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语言中，反讽比字面表达更耗费认知资源，而在第一语言中则更为有效：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Brain and Language》：Irony is more cognitively taxing than literalnes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more effective in the first: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在第二语言中，理解反语比理解字面意义更具挑战性，而在第一语言中则不然。•在第一语言中，理解反语需要比理解字面意义更多的重新分析，但在第二语言中则不需要。•在第一步语言中，负面意义的陈述比在第二语言中会被更深入地处理。•与赞美相比，批评需要更多的重新分析。引言想象自己坐在会议室里，等待演讲者开始演讲。会议室里几乎没人。演讲者刚布置完设备，环顾四周后说：“观众可真多啊。”要理解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陈述——即与话语的字面意思相悖的表述（Wilson & Sperber, 1992）——就需要考虑语境以及把握间接表达的能力。理解反语既需要理解话语字面意义的语言能力，也需要理解说话者真实意图并领会其中微妙之处的交际能力（Bromberek-Dyzman, 2024）。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比较反语与字面意义来探讨这些问题（通常是将字面赞美与反语批评进行对比；Filik, Leuthold, Wellington, & Page, 2014; Giora & Fein, 1999a, Giora & Fein, 1999b; Giora, Fein, & Schwartz, 1998, Giora et al., 2007; Kaakinen, Olkoniemi, Kinnari, & H?yn?, 2014; Ronderos, Tomlinson, & Noveck, 2024; Tur?an & Filik, 2016; Woodland & Voyer, 2011）。较少有研究在更广泛的词汇情感范围内比较各种陈述（字面赞美、反语批评、字面批评、反语赞美）。这些研究要么基于相同的主题词进行比较（字面赞美与反语批评，或字面批评与反语赞美），要么基于相同类型的陈述进行比较（字面赞美与字面批评，或反语赞美与反语批评），或是基于相同的交际意图进行比较（字面赞美与反语赞美，字面批评与反语批评）（Bromberek-Dyzman, Kowalik, & P?kacz, 2022; Caffarra, Michell, & Martin, 2018, Caffarra, Haeri, Michell and Martin, 2019; Caillies et al., 2019; Ellis, Zhu, Shintani, & Roever, 2021; Gibbs, 1986; Li & Jung, 2023）。以往的研究大多从两个不同角度探讨反语现象。第一种方法着眼于反语是否比字面意义需要更多处理资源，重点研究字面意义与反语之间的差异以及理解反语所需的不同步骤。那些比较字面赞美与反语批评（涉及积极情感色彩的词语）的研究通常表明，根据反应时间数据（Giora et al., 1998; Giora & Fein, 1999b）以及阅读时间测量结果（Giora et al., 1998, Giora et al., 2007），反语的处理时间比字面意义更长，而且反语处理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其字面意义（Giora & Fein, 1999a）。不过，Ronderos等人（2024）在一项阅读任务中发现，当参与者能够预判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时，他们处理反语陈述的速度可能会快于处理字面陈述。第二类研究则通过系统地比较具有相同情感色彩的陈述，来探讨情感色彩在反语中的作用。例如，“你真好！”这句话虽然含有“好”这个具有积极情感色彩的词，但既可以被理解为赞美，也可以被理解为批评。研究表明，根据阅读时间来看，反语批评的处理速度通常慢于字面赞美，但快于或与字面批评相当，同时快于反语赞美（Dews & Winner, 1999; Gibbs, 1986; Kreuz & Link, 2002，相关综述可见Bromberek-Dyzman, 2014）。这些证据表明，在根据陈述的情感色彩进行比较时，反语并不总是比其字面对应形式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Bromberek-Dyzman（2014）在词汇和情感决策任务的反应时间研究中发现，字面赞美的处理速度最快，其次是反语批评，再然后是字面批评。换句话说，带有负面情感色彩的陈述往往处理得更慢（Bromberek-Dyzman et al., 2022; Ellis et al., 2021; Gibbs, 1986; Li & Jung, 2023），理解起来也比使用积极情感色彩的陈述更为困难（Caffarra et al., 2018）。此外，非反语领域的研究也表明，词汇情感色彩会显著影响整体语言处理过程（Kousta, Vinson, & Vigliocco, 2009; Kissler & Herbert, 2013; Booy & Carolan, 2021）。具有积极情感色彩的刺激通常比具有负面情感色彩的刺激处理得更快、更轻松，且强度更低。这种积极情感优势被认为源于记忆中积极信息更为密集，而且积极信息往往与其他积极信息相似，而负面信息则更为独特，冗余度更低（Unkelbach, Fiedler, Bayer, Stegmüller, & Danner, 2008）。相反，负面刺激由于需要优先处理以应对潜在威胁，其处理强度更高，因此也更加耗费认知资源（Ito & Cacioppo, 2000; Ito, Larsen, Smith, & Cacioppo, 1998）。双语研究的结果表明，双语者在第二语言中对情感内容的敏感度较低（Caldwell-Harris, 2014; Pavlenko, 2012）。脑电生理学研究也显示，与第二语言相比，双语者在处理第二语言中的负面词汇时，N400波幅较小，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第二语言中负面词汇的敏感度降低，处理也较为浅层（Jończyk, Boutonnet, Musia?, Hoemann, & Thierry, 2016; Jończyk et al., 2025; Wu & Thierry, 2012; Zhang et al., 2023; Szczypek, Jankowiak, & Naranowicz, 2026；不过也可参考Aldariz, Moreno, & Foucart, 2025）。鉴于反语本身就带有情感色彩（赞美或批评），这些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情感处理方面的差异很可能会影响双语者在两种语言中如何构建和理解反语含义。反语还可以从交际意图——即赞美与批评——以及具体语境和话语中词汇的情感色彩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按照经典的2×2框架，字面赞美和字面批评意味着词汇/语境的情感色彩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而反语赞美和反语批评则意味着二者不匹配（Dews, Kaplan, & Winner, 1995; Dews & Winner, 1995）。因此，同样的表面陈述可以根据情感色彩与交际意图的结合方式，被理解为字面意义或反语含义。通常情况下，反语会减轻批评的严厉程度，使其显得没有字面批评那么苛刻，同时也会减弱赞美的力度，使其不像字面赞美那样强调（Dews et al., 1995; Dews & Winner, 1995）。有些研究显示，反语赞美的处理速度往往慢于字面赞美，而反语批评与字面批评之间的处理速度则通常没有明显差异（Ellis et al., 2021; Tiv, Deodato, Rouillard, Wiebe, & Titone, 2020）。也有研究指出，反语批评的处理速度比字面批评更快、更准确（Bromberek-Dyzman, 2014; Bromberek-Dyzman et al., 2022）。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情感色彩与交际意图究竟是如何共同影响人们对反语的感知的，尤其是在双语者身上，因为已知情感处理过程（尤其是对负面刺激的处理）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Chen, Lin, Chen, Lu, & Guo, 2015; Jończyk et al., 2016; Szczypek et al., 2026; Tang et al., 2024; Wu & Thierry, 2012; Zhang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25）。因此在研究反语理解的机制时，区分词汇情感色彩（即带有情感色彩的词汇的字面意义）与交际意图（如表达赞美或批评的意图）至关重要（见表1）。事件相关电位是一种通过脑电图检测头皮表面电势变化并经过平均处理后的技术，它能提供关于理解字面陈述与反语陈述过程的时间细节的更精确信息。反语会影响通常由语义处理所调控的ERP成分的幅度，比如N400波（Kutas & Hillyard, 1980），以及词语在语境中的重新评估所产生的晚正电位，即LPP波（Osterhout & Holcomb, 1992）。N400是一种在刺激出现后约400毫秒达到峰值的负向波，它反映了词汇语义处理过程以及语义网络中激活信号的扩散情况（Kutas & Federmeier, 2011）。以往的研究表明，语义违规现象（Kutas and Hillyard, 1980, Kutas and Hillyard, 1984）、语用异常现象（Kuperberg, Sitnikova, Caplan, & Holcomb, 2003）、世界知识冲突现象（Hagoort, Hald, Bastiaansen, & Petersson, 2004; Hald, Steenbeek-Planting, & Hagoort, 2007）或负面词汇都会引发更大的N400波幅，而在第二语言中，负面词汇的N400波幅则低于正面词汇的波幅（Jończyk et al., 2016）。在反语研究中，有些研究显示反语会带来更大的N400波幅（Cornejo et al., 2007; Filik et al., 2014; Katz, Blasko, & Kazmerski, 2004; Shi & Li, 2022），但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此类现象，反语效应更多体现在P600/LPP等后续波形上（Caffarra, Haeri, Michell, & Martin, 2019; Caillies et al., 2019; Regel, Coulson, & Gunter, 2010; Spotorno, Cheylus, Van Der Henst, & Noveck, 2013; Weissman & Tanner, 2018）。具体而言，Filik等人（2014）发现，只有在不熟悉的、不太显眼的反语使用情境下，才会出现N400波幅增大的现象。Cornejo等人（2007）发现，当参与者评估反语语句的连贯性时，如果他们侧重于整体性理解与总体印象而非分析性理解，N400波幅就会增大。Shi和Li（2022）则发现，反语陈述的N400波幅大于可预测的字面陈述，但并不高于不可预测的字面陈述。在听觉处理方面，Caillies等人（2019）发现，与真诚的语调所表达的批评相比，反语语调所传达的赞美会引发更大的N400波幅，而真诚的赞美则比反语批评的N400波幅更大。同样，Caffarra等人（2019）在研究说话者口音（母语口音与非母语口音）对反语的影响时发现，正面语境下的N400波幅比负面语境下的更大。此外，他们还发现，仅在正面语境以及母语口音条件下，反语含义的N400负向波幅才大于字面含义的波幅。P600波，也就是晚正电位，是一种在刺激出现后500到900毫秒之间达到峰值的正向波，它对刺激的重新评估十分敏感，尤其对语义异常现象（Brouwer, Fitz, & Hoeks, 2012; Kolk, Chwilla, van Herten, & Oor, 2003; Van Herten, Kolk, & Chwilla, 2005）、语用不一致现象（Kuperberg et al., 2003）或间接请求现象（Coulson & Lovett, 2010）都很敏感。作为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反语通常会触发后续的推理过程，从而影响P600/LPP波的幅度（Caffarra et al., 2019; Cornejo et al., 2007; Pfeifer & Lai, 2021; Regel, Coulson, & Gunter, 2010, Regel, Gunter, & Friederici, 2010; Regel & Gunter, 2017; Spotorno et al., 2013; Weissman & Tanner, 2018），而且这一现象与陈述的熟悉程度无关（Filik et al., 2014）。P600/LPP波的幅度会受到关于说话者交际风格的语用知识的影响，同时也与反语使用的频率有关（Regel, Coulson, & Gunter, 2010）。Caillies等人（2019）根据P600波的变化情况发现，与字面赞美相比，反语批评需要更多的重新评估；与反语赞美相比，字面批评也需要更多的重新评估，后者对应的是负面情感色彩。关于双语者反语处理能力的研究相比单语者来说相对较少。一些行为研究未能发现双语者的母语（第一语言，波兰语）与第二语言（第二语言，英语）在处理反语速度上的差异（Bromberek-Dyzman, 2014; Bromberek-Dyzman & Rataj, 2016; Bromberek-Dyzman, Rataj, & Dylak, 2010），只显示出第二语言处理速度略慢的趋势（Bromberek-Dyzman & Rataj, 2016）。其他研究则表明，非母语者在处理反语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其处理速度更慢（Ellis et al., 2021；汉语-英语双语者），效率更低（Peters, Wilson, Boiteau, Gelormini-Lezama, & Almor, 2016；阿拉伯语-英语双语者），准确性也较差（Bromberek-Dyzman & Rataj, 2016；波兰语-英语双语者）。也有证据表明，对于那些精通两种语言的双语者来说，无论是在第一语言（波兰语）还是第二语言（英语）中，他们处理反语的速度都可能快于处理字面意义的速度（Bromberek-Dyzman, Jankowiak, & Che?miniak, 2021；相关综述可见Che?miniak, 2025）。当把词汇情感色彩作为研究因素时，各项研究一致表明，在第一语言中，用于字面赞美的积极词汇的处理速度通常快于用于反语批评的积极词汇，而在字面批评中，用于表达负面意义的词汇处理速度则快于用于反语赞美的负面词汇，这种情况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Ellis et al., 2021；汉语-英语双语者）以及第二语言中（Bromberek-Dyzman et al., 2022；波兰语-英语双语者；Ellis et al., 2021；Li & Jung, 2023；汉语-英语双语者）。此外，在第二语言中，包含积极情感色彩词汇的陈述（反语批评、字面赞美）的处理速度和准确率都高于包含负面情感色彩词汇的陈述（反语赞美、字面批评）（Bromberek-Dyzman et al., 2022）。具有讽刺意味的赞美由于出现频率较低，其处理速度通常比讽刺性批评更慢（Kreuz & Link, 2002），而且往往被认为不如讽刺性批评具有讽刺性（Puhacheuskaya & J?rvikivi, 2022）。当这类赞美是用外语口音说出来时，情况也是如此（Caffarra et al., 2018；以英式英语口音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为例），这可能既反映了其使用频率较低，也因为与直接批评一样，它带有负面的词汇情感色彩。在双语者的母语中，这类赞美也被认为比讽刺性批评更难以理解（Tiv et al., 2020），并且可能需要更特定、更敏锐的讽刺识别能力（Bruntsch & Ruch, 2017）。多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中，讽刺性批评都比直接的赞美更难处理（Bromberek-Dyzman et al., 2010; Bromberek-Dyzman & Rataj, 2016）。在双语者的母语中（Tiv et al., 2020）以及平衡型双语者中，直接的赞美处理速度通常快于直接的批评，而讽刺性批评则没有差异，讽刺性赞美处理速度最慢。最后，Antoniou和Milaki（2021）通过研究使用第二方言（标准现代希腊语）的希腊双语者的讽刺理解能力，也发现直接的赞美处理速度最快，其次是直接的批评和讽刺性批评，不过直接的批评处理得最为准确。因此，关于双语者在不同语言中处理讽刺信息的速度存在差异的证据尚不充分。关键在于，目前还不清楚所观察到的差异是由目标词汇的情感色彩（积极与消极）、表达意图（赞美与批评）或语境/陈述的不一致性（讽刺与直接）、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还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至于双语者中的ERP研究证据，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探讨过这个问题。

本研究之前已有研究探讨了两个关键问题：直接语言与讽刺语言哪种更容易处理，以及在第二语言中处理讽刺信息是否需要比母语更多的认知资源。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比较讽刺意义与直接意义（通常是将直接赞美与讽刺性批评对比）或比较具有不同词汇情感范围的陈述（直接赞美与讽刺性批评）来探讨这些问题。

共有45名波兰语（母语）-英语（第二语言）双语者参与了这项实验（36名女性，8名男性，1人未说明性别；平均年龄为22.24岁，标准差为1.81，年龄范围为19–28岁）。由于有两名参与者的准确率较低，他们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本研究的参与者数量是根据以往相关研究中的样本大小（Caffarra et al., 2019; Caillies et al., 2019; Regel, Coulson, & Gunter, 2010）以及有限的资源，通过启发式方法计算得出的。

虽然在本研究中反应时间未必具有实际意义，但考虑到所涉及的 comprehension任务类型，且参与者只有25%的试验会作出回应，为了完整性，我们仅报告了不同语言情境下的行为结果。

总体而言，在两两方差分析中，语言因素（母语、第二语言）具有显著的主效应，与其他测试因素无关，F(1,42) = 16.55，MSE = 55,275.02，p < .001，η2p = 0.28，95%置信区间为[0.08,]。

本研究探讨了晚期波兰语-英语双语者在其母语和第二语言中如何处理讽刺信息，重点关注讽刺性陈述与直接陈述所传达的交流意图。我们的主要假设是：（i）讽刺性陈述相比直接陈述会产生更大的N400和LPP波幅；（ii）在母语中讽刺性陈述的N400和LPP波幅更大，而在第二语言中N400波幅会进一步增大，对于第二语言中的LPP变化则没有预期；（iii）与直接陈述相比，面对负面情感色彩时N400波幅会增大。

本研究虽有所启示，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的研究结果来自一组相对同质的晚期波兰语-英语双语者，这可能限制了其结果在其他语言或情境中的适用性。理想情况下，未来的研究应探讨不同语言以及具有不同语言学习经历的双语者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模式（DeLuca, Rothman, Bialystok, & Pliatsikas, 2019）。其次，我们的研究采用了……

本研究为了解晚期波兰语-英语双语者在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如何处理讽刺意图提供了新的见解。我们的研究发现，讽刺信息的处理存在语言选择性特征：在第二语言中，在早期的词汇语义阶段会观察到更高的认知负荷（N400波幅），而在两种语言中，在后期阶段则会出现更强的重新分析过程，且在母语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LPP波幅）。尽管讽刺信息引发的N400反应比直接意义更强烈，但……

作者贡献声明：
Pawe? Che?miniak：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软件使用、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实施、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
Rafa? Jończyk：写作——审稿与编辑、可视化、监督、方法论、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
Guillaume Thierry：写作——审稿与编辑、监督、方法论、概念构建。
Katarzyna Bromberek-Dyzman：写作——……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成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P.C.得到了“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项目”（017/02/SNJL/0003）的支持。R.J.、K.B.-D.和G.T.则获得了波兰国家科学中心（NCN）的资助，项目编号为2021/43/B/HS6/00184，该资助授予了G.T.。

Pawe? Che?miniak|Rafa? Jończyk|Guillaume Thierry|Katarzyna Bromberek-Dyz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