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识别的准父母：丹麦辅助生殖技术下酷儿家庭组建中的生殖治理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Un)recognisable Parents-to-Be: Reproductive Governance in Queer Family-Making via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Denmark

　　

辅助生殖技术（ART）为酷儿个体提供了成为父母的可能性，并满足了他们的生殖愿望。然而，获取ART服务通常将酷儿群体与医疗机构联系起来，而这些机构在其社群中引发不适和暴力。很少有研究探讨医疗服务的机遇与逆境如何影响酷儿个体在ART诊所中的体验。研究人员分析了25次深度访谈，对象包括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个体和男同性恋者，以评估酷儿准父母如何在ART诊所内导航家庭组建过程。利用生殖治理框架和可识别性框架，研究人员发现生殖治理塑造并监管着ART服务的获取。通过可识别性框架，特定的身体和家庭结构被塑造为可识别的准父母。孕育中的身体、生殖主体和家庭结构成为生殖治理的场所，控制着酷儿群体获取ART服务。因此，酷儿群体采取保持可识别的实践以获取ART服务。研究人员讨论了在酷儿社群内保持可识别性和获取ART服务的能力如何不平等分配，以及参与者对机构期望的导航如何包含对异性恋规范家庭组建理想的酷儿化与顺从的时刻。

**论文解读：丹麦辅助生殖技术下酷儿家庭组建中的生殖治理**

**研究背景与问题**

尽管丹麦被视为酷儿友好国家，拥有包容性立法和免费公共医疗系统，并提供国家资助的辅助生殖技术（ART）服务，但酷儿个体在通过ART实现家庭组建时仍面临挑战。现有研究表明，医疗机构常成为酷儿群体遭遇他者化和污名化的场所，而ART服务在提供机会的同时也施加了制度性控制。然而，关于医疗服务的机遇与逆境如何具体影响酷儿个体在ART诊所中的体验，以及生殖治理如何通过可识别性框架塑造酷儿准父母的主体性，现有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和男同性恋者如何通过丹麦国家资助的ART服务导航家庭组建，并分析生殖治理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25次深度访谈（涉及29名参与者）分析了酷儿个体在ART诊所中的经历，发现生殖治理通过立法、生物医学和制度控制塑造并监管着ART服务的获取。具体而言，可识别性框架（frames of recognisability）将特定的身体和家庭结构（如顺性别女性孕育者、异性恋双亲家庭）认定为可识别的准父母，而将酷儿个体及其家庭形式（如跨性别男性孕育者、多亲家庭、通过代孕实现父母身份）视为不可识别。这种治理导致酷儿群体不得不采取策略性实践（如隐瞒身份、模仿异性恋关系）以保持可识别性，从而获取ART服务。研究还揭示了可识别性能力在酷儿社群内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参与者对异性恋规范家庭组建理想的顺从与酷儿化（queering）之间的矛盾。

**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表在《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上，具有双重贡献：第一，在丹麦这一相对开放的ART服务背景下，展示了生殖治理如何通过制度性、生物医学和立法控制持续运作，限制了酷儿家庭组建的完全自主性；第二，通过将可识别性框架与生殖治理结合，深化了对生殖治理理论的理解，揭示了其在机构接触和人际互动中的运作机制，并指出了抵抗与酷儿化过程的可能空间。

**主要关键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深度访谈法，通过社交媒体（Instagram、LinkedIn、Facebook）和政治组织、酷儿权益专业人士的邀请函招募参与者，并辅以滚雪球抽样。样本包括29名在丹麦过去5年内参与家庭组建的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和男同性恋者。访谈遵循半结构化指南，内容涵盖“通往父母身份之路”、“福利机构与专业人员”、“立法影响”、“挑战与障碍”等主题。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识别出三个分析主题：（不）可识别的孕育身体、非孕育主体、不可识别的家庭结构。

**研究结果**

**7 （不）可识别的孕育身体**
通过分析参与者经历，研究发现ART诊所对孕育身体存在制度性期望，即将其视为女性、顺性别、异性恋的“不孕母亲”。跨性别男性John在初次就诊时因男性化外表被质疑孕育意愿，并被迫接受心理评估；性别酷儿Kim通过隐藏身份并忍受阴道超声检查（transvaginal scan）以保持可识别性；非二元个体Chris和Rob则通过策略性身体客体化（strategic bodily objectification）和“心理体操”（mental gymnastics）来适应机构期望。这些案例表明，生殖治理通过可识别性框架对孕育身体实施监管，迫使酷儿个体在“保持可识别”与“维护自我”之间进行复杂协商。

**8 非孕育主体**
对于无法自身孕育的男同性恋者（如通过代孕实现父母身份），国家资助的ART服务完全不可及。立法将ART定义为“提供给有子宫的人及其伴侣”，导致代孕途径被排除在公共系统之外。参与者Philip因无法证明存在“女性伴侣”而被拒绝接受与生育能力相关的医疗检查；Nick和Devlin则因代孕合同被视为“非法”而感受到与国家系统的疏离。这些案例表明，当酷儿个体无法体现孕育身体时，他们被生殖治理认定为“生殖上死亡”（reproductively dead）的主体，从而被剥夺了生殖未来。

**9 不可识别的家庭结构**
酷儿家庭结构（如多亲家庭、彩虹家庭）在ART诊所中常被制度性忽视或强制重塑。参与者Benjamin在首次就诊时被医生要求“假装”其三位父母中的一位不存在；Sam因坦白与伴侣非配偶关系而被要求以“捐赠者”身份接受服务；Jonathan和Casper则被迫通过“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策略隐瞒真实家庭结构。此外，Jordan和Blake因使用知情捐赠者而非匿名捐赠者精子，被强制要求进行体外受精（IVF）和精子冷冻，从而降低了怀孕成功率。这些案例显示，生殖治理通过生物医学程序（如精子冷冻、卵子采集）和制度性规范（如“捐赠者”标签）对酷儿家庭结构实施控制，迫使其重新融入异性恋双亲家庭的规范框架。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生殖治理通过可识别性框架塑造了酷儿准父母的主体性，并产生了复杂的治理过程，包括同情、沉默和排斥。在丹麦这一看似酷儿友好的ART系统中，实际上仍再生产着顺性别、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双亲家庭的规范。这种治理导致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酷儿社群内部在可识别性协商能力上的不平等分配（如跨性别男性面临更直接的排斥风险）；第二，当前ART系统允许的“酷儿化”程度有限，参与者往往在顺从与抵抗之间摇摆。研究结论部分强调，酷儿个体在获取ART服务时，必须持续进行“保持可识别”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策略性妥协，也是对被排斥威胁的抵抗。通过将可识别性框架与生殖治理结合，本研究揭示了国家资助的ART系统如何通过制度性、立法和生物医学控制，形塑酷儿家庭组建的边界，并指出了在其中可能出现的酷儿化空间，例如通过“在家人工授精”或“重新定义生育行为”等方式挑战异性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