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Systems & Reform》:Challenges to Achiev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Through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Reforms: Insight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ngle Nodal Agency Reform in India
编辑推荐:
公共财政管理(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PFM)改革因其提升卫生筹资体系并推动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进展的潜力而日益受到重视。尽管理论框架已经阐明了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发挥作用的路径
公共财政管理(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PFM)改革因其提升卫生筹资体系并推动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进展的潜力而日益受到重视。尽管理论框架已经阐明了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发挥作用的路径,但关于其在特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LMICs)情境中实际效果的经验证据仍然有限。本文考察了印度单一节点机构(Single Nodal Agency,SNA)体系改革。该改革旨在改善中央资助计划中的预算执行,其中包括卫生部门旗舰计划——国家健康使命(National Health Mission,NHM)。研究分析了这项改革带来的收益与挑战,并强调了对其有效性具有关键意义的制度特征。研究基于对印度两个邦——比哈尔邦(Bihar)和奥迪沙邦(Odisha)——SNA实施情况的评估,采用的是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期间在多个行政层级开展的关键知情人访谈所得的定性证据。与此同时,研究还补充使用了由邦财政部门和NHM实施机构提供的数据。结果表明,该改革在现金管理、支出透明度以及中央资金拨付与次国家层面项目支出之间的匹配改进方面,已经实现了预期收益。然而,预算可信度薄弱,再加上数字连通性约束以及管理财政交易的人力能力有限,可能会加剧项目资金获取方面的不平等。对支出的更高强调提高了资金使用方面的合规压力,而对实际卫生系统结果的关注仍然有限。总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要通过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获得收益,必须具备有利的制度环境。
该文发表于《Health Systems》,聚焦印度公共财政管理(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PFM)改革中的单一节点机构(Single Nodal Agency,SNA)制度,讨论其在推动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中的作用及局限。研究背景在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LMICs)面临卫生投入不足与财政空间有限的双重约束,因而越来越多地将改进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与支出监测的PFM改革视为提高卫生支出效率、扩大卫生财政空间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已经从理论上提出,PFM改革可以通过改善预算资源的使用方式来创造“预算空间”,但针对具体国家、尤其是联邦制国家的实证研究仍相对缺乏。印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进SNA改革,以改善中央资助计划(Centrally Sponsored Schemes,CSS)的资金流转与预算执行,而国家健康使命(National Health Mission,NHM)作为印度最重要的中央资助卫生计划,构成了观察这一改革效果的关键场域。
论文指出,在SNA改革之前,NHM的资金流动机制存在明显碎片化问题。中央政府拨款进入邦级财政后,再向国家健康协会(State Health Societies,SHSs)及更低层级实施机构分配。由于各实施主体往往按不同子项目分别开立多个银行账户,导致体系内银行账户数量庞大、闲置沉淀资金普遍存在,形成所谓“浮存资金”。与此同时,尽管公共财政管理系统(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PFMS)已被引入用于在线追踪支出,但并非所有支出实体都在平台上完整登记支出,致使支出透明度受限,资金真实性与可追踪性不足。此外,中央资金拨付与邦级实际支出之间缺乏直接联系,中央卫生部门为了避免预算结转失效,往往不完全依据地方实际使用情况拨款,结果形成中央拨款、地方沉淀、财政迟滞并存的局面,削弱了预算执行效率。
针对上述问题,印度财政部于2021年推出SNA改革。该改革在理念上接近国库单一账户(Treasury Single Account,TSA),其核心在于将各类原本分散于多级、多账户的项目资金集中到邦级唯一的SNA账户中,取消向下级机构直接转账的既有模式,并要求下级实施机构开设零余额附属账户(Zero Balance Subsidiary Accounts,ZBSAs),由其按设定额度直接从邦级SNA账户实时记账支出。同时,NHM全部支出均需与PFMS整合,实现实时追踪;中央资金后续拨付则以SNA账户中资金至少使用75%为前提条件。这一制度设计希望通过账户整合、流程重塑和数字化监管来加强现金管理、提升支出透明度并改善中央拨款与实际支出的对应关系。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以比哈尔邦和奥迪沙邦为案例,开展实施评估;在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间,于邦、地区、街区及卫生机构多个行政层级实施半结构式关键知情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KIIs),共128次;受访对象包括财政部门官员、国家健康协会负责人、地区与基层财务管理人员以及项目负责人;同时结合PFMS平台导出的SNA报告、邦财政部门与NHM实施机构提供的数据、审计材料及政府网站公开的NHM会议记录与财务文件,对访谈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与三角校验。
在结果部分,论文按照预算周期分为“预算规划”“预算执行”“预算问责”三个小标题展开。
一、Budget Planning: Weak Budget Credibility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Across Implementing Agencies
研究显示,SNA改革虽然改善了现金管理和支出透明度,但并未解决预算编制环节长期存在的预算可信度不足问题。NHM中,中央卫生部行政批准的预算上限往往显著高于实际可供支出的资源包规模,这种差距在近年来多个邦不断扩大。行政批准代表某年度允许开展活动的预算上限,而资源包则决定实际可用于执行的资金规模。研究人员指出,当两者脱节时,实施机构在执行层面会面临明显的财政挤压,无法按原计划完整实施项目活动。与此同时,由于资金集中于邦级SNA账户,基层实施机构常常需要在有限可用资金下“先到先得”地快速录入支出,导致数字连通性较好、操作能力较强的机构更易获得资金使用机会,而能力较弱地区则可能延迟甚至被排除。这表明,改革在提高集中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因预算不可信和能力差异而造成实施效果的不均衡。
二、Budget Execution: Improved Cash Management, Expenditure Transparency and Alignment of Releases to Expenditures
这一部分是论文确认改革成效最明确的内容。研究发现,SNA改革显著减少了原来分散在各级账户中的闲置资金。随着邦以下账户被关闭、ZBSA机制建立,下级机构难以再积累沉淀资金,大量“浮存资金”被回收并集中到邦级SNA账户。比哈尔邦约回收67.5亿印度卢比,其中37.6亿来自邦以下机构;奥迪沙邦约回收27亿印度卢比,其中80%以上来自邦以下机构。全国范围内,各类中央资助计划下近150万个实施机构账户被整合为约4500个SNA账户。财政部据此估算,截至2025年1月,中央政府已节省约1100亿印度卢比。
此外,所有支出统一通过PFMS登记,使中央与邦政府能够实时查看资金位置与使用情况,显著提高了支出报告透明度。中央份额资金拨付与SNA账户使用率75%的条件相挂钩,也增强了拨付与实际支出之间的一致性,并缩短了邦财政向实施机构释放中央资金的延迟。在比哈尔邦,中央资金释放时间由改革前的2—3个月缩短至1个月以内;奥迪沙邦则由20—30天缩短至15天以内。由此可见,SNA在现金管理、资金周转效率和支出追踪方面实现了预期目标。
三、Budget Accountability: Limited Visibility of Non-Financial Outcomes
研究同时指出,改革在问责层面强化的是财务合规,而非卫生服务结果。由于中央后续拨款以邦级SNA账户75%使用率为条件,州、区、街区各级实施机构承受较强的支出与记账压力,必须尽快完成付款并在数字平台上登记,以满足利用率要求。然而,系统对这些支出对应的非财务产出缺乏同步、系统性的监测,因此难以判断更快的支出是否真正转化为更好的卫生服务供给。
田野访谈揭示了若干因合规压力而出现的临时性做法。例如,在农村地区,由于商品与服务提供者中缺乏已完成商品和服务税(GST)注册的供应商,基层机构有时借助单一注册供应商为多项交易开票,再由卫生机构人员协助将资金转给真实但未注册的提供者;在另一些情形下,工作人员会以“paid-by-me”凭证形式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垫付并转付日常劳务报酬。还有一些情况下,向下级机构拨付的灵活资金或向供应商预付的采购、工程款,被直接登记为“支出”而非“预付款”。这些做法有助于满足平台上的利用率要求,却削弱了对实际服务产出时间和性质的可见性。论文据此认为,SNA改革下的支出监测体系仍然难以有效反映真实的非财务结果。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SNA改革的实际成效受多重制度因素共同塑造。首先,SNA作为一种类似TSA的改革,确实改善了现金管理并释放了财政空间,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卫生部门自动获得更多资源。若要将节约和效率收益转化为UHC相关卫生投资,仍需卫生部在预算谈判与审批阶段积极与财政部协商,争取将新增财政空间导向卫生领域。其次,预算编制可信度不足会削弱预算执行改革的收益。由于批准预算与实际资源包之间长期脱节,实施机构往往优先保证工资与对受益人的现金转移等刚性支出,而培训、物资采购等重要但相对可调整项目则更易被压缩,这损害了规划完整性并降低了项目目标的一致性。再次,较差地区的数字连通性不足以及基层财务人员在线交易能力有限,也会妨碍预算执行,甚至因“抢先记账”机制放大地区间资金获取不平等。论文认为,这种建立在数字平台上的PFM改革,如果缺乏配套能力建设,可能加剧资金获取与卫生结果的不平等。
最后,论文指出,当前SNA体系更重视投入型问责,即是否按要求使用和登记资金,而非预算执行是否真正提高了卫生系统绩效。虽然印度存在卫生管理信息系统(Healt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HMIS),但其尚不能与PFMS及邦级综合财政管理信息系统(Integrate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IFMIS)有效衔接,因而难以把财政执行与卫生服务产出联系起来。研究人员认为,只有将财务绩效监测与非财务绩效监测联动,才能真正评估PFM改革是否促进了UHC。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强调,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制度因素对于塑造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有效性具有关键作用。尽管PFM改革能够促进财政空间扩展、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效率并加快全民健康覆盖进程,但在制度结构薄弱的环境中,这些收益不太可能得到充分实现。就印度而言,SNA改革改善了国家健康使命下的预算执行,在现金管理、支出透明度以及资金拨付与支出之间的匹配方面取得进展。然而,其全部影响可能受到预算编制持续薄弱以及数字和人力基础设施不足的限制。此外,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整合,也妨碍了对改革在推进卫生部门目标方面有效性的评估。尽管SNA(或类似TSA的干预)在现金管理和支出效率方面带来的更广泛收益可能会扩展至多个部门,但要确保这些收益真正转化为卫生领域的切实利益,仍将取决于卫生部争取扩大卫生预算资源配置的能力,并最终推动UHC进展。
总体而言,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它并未停留在将PFM改革简单视为技术性财务改进,而是揭示出预算执行改革与预算编制可信度、数字基础设施、基层人力能力及结果监测体系之间存在高度制度性耦合关系。对LMICs尤其是联邦制国家而言,SNA带来的资金集中和实时监测确可提升预算执行效率,但若缺乏可信预算、均衡能力建设及财务—非财务系统整合,这类改革对UHC的促进作用仍将受到明显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