菌群失调在该通路激活中的因果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低剂量暴露(25-30 μg/kg/day)也足以通过该通路诱导肠道屏障损伤和肝脏炎症,提示在环境相关浓度下可能具有病理相关性。
PE-MPs通过TLR2/NF-κB/NLRP3通路驱动肝细胞焦亡和炎性细胞因子(IL-1β、TNF-α)释放,可能触发炎症和氧化应激。它们还抑制脂质代谢酶,可能导致脂肪积累和肝损伤(Cui等人,2025)。该机制已在哺乳动物模型中得到反复验证。在暴露于PET的小鼠中,肠道FXR抑制导致肝脏CYP7A1酶活性失调,胆固醇转化受损,脂质沉积加重(Lu等人,2025)。该通路显示出从肠道菌群胆汁酸代谢到肝脏胆固醇稳态的调控链,生理合理性较高。
PVC-PS微塑料共暴露导致小鼠血清代谢物中717种异常,丁酸代谢途径显著抑制,苯乙酸(炎症标志物)积累。这破坏了肠道-肝脏轴通讯,随后的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氧化应激激活可能导致肝损伤和组织病理学改变(Zhuang等人,2023)。然而,这些发现主要基于代谢组学关联分析,其因果关系和具体分子机制有待功能实验验证。
此外,环境老化可显著改变MPs的理化性质,增强其吸附环境污染物的能力,从而影响其载体功能和联合毒性效应。Cui等人证明,老化PE-MPs表面富集含氧官能团,与原始颗粒相比,更显著地破坏了肠道-肝脏轴稳态并加重了肝脏脂质沉积和炎症反应。关于重金属共暴露,暴露于老化PS-MPs(200 μg/L)和镉(10 μg/L)21天的斑马鱼显示,老化PS显著增强了Cd吸附,导致更高的Cd积累和更严重的肝脏氧化应激、炎症和脂质积累(Li等人,2025)。机制上,这种协同肝毒性通过肠道-肝脏轴介导,通过下调肠道屏障蛋白(ZO-1、Occludin),破坏肠道屏障完整性和菌群结构(Li等人,2025),并干扰PI3K/AKT/mTOR信号通路,触发肝细胞过度自噬和氧化应激(Li等人,2026)。这些发现表明,MPs的环境老化可能增强其作为污染物载体的能力,通过“载体递送-屏障破坏-多轴炎症”的级联机制协同加重肝损伤。
在动物中还观察到肝脏及其他器官的潜在联合毒性。例如,微塑料暴露诱导肠道损伤和肝功能障碍。由此产生的肠道菌群失调反过来可能通过肠道-肝脏轴易位促进乳腺组织损伤。PS-MPs破坏母体小鼠肠道屏障,导致菌群失调和胆汁酸代谢异常。这些变化通过循环易位至乳腺组织,导致乳腺炎症和血乳屏障渗漏(Wang等人,2025)。PS-NPs损伤肠道屏障(Akkermansia、SCFAs和ZO-1减少),增加血液LPS水平。LPS随后通过门静脉激活肝脏TLR4/MyD88/NF-κB通路,诱导脂肪变性并释放大量IL-6和TNF-α。这些促炎细胞因子通过循环返回海马,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