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境中处理新学习的第二语言情感词汇：情感共鸣对N400波及LPC一致性效应的影响

《Brain and Language》：Processing newly learned L2 emotional words in contexts: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resonance on N400 and LPC congruency effects

　　•短暂的联想学习可建立伪词与情绪类别的映射关系。•句子与伪词的情绪类别一致性会影响N400和LPC波形。•悲伤情绪的不一致性比厌恶情绪的不一致性更能引发较大的LPC效应。•第二语言使用者的更大N400一致性效应反映了……•自我报告的第二语言情感共鸣程度可预测与厌恶情绪相关的ERP效应。

引言
语言与情绪之间存在一种根本且双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体验与认知的核心（Altarriba & Canary, 2004; Forgas, 2017）。语言并非仅仅用于传递事实信息，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容，是我们表达、描述、调节乃至引发自身及他人情绪状态的主要媒介。反之，我们的情绪状态以及语言刺激的情感属性也会深刻影响我们对语言的加工、记忆与运用方式。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来看，心理词汇表并非一个情感中立的词汇存储库（Pavlenko, 2008）。早期的研究强调了区分不同类型与情感相关词汇的必要性：情绪词（如“悲伤”“快乐”）可直接标注特定的情绪状态，而带情感色彩的词汇（如“癌症”“亲爱的”）虽不直接命名情绪，却能有效引发相应情绪。这一区分表明，情感是词汇表征与加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Pavlenko, 2006）。然而，当一个人同时使用多种语言系统时，语言与情绪之间的这种复杂关联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Dewaele, 2015）。学习并使用第二语言这一过程会引入新的变量，从而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引发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双语者是如何在其所掌握的各种语言中表征和处理情绪的？

在关于双语与情绪的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现象之一便是“情感共鸣减弱”（Caldwell-Harris, 2015）。双语者常常认为自己的第二语言在情感强度上较弱，所承载的情感分量也低于他们的第一语言。这种情感上的距离感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用第二语言说脏话、讨论禁忌话题或谈论创伤经历时会感觉更轻松，因为这些词汇在第二语言中缺乏在第一语言中的强烈情感冲击力（Harris et al., 2003）。越来越多的生理学与行为学研究结果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表明，用第二语言呈现的情绪词和短语所引发的生理反应，要比用第一语言呈现的相同或类似刺激所产生的反应更为微弱（Harris et al., 2003; Opitz & Degner, 2012）。这包括皮肤电反应减弱以及瞳孔扩张幅度减小，而这些都是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体现。在行为层面，那些在第一语言中十分明显的效应，比如情绪斯特鲁普效应（即识别带有情绪词的词语颜色所需时间比识别中性词更长），在第二语言中往往会出现减弱或完全消失的情况，尤其是对于第二语言水平较低的使用者而言（Toivo et al., 2024）。

从理论层面来看，“情感共鸣减弱”现象可以用语言的情感具身化理论来解释（Jończyk et al., 2016）。第一语言通常是在充满情感互动的早期环境中习得的，因此词汇与身体感受、生理反应以及情感体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Pavlenko, 2006）。相比之下，第二语言往往是在人生后期通过课堂教学学习的，缺乏那种富含情感内容的日常沉浸式交流环境（Harris et al., 2003）。这种学习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第二语言词汇与其背后对应的情感与生理体验之间的联系较为薄弱，也就是所谓的“去具身化”现象。为了系统地研究与量化这种主观但影响显著的现象，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了新的心理测量工具。“LX情感共鸣减弱量表”（RER-LX）就是一种专门设计的、经过验证的量表，用于衡量个体在处理第二语言中的情绪时所感知到的难度与共鸣程度，为探究第二语言情感加工方面的个体差异提供了有力工具（Toivo et al., 2024）。

第一语言使用者与第二语言使用者在情绪加工方面的差异，得到了心理语言学与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若干重要理论框架的支持。Pavlenko的研究为确立情绪词在心理词汇表中属于独立类别这一观点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类词汇的加工方式不同于具体词或抽象词。她的理论认为，由于不同文化与语言中的情绪概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概念重构”过程，即学习者需要适应新的情绪分类与表达方式。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们在早期习得的第一语言，通常仍是一种更具情感色彩且更个人化的表达语言（Pavlenko, 2006）。而第二语言，尤其是在后期习得的，往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具有更强认知控制能力且情感距离感更强的语言。这一理论为“情感共鸣减弱”现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Clahsen和Felser提出的“浅层结构假说”认为，成年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实时理解句子时的方式与母语者存在本质差异。该假说的核心观点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构建的句法表征更为“浅层”，细节也较少（Clahsen & Felser, 2006）。因此，第二语言加工更依赖于非结构性的线索，如词汇语义信息、语用因素以及现实世界知识，而非母语者所依赖的那种复杂且层次分明的句法结构。虽然这一假说最初是为解释句法加工而提出的，但其核心理念——即第二语言加工存在本质差异，且可能更侧重于语义信息而非结构信息——也可应用于分析句子中的情感意义加工。该理论预测，第二语言使用者可能对语义与语用的一致性极为敏感，因为这是他们理解句子的主要途径，但相应的加工过程可能不如母语者那样自动化，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Kotz & Elston-Güttler, 2004）。

双语者的思维特点在于，即便只使用其中一种语言，两种语言系统也会持续处于共同激活状态。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认知控制机制，用以应对跨语言干扰，并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达（Green, 1998）。Green的“抑制控制模型”认为，为了使用或理解目标语言，必须主动抑制非目标语言的相关表征（Abutalebi & Green, 2008; Linck et al., 2009）。这种持续监控与控制两种语言系统的需求，会给一般执行功能带来更大负担，涉及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回皮层等神经网络。 “适应性控制假说”进一步指出，这些控制过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根据不同互动情境的需求而动态调整（例如单一语言环境与代码转换环境）。这些理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第二语言加工在认知层面要求更高，因为它不如第一语言的加工那样自动化。为满足更高的认知需求，第二语言加工可能需要调用更多的神经资源，甚至可能借助右脑的补偿性作用来实现有效的理解。

为了研究第二语言中情绪词在句子语境下的实时神经活动，本研究采用了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这是一种时间分辨率极高的电生理学方法，能够精确追踪认知过程在几毫秒内的变化轨迹（Kutas & Federmeier, 2011）。N400成分是一种负向电位波形，在有意义的刺激呈现后约400毫秒达到峰值（Kutas & Hillyard, 1980）。它已被公认为是词汇语义加工与整合的重要神经标志。在N400之后，通常还会出现晚正电位成分。LPC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正向电位波形，被认为反映了更后期、更为精细且受控的加工阶段（Kutas & Federmeier, 2011）。它与重新分析、重新评估，以及针对特别显著、复杂或出乎意料的刺激而更新心理表征等过程存在功能上的关联。

大量的ERP研究已经表明，第二语言中的情绪词加工可能与第一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ERP波形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但第二语言中的情绪反应往往会在时间上延迟50至100毫秒，这反映出双语者的情绪加工自动化程度较低（Conrad et al., 2011）。一项结合ERP与fMRI技术的中国-英语双语者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从自动化加工向更多依赖认知加工的转变，该研究发现，第二语言中的情绪词主要影响N400成分，而非第一语言中常见的早期注意力相关成分（Chen et al., 2015）。这些神经反应的强度还会受到个体经验以及刺激性质的影响。词语重复能够提升第二语言中情绪词的处理效率，这说明熟悉度在缩小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的情绪差距方面起着关键作用（Sianipar et al., 2015）。此外，这些效应的方向可能还取决于情绪的效价。例如，积极的第二语言词汇能引发较强的LPC效应，而对消极词汇的反应则往往较为微弱（Vélez-Uribe, 2018; Vélez-Uribe & Rosselli, 2021）。不过，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已有的第二语言词汇或广泛的情绪效价类别上。目前尚不清楚新学习的第二语言词汇在融入句子语境后是否能够立即引发此类神经反应，以及不同的消极情绪在初始习得阶段是否具有各自独特的时间进程。

本研究延续了这一研究方向，聚焦于两种特定的消极情绪——厌恶与悲伤，以此突破以往大多数第二语言情绪研究中所采用的基于情绪效价（积极与消极）的二分法（例如Altarriba & Canary, 2004; Pavlenko, 2008）。这样的设计有助于研究大脑对不同具体情绪的定性加工机制，同时也能证明，参与者并非只是学习一种通用的消极标签，而是真正掌握了与特定情绪相关的独特神经认知特征。如果采用积极与消极情绪的对比方法，就很可能混淆这些特征。从进化角度而言，厌恶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保护性情绪，相当于一种“行为免疫系统”，能够促使人们避免接触潜在的污染物和疾病源。它的适应价值在于能够快速察觉威胁并及时远离（Nesse, 1990）。相比之下，悲伤通常是对某种损失（如失去某人、某物或某个目标）的适应性反应，它往往与更为复杂的认知评估、社交退缩以及反思性思维过程相关联。另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愤怒，则因为其具有促进接近行为的特性而被排除在外（Carver & Harmon-Jones, 2009），以避免出现接近行为与回避行为之间的冲突。我们也没有将恐惧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恐惧与厌恶在“即时性”特征上十分相似，两者都是由与生存密切相关的刺激所触发的（Krusemark & Li, 2011）。

为探究词与情绪类别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本研究采用了联想学习范式，即将伪词与情绪面部表情配对。面部表情是一种强大、普遍且非语言化的情绪表达方式，其基本表情在各种文化中都易于被识别。它们对于社会情感发展、沟通以及共情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Ekman, 199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使用来自Karolinska Directed Emotional Faces（KDEF）数据库等经过标准化与验证的面部表情，可以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一种可靠且符合实际情境的方法，从而将抽象的新词与特定的情绪类别建立起稳定的关联。

本研究旨在填补现有文献中的两个主要空白。首先，大多数关于第二语言情绪加工的研究都集中在那些已经存在于双语者词汇表中的词汇上（Jończyk et al., 2016; Opitz & Degner, 2012）。这些研究忽视了词与情绪类别之间的映射关系最初是如何形成并被整合到第二语言语义系统中的这一关键过程（Gu et al., 2023）。通过采用由情绪面部表情与伪词构成的联想学习范式，本研究直接探讨了新出现的第二语言词与情绪类别映射关系的形成及其后续加工过程。这样的设计可以确保所观察到的ERP效应不会受到真实第二语言词汇的不同学习历史因素的干扰，比如主观熟悉度、习得年龄或使用频率等。由于使用了新型词汇，研究者能够精确控制每个刺激的暴露次数以及相应的情感关联程度。此外，这种方法还能避免第一语言中对应词汇的干扰，从而让我们能够研究第二语言中直接的情绪-语义映射关系的形成过程。其次，尽管“情感共鸣减弱”现象已有大量研究记载，但个体的自我感知情感共鸣程度与其对 newly acquired第二语言情绪词的实时神经加工之间的确切关联尚未得到明确界定（Altarriba & Santiago-Rivera, 1994）。本研究旨在通过将神经指标（事件相关电位）与RER-LX问卷得分相关联来填补这一空白。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为：（1）比较普通话母语者与非母语者在处理与特定情绪相关的新学第二语言词汇时的神经认知机制；（2）研究厌恶和悲伤这两种不同负面情绪的处理差异；（3）探究第二语言情感共鸣的个体差异如何影响这些神经过程。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和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a.与上下文情感不一致的假词会引发更强的N400和LPC效应，反映出更高的语义整合难度以及更持久的检索后评估过程；b.与母语者相比，第二语言者在处理假词与上下文之间的情感不一致时，其N400/LPC反应会减弱，表明他们在处理第二语言时的语义访问自动化程度较低，且词汇后的加工能力较弱；c.在第二语言参与者中，第二语言的情感共鸣能力越强（RER-LX得分越低），其神经反应就越接近母语者的反应，即N400和LPC的反应一致性更强。

**参与者**
本研究共招募了32名普通话母语者和24名非母语者作为实验参与者，所有参与者均为右利手，无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史，年龄在18至26岁之间。由于校园内精通汉语的第二语言者数量有限，这24名非母语者来自不同的母语背景，包括5名泰国人、3名韩国人、3名俄罗斯人、2名印度尼西亚人、2名蒙古人、2名西班牙人、1名缅甸人和1名……

**行为结果**
行为结果包括三个部分：学习阶段、复习阶段以及事件相关电位记录阶段。在学习阶段，参与者的学习效果可通过两次泛化测试来体现，因为这些测试反映了他们对假词与情绪类别之间关联的学习情况。表5展示了两组参与者在这两项测试中的平均反应准确率。对学习阶段同一测试类型的分析显示，各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新学第二语言情绪词汇处理的神经认知机制，主要目标是比较母语者与第二语言者的神经反应差异、区分厌恶与悲伤的情绪处理方式，以及探究第二语言情感共鸣的个体差异如何影响这些处理过程。通过运用联想学习范式并记录事件相关电位，本研究得到了复杂而富有洞察力的结果。

**结论**
本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假词与特定情绪类别之间关联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体现在独特的、动态的神经反应特征上。新学情绪词汇的处理不仅受说话者的语言背景影响（母语与第二语言），还受所表达的具体情绪类别以及个体对第二语言的情感共鸣程度的调控。本研究揭示了第二语言者的大脑是如何检测、整合这些信息的。

**作者贡献**
顾北贤：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设计、资金获取、概念构思。李阳：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研究实施、定量分析、数据整理。秦悦：写作——审阅与编辑、研究实施、定量分析、数据整理。唐伟：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概念构思。傅阳：写作——审阅与编辑……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2CYY019）的支持。

顾北贤|李阳|秦悦|唐伟|傅阳|大卫·贝尔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