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应用于癌症研究的孟德尔随机化:其已达成与未达成的成果

《Cancer Epidemiology》: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pplied to cancer: What it has and has not achieve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3日 来源:Cancer Epidemiolog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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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间,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已成为现代流行病学中因果推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通过利用种系遗传变异作为暴露的工具变量,可基于个体水平或汇总水平数据开展分析,针对癌症结局的MR旨在模拟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

  
过去十年间,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已成为现代流行病学中因果推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通过利用种系遗传变异作为暴露的工具变量,可基于个体水平或汇总水平数据开展分析,针对癌症结局的MR旨在模拟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RCT)的核心特征,既可评估已知风险因素的循证依据,也可检验传统研究设计难以解决的估计量(如干预措施的终生效应),还能识别癌症的新发病因。理论上,基于交互作用的MR设计即使在暴露于人群普遍存在的场景下仍可识别因果关系。近期MR研究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受大型生物样本库数据集、癌症研究联盟发布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结果以及汇总统计MR流程广泛可及的推动。然而,自首个癌症风险因素MR分析发表近二十年后,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MR是否真正发现了癌症的全新病因,或推动了可转化为癌症预防政策或实践的发现。

1. 孟德尔随机化

1.1 概念基础

MR的核心原理为基因-环境等效性(gene–environment equivalence, G-EE):遗传变异仅当其生物学效应与暴露本身的变异效应一致时,方可作为该暴露的有效工具变量。该原则是MR适用边界的核心判定依据,后续工具变量假设均是对这一原理的操作化落地。在工具变量框架下,作为工具的遗传变异需满足三项核心假设以实现有效因果推断:①相关性,即遗传变异与暴露存在强关联;②独立性,即变异与暴露-结局关联的混杂因素无关联;③排他性限制,即变异仅通过暴露影响结局(亦称无水平多效性)。三项核心工具变量假设足以检验因果零假设,但对点估计的解读还需额外的点识别假设,如单调性(工具不会在不同个体中对暴露产生相反方向的效应)或同质性假设,具体选择决定了对估计值的解释方式。由于种系遗传等位基因在受孕时随机分配,MR可减少传统流行病学中的混杂来源(仅在家族内设计中可完全消除)。MR分析既可使用个体水平数据开展单样本分析,也可基于暴露与结局的独立GWAS汇总统计开展双样本MR,后者是近年MR发表量指数级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2 结构性局限

MR发展的核心动因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系列观察性研究的转化失败案例:观察性研究发现抗氧化维生素或微量营养素与癌症风险存在显著保护关联,但后续大型RCT均否定了这一结论。尽管数据挖掘偏差可能部分解释这一现象,但更合理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因素驱动的混杂——营养暴露与社会行为因素、医疗利用的高度相关性导致观察性结果存在偏倚。通过利用种系遗传变异的自然随机分配过程,MR原则上可最小化此类导致既往假阳性结果的偏倚,相比传统流行病学设计具备方法学优势。当遗传变异可作为暴露的强且无偏代理时,在RCT不可行或不伦理的场景下,设计良好的MR可模拟RCT的特征,这种类比在家族内设计中最为稳健,因其可更充分地解决群体结构与代际效应的混杂问题。与前瞻性队列研究相比,MR通过降低未测量及残余混杂风险(观察性研究中难以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最小化反向因果偏倚,可提供更稳健的因果证据。这一点在癌症流行病学中尤为重要,因为亚临床疾病可能改变多数暴露水平,如循环胆固醇与癌症风险的关联研究中已观察到此类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核心假设满足时,MR估计值可反映暴露终生差异的影响,但在部分场景中,相关遗传效应仅对应特定时间窗,如母体叶酸变异与神经管缺陷的关联。
然而,工具变量框架下的MR受限于核心假设的合理性,其中仅相关性假设可被正式验证。尽管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估计、MR-PRESSO等敏感性分析可检测并校正水平多效性(遗传变异通过非暴露通路影响结局),但独立性与排他性限制假设本质上无法检验,MR极少(甚至从未)能单独提供确凿的因果证据。此外,MR点估计的解读依赖于所采用的点识别假设:在单调性假设下,其可解释为遗传工具影响暴露的人群的平均局部效应;在同质性假设下,则可支持总体平均因果效应的解读。弱工具变量还会在非重叠双样本设计中导致结果向零偏倚,或在样本重叠时向混杂的观察性关联偏倚。群体分层与缓冲效应(遗传变异效应被正常发育过程的代偿机制抵消)也会进一步增加MR结果的解读难度。
除上述方法学挑战外,MR还存在更根本的结构性局限:MR通过利用研究人群内的遗传变异代理个体间的暴露差异,本质上是人群内分析方法,无法直接检测人群中普遍存在的癌症病因——即使这类暴露的人群间差异显著且驱动了国际癌症发病率的巨大差异。尽管生态学证据强烈提示此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存在,但识别这类病因的进展仍十分缓慢,原因是多数重要病因作用于人群间层面,对MR、大型队列研究等依赖人群内暴露差异的方法而言基本不可见。基于交互作用的设计为这类问题的突破提供了可能:通过遗传变异在特定亚群中修饰普遍存在暴露的效应,即可识别该类暴露的因果作用。例如在全员每日吸烟20支的人群中,尼古丁受体CHRNA5的已知遗传变异可改变吸入深度与吸烟强度,进而识别吸烟为肺癌病因。

1.3 MR结果的报告与解读

针对上述局限,《STROBE MR指南》于2021年在《JAMA》发布,配套《BMJ解释与详述》文件同步刊出。该20项条目的清单覆盖了高质量MR分析的所有环节,要求作者论证MR的适用性、描述工具选择过程、评估核心假设的有效性、报告敏感性分析与数据获取情况并讨论局限性。研究人员认为推广STROBE MR可提高研究透明度,辅助编辑与审稿人评判MR研究质量,但目前依从性仍不一致。例如指南要求作者论证基因-环境等效性,但该要求很少被严格执行,若落实则可明确大量已发表的MR分析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最终,MR的价值在于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而非作为独立方法。证据三角验证通过整合MR、传统观察性研究、随机试验与机制研究的证据,比单一研究设计更能支撑因果推断:当不同设计的结果存在正交偏倚却结论一致时,可大幅提升暴露-结局关联因果相关性的置信度。双样本MR的可及性,以及部分暴露的基因-环境等效性的合理性,使得MR可在观察性流行病学与实验研究之间占据中间地位,用于优先级假设筛选,但极少(甚至从未)能单独识别癌症的新发病因。

2. MR与癌症:已获(未获)的认知

2.1 整体质量现状

评估MR对癌症病因学认知贡献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已发表研究的方法学异质性,加之大量研究使用重叠数据集探讨相似问题。2022年Markozannes等的系统综述纳入190篇MR研究共4667项分析,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未开展异质性或水平多效性敏感性分析,仅6%的研究被评为方法学稳健。大量研究仅报告逆方差加权法的主要估计值,未对多效性或异质性进行额外检验,凸显了STROBE MR指南出台后,方法学缺陷仍广泛限制着癌症MR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除方法学问题与MR固有局限外,癌症相关MR结果的解读需格外谨慎:多数MR效应量较小,将遗传易感性效应转化为可改变的行为带来的群体获益可能微不足道;工具有效性存在人群间差异,结果难以推广至全球人群。因此,MR迄今对癌症政策的影响有限,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与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 WCRF)的报告极少将MR作为主要证据引用,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与RCT仍是政策制定最依赖的证据来源。
已发表的可靠MR分析大多验证了观察性研究已提示的风险因素,如肥胖、激素因素、性类固醇,或细化了风险估计值并识别了潜在机制参与者。MR最具价值的应用场景是否定此前看似合理的假说:如C反应蛋白是癌症的通用病因、维生素D可预防多种癌症、硒补充可降低癌症风险,这些零结果连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冠心病的MR阴性结果,共同证明了MR在证伪而非发现层面的独特价值。然而,在相关MR研究发表近二十年后,研究人员尚未发现任何由MR首次识别、无其他研究设计预先提示、且被国内外权威评审机构广泛认可的癌症全新病因。下文将详述MR对癌症发病机制认知贡献最突出的几类风险因素。

2.2 代表性贡献案例

2.2.1 肥胖
2016年IARC评估体脂与癌症的关联,基于队列与机制证据得出结论:较高水平的肥胖会增加结直肠癌、食管腺癌、绝经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肾癌与胰腺癌的发病风险。尽管《手册第16卷》未引用MR研究,但Lauby-Secretan等的配套论文指出,早期针对结直肠癌与食管腺癌的MR分析与队列数据一致,为排除残余混杂提供了支撑,但该分类主要依赖早于MR研究的观察性、实验性与机制证据。后续MR分析细化了上述已知关联的效应估计值,但大多未发现新的因果通路或明确分子介导因子。唯一的例外是青春期前体型与乳腺癌风险的关联:多项观察性研究报道成年早期高BMI与绝经前乳腺癌低风险相关,但前瞻性队列无法区分儿童期体型与成年期持续肥胖的贡献。Richardson等(2020年)采用多变量MR分析显示,遗传预测的童年体型与乳腺癌低风险相关,在调整童年肥胖后未发现成年体型对乳腺癌的直接效应。近期一项生命历程MR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关键时间窗,提示保护作用在初潮后减弱。但需注意,青春期前肥胖会提前初潮年龄,而初潮提前本身可通过独立的激素通路增加乳腺癌风险。中介MR分析显示,童年肥胖可降低乳腺密度(乳腺癌的强风险因素),而早初潮通过独立生物学机制发挥作用,上述发现部分解释了两种相反的风险效应共存的可能机制。这是MR与生命历程遗传学方法在细化未知机制通路层面的独特贡献,是其他研究设计无法实现的。

2.3 端粒长度

白细胞端粒长度(leukocyte telomere length, LTL)具有高度遗传性,可由TERT及其他端粒生物学基因附近的常见变异作为工具。2002年与2005年的体内研究证实,TERT过表达可加速小鼠肿瘤发生,而端粒酶缺陷可延缓自发性肿瘤发生或阻断TERT驱动的肿瘤进展。流行病学证据随后跟进:2009年护士健康研究报道较短LTL与较低黑色素瘤风险、较高基底细胞癌风险相关;2010年布鲁内克队列研究发现基线较长端粒可预测更高的癌症发病率与癌症死亡率。上述研究共同为“较长端粒延迟细胞衰老、允许更长时间复制、促进致癌突变积累进而增加多种肿瘤风险”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生物学合理性支撑。2017年,大型端粒孟德尔随机化协作组研究发现,遗传决定的LTL每增加1个标准差,甲状腺癌风险约升高1倍,同时肺癌腺癌、胶质瘤与卵巢 carcinoma风险也显著升高。后续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LTL大型GWAS的MR分析将上述发现拓展至更多癌症类型,巩固并强化了“较长端粒升高部分癌症风险”这一已有充分支持的假说。

2.4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 IGF-I)是上皮细胞的强效促分裂原,机制研究已证实IGF信号通路可促进细胞增殖并抑制凋亡,明确了其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医师健康研究的巢式病例对照分析显示,血浆IGF-I最高四分位数与最低四分位数的前列腺癌相对风险显著升高。此后二十年间,前瞻性生物标志物研究大幅拓展了相关证据:2007年Allen等在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中分析了IGF-I与前列腺癌风险的关联;2016年一项纳入17项前瞻性研究超10000例前列腺癌病例的个体参与者数据荟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二者存在稳健的正关联。类似的前瞻性证据也在结直肠癌与乳腺癌中积累:2010年一项纳入17项前瞻性研究的合并分析同样报道高循环IGF-I水平与女性乳腺癌高风险相关。Watts等整合英国生物样本库前瞻性数据与PRACTICAL联盟的遗传工具及结局数据,发现顺式MR估计值与IGF-I在前列腺癌中的因果作用一致,后续一项纳入20项前瞻性研究的协作分析进一步将该结论拓展至侵袭性前列腺癌。乳腺癌与结直肠癌的MR分析也得到了与观察性证据一致的结果。与肥胖、端粒长度的MR应用一致,上述研究大多验证了经数十年机制与前赡性流行病学研究已确立的关联,为排除残余混杂与反向因果提供了额外支撑。唯一例外是青春期前体型与乳腺癌的关联,MR与生命历程方法细化了观察性流行病学无法明确的认知。

3. MR与癌症:未来方向

3.1 生活方式相关暴露

生活方式相关行为是癌症风险的核心影响因素,但传统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面临测量误差、社会行为与混杂因素干扰、反向因果可能性等多重挑战,因果推断难度大。MR在该场景下的应用看似前景广阔,但需格外谨慎:遗传变异通常仅能解释生活方式行为变异的极小比例,而生活方式行为本身具有复杂的社会模式特征,易受错分偏倚影响,可能导致弱工具偏倚、多效性问题,甚至出现遗传代理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等更广泛构念而非目标暴露的情况。此外,生活方式暴露与环境暴露可能存在强交互作用,而这类交互难以被遗传工具完全捕获。
3.1.1 MR与营养
饮食与癌症的观察性研究受测量误差、混杂与反向因果限制,是MR方法的天然应用场景,但以下案例表明,饮食行为的遗传代理并非评估饮食癌症风险的简单路径。酒精的致癌性在MR出现前已被确立:IARC于1988年将酒精列为1类致癌物,并在2007年、2010年、2012年多次重申,证据包括乙醇脱氢酶与乙醛脱氢酶基因的遗传变异。然而,酒精相关的MR系统综述意外发现,酒精对多数推测致癌的癌症影响证据十分有限,原因可能是酒精行为同时关联代谢与社会模式,工具构建难度大。ALDH2变异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它同时影响酒精摄入与代谢,作为工具本身存在局限,但在头颈癌研究中,乙醛蓄积至上呼吸道消化道致癌的机制通路已十分明确,使得基因-环境等效性的论证足够充分。这凸显了在考虑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时,明确的机制通路对MR的重要价值。
乳制品摄入则体现了仅基于假定生物学选择工具的陷阱:乳糖酶持久性变异(LCT, rs4988235)曾被认为是乳制品消费的理想代理,依据是该变异的进化选择被认为与个体牛奶摄入量升高相关。但后续研究发现,该变异与个体乳制品消费的相关性远低于预期(基因型间的牛奶消费量差异很小),且其关联受全球范围内随环境条件变化的群体选择动力学塑造,关系远比简化模型复杂。基于该位点开展的MR分析报道了其与结直肠癌风险的负关联,以及对观察性研究提示的前列腺癌正关联呈零结果,但由于LCT作为个体乳制品摄入(而非钙吸收或其他相关表型)的工具有效性存疑,上述结果需谨慎解读。该案例强调了MR开展前严格验证基因-环境等效性的重要性及其后续影响。综上,上述案例说明,即使具备强生物学合理性的遗传代理也可能无法满足有效MR的条件,营养类MR研究与其他流行病学设计一样,尚不足以单独确立癌症的新发病因。
3.1.2 范围蔓延与非遗传暴露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MR应用的范围蔓延:将MR应用于几乎无遗传继承成分的暴露,如不吃早餐、飞机噪音、邻里步行便利性、空气污染、日照时长等。由于遗传变异几乎无法解释这类暴露的变异,工具必然存在弱工具问题,核心MR假设也难以成立,关联结果很可能由群体分层或与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的遗传相关性驱动。在此类场景中应用MR会夸大方法的适用性并产生误导性结论,针对这类环境暴露,自然实验或政策变化评估等替代方法更为合适。

3.2 药物靶点MR

当前大量新兴MR分析使用顺式eQTL或顺式pQTL(定量性状位点,即位于编码蛋白或转录本基因附近的遗传变异,可影响其表达水平或循环浓度)作为代理,识别癌症预防的潜在药物靶点。在心血管研究领域,“药物靶点MR”方法已得到充分验证:例如PCSK9功能缺失变异rs11591147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约0.5 mmol/L,并降低冠心病风险约23%,与PCSK9抑制剂的试验结果高度吻合,尽管其对缺血性卒中的效应不明确增加了结果解读难度。PCSK9与HMGCR在血管结局中的类似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该方法的可靠性。将这一框架应用于癌症颇具吸引力,但与 cardiometabolic疾病不同,癌症领域尚无经试验验证的蛋白或基因表达靶向预防疗法(芳香化酶抑制剂用于乳腺癌预防是例外)。由于缺乏阳性对照,目前尚无基于pQTL或eQTL的MR研究成功预测了后续经随机试验验证的癌症治疗靶点,这既反映了癌症预防试验的实施难度,也体现了该领域的方法学不确定性。因此,在预测价值得到确立前,肿瘤学领域的“药物靶点MR”结果需谨慎解读。此外,pQTL主要捕获终生系统性蛋白水平及相关效应量,可能无法准确模拟药物调控的短期、组织特异性效应。

4. 讨论与未来方向

MR已成为疾病病因学研究中的常用工具,为区分因果与关联提供了准实验方法。在癌症流行病学领域,MR已证实肥胖很可能因果升高结直肠癌与子宫内膜癌风险,遗传较长的端粒可升高甲状腺癌与肺癌风险,还帮助否定了维生素D、C反应蛋白等长期假说,细化了对癌症风险的代谢与激素通路的认知。但除青春期前体型与乳腺癌风险的关联外,MR尚未识别出完全全新的癌症风险因素,也未直接推动癌症预防政策的制定。大量已发表研究效应量偏小、缺乏稳健敏感性分析、聚焦非遗传暴露,削弱了方法的公信力。在“药物靶点MR”领域,癌症预防的阳性对照案例基本缺失,鲜有实验研究跟进所提出的靶点,验证工作仍不明确。
MR应与随机试验、机制实验、跨人群比较联合使用,提供汇聚性证据。但需认识到,人群内的大型队列研究与MR存在共同的局限:二者均难以检测研究人群中普遍存在的癌症病因,也无法充分捕捉生命早期的暴露(多数研究启动于中年时期)。不过,基于交互作用的MR设计为填补第一类缺口提供了可能:通过遗传变异修饰普遍存在暴露的强度或代谢过程,即使不存在个体间的暴露状态差异,仍可识别该暴露的因果作用。类似方法此前已成功应用于评估吸烟对膀胱癌风险的因果作用:Garcia-Closas等基于NAT2基因(可解毒烟草烟雾中与膀胱癌相关的芳香胺与杂环胺类致癌物)的遗传变异,按乙酰化状态分层分析吸烟状态与膀胱癌风险的关联,发现慢乙酰化基因型对膀胱癌的影响仅在重度吸烟者中显著,而在不吸烟者中无此效应,为吸烟的膀胱癌致病作用提供了因果支撑。生命历程MR方法也为第二类缺口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通过使用效应可关联至特定发育时间窗的遗传工具,如前述通过该方法识别青春期前肥胖为乳腺癌的潜在保护因素,且该通路不同于早初潮的损伤效应。
方法学进展也可提供支持,包括用于解析相关暴露的多变量MR、用于检验欧洲人群外普适性的泛祖先分析。但部分拟议的拓展方法已被证明适得其反,如非线性MR方法可能重现观察性数据中的虚假剂量-反应关系,其驱动因素为未校正的交互作用,引发了对当前可靠性的严重质疑。更广泛的层面,癌症领域亟需开发pQTL与eQTL工具的验证阳性对照,否则药物靶点MR在肿瘤学中的预测价值仍待明确。
最终,尽管在满足核心假设与基因-环境等效性要求的有限场景中,MR原则上可支撑因果推断,但将其主要标榜为“因果推断工具”既不恰当也无益,这设定了我们对其他流行病学设计不会施加的不切实际的标准——我们始终认可其他设计的价值,即使其存在已知局限。因果推断的叙事还鼓励了在不满足假设、暴露无法被有效工具的场景中滥用MR。更平衡的框架是将MR视为一类潜在的证据线索,对具备明确遗传代理的人群内因果问题最具参考价值。针对普遍存在的环境暴露,标准MR设计存在显著局限,但基于遗传修饰因子调控暴露强度的交互设计虽有前景但尚未得到充分验证。
在此视角下,MR的角色不应是因果关系的仲裁者,而是癌症病因学多模态研究框架中的一条证据链,其真实贡献(如验证已知风险因素、否定不合理假说)将更易被认可。在这一框架下,IARC、WCRF等评审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可逐步正式将MR作为识别癌症因果风险因素的宝贵但非完美的证据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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