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Economics》:Welfare implications of no net loss policies with heterogeneous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经济增长往往导致未开发土地的减少,因为对基础设施——如可再生能源装置、住宅与度假住房以及交通网络——需求的增加,会推动先前未开发区域的开发。这种扩张减少了未开发土地的可获得性,破坏生态系统,并导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对既有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这些不利影响。通过在一地以增益抵补另一地损失的做法,即生态补偿(offsetting),正 increasingly 被用于缓解开发活动的环境后果。生态补偿通常被视为缓解层级(mitigation hierarchy)的最后一步:避免、最小化、修复,最后才是补偿。所谓无净损失(No Net Loss, NNL)政策,旨在通过恢复项目,完全抵消开发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
NNL目标可通过恰当设计的开发税与恢复补贴,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该目标也可在无需公共融资的情况下,通过补偿市场(offset markets)实现。若补偿机制被设计为可交易许可市场,则许可供给可来自恢复既有已开发土地的私人主体,而土地开发者则必须购买与其在其他地区土地开发相对应的许可。补偿市场还可与生态税等其他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相结合。
生物多样性与碳储存是最常见的补偿目标。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在补偿设计中纳入了除碳储存之外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生态系统服务通常分为四类: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栖息地服务与文化服务。
本文聚焦于自然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影响。文中使用CES价值这一术语,以概括人类从未开发自然中获得的游憩与审美收益(使用价值),以及与此类自然为当代与未来世代持续存在相关的非使用价值与遗赠价值。
本文旨在分析在存在CES价值条件下,NNL政策的福利含义,以及用于实施此类目标的替代性政策机制之表现。研究人员比较了财政性工具(税收与补贴)与补偿市场;此外,还考察了NNL目标的设定方式(基于价值或基于面积)以及市场空间尺度(统一政策与跨市合作)如何影响结果。本文对NNL目标下政策工具的表现、相似性与差异性给出了清晰结论。本文的一个关键贡献在于:分析在CES价值具有异质性的情况下,基于面积的NNL目标与基于价值的NNL目标之间的权衡,以及这种权衡对不同政策工具绩效的影响。研究人员认为,该分析为当前国家与市政层面避免土地损失的高优先级政策议程提供了重要的新见解。
由于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考察存在CES价值时政策工具设计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假定潜在开发土地与恢复土地在生物物理上按每平方千米(km2)完全等价,来简化分析。换言之,恢复土地能够按每km2完全补偿开发土地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但不一定能够补偿CES价值损失。因此,本文不讨论生态等价性的相关度量问题。尽管如此,研究人员承认,在生物物理意义上实现损失与增益的匹配,是补偿市场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并将在结论中进一步讨论。
此外,本文区分了两类CES价值:一类主要惠及当地人口,如地方游憩机会与基于地点的宜居性收益;另一类则是与未开发自然存在本身相关的国家层面CES价值。该框架将被保护或恢复的自然区域价值概念化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CES价值——假定其不受地点影响、按每km2恒定;以及地点特异性的CES价值——反映邻近居民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已有若干国家层面的倡议旨在实现欧盟“无净土地占用”目标。荒野与未开发土地保护在若干国家也具有较高政策优先级。此外,还存在多个地方层面的NNL政策实践。在挪威,已有80多个市镇采纳了面积中性目标,或正处于建立此类目标的过程中。本文考虑的是在具有各自辖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监管权的行政单元内部实施NNL政策的情形。在许多欧洲国家,这一权力由地方政府如市镇掌握。
本文考虑可将未开发土地的CES价值赋予货币计量的情形,尽管研究人员也意识到这种做法具有争议性。然而,关于地方游憩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已相当丰富。此外,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SEEA-EA)的货币核算也提出了对生态系统退化与改善进行货币估值的方法。进一步地,若一国已设定未开发土地净损失的全国总量约束,则在全国范围内对放弃开发与恢复努力进行成本有效配置时,各市镇净开发所对应的国家成本将与实现该目标的边际成本一致。
尽管从生态学视角关于自然补偿与生态等价评估的文献众多,但经济学文献中的正式研究相对较少。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模型中的异质性并非来自生物多样性差异,而是来自未开发土地地方CES价值的差异。同时,本文还考虑国家层面对未开发自然的估值与地方估值不一致的情形。地方游憩收益取决于可达性(与潜在使用者距离)以及现实或潜在使用者数量。在国家层面,监管者被假定关注保存的未开发土地总面积,因此可能将无净损失(NNL)目标设定为以平方千米计量。此类目标差异可能导致国家结果与地方NNL补偿机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
生物多样性补偿交易要求生态损失与增益能够以可通约单位计量。对于基于面积的NNL目标,损失与增益可以用km2量化。然而,这些损失与增益所对应的CES价值可能在不同地点之间有显著差异。本文考察了环境许可制度(ambient permit system),该制度可通过转换系数(transfer coefficients)显式反映CES价值的空间异质性。这些系数将恢复与开发活动的地理位置,与其对总体CES价值的贡献联系起来。
本文发表于《Ecological Economics》,核心任务是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系统分析无净损失(No Net Loss, NNL)政策在存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异质性时的经济含义,并比较不同政策工具的配置绩效。研究背景在于,基础设施建设、住宅开发、度假住房扩张以及交通网络延伸不断侵占未开发土地,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尽管生态恢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发造成的损害,但“以一地恢复抵补另一地损失”的生态补偿安排,究竟能否在福利意义上达到最优,取决于政策目标的定义方式与工具设计。已有政策实践大量采用NNL框架,但现实中的目标通常偏向面积不减,而未充分处理不同地点未开发土地在游憩、审美、存在价值与遗赠价值上的差异。正是由于地方CES价值存在显著异质性,单纯以面积作为补偿单位,可能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简约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分析在国家CES价值与地方CES价值并存、且地方CES价值在市镇间不同的条件下,NNL目标与福利最优配置之间的关系,并比较税收—补贴、面积型补偿市场以及环境许可(ambient permits)三类工具在单一市镇与跨市合作框架下的表现。
研究首先表明,若允许对土地开发收益、生态恢复成本以及未开发土地的CES价值进行货币化,则福利最优的土地利用结果由一个清晰的边际条件决定:开发的边际净收益、恢复的边际成本以及未开发土地的边际CES价值应当相等。在此条件下,净开发量可能为正、为负,也可能恰好为零;换言之,福利最优结果并不必然等于无净损失。由此可见,外生设定的NNL约束一般不能实现“第一最佳”(first-best)结果。文章据此指出,现实中普遍采用NNL目标,更多是出于制度与政治约束,而非福利最优化逻辑本身。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并不是NNL是否天然最优,而是在既定NNL目标下,如何设计政策工具,使约束下的福利损失尽可能小。
在单一市镇层面,研究人员比较了两种实现NNL约束的路径。其一是税收与补贴:对每单位开发征税、对每单位恢复补贴,只要税率与补贴率设定为相同并等于CES边际价值加上NNL约束的影子价格,就可以实现约束下的成本有效配置。其二是补偿市场:要求开发者购买与开发面积等量的补偿额度,恢复者出售额度,通过市场出清自动实现开发与恢复的数量平衡。研究表明,两类工具在满足单一市镇NNL目标时都能达到成本有效性,即恢复边际成本等于开发边际收益。但补偿市场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公共财政净支出,也不要求监管者准确掌握恢复成本、开发收益和CES估值,市场价格即可传递稀缺性信号。这一结论为现实中偏好市场化工具的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跨市合作部分,论文将分析推进到两个相邻市镇的情境,重点考察空间异质性如何改变政策工具的表现。研究人员假定,一个市镇中未开发土地的减少不仅损害本地居民福利,也会以较弱程度影响邻近市镇居民,这种跨界影响通过距离衰减参数γ表示。由此,每个市镇的未开发土地价值包含国家CES价值、本地CES价值以及相邻市镇居民分享的部分价值。基于这一设定,文章区分了两类合作目标:其一是“面积中性”(area neutrality),即两个市镇合计净开发面积为零;其二是“价值中性”(value neutrality),即两个市镇合计CES价值净损失为零。
在面积中性合作下,研究发现,联合福利最优并不要求各市镇面对相同的开发边际收益与恢复边际成本。相反,只要地方CES价值存在差异,最优税率和补贴率就应当因地而异。也就是说,面积中性的总量目标虽然约束了两地合计净开发为零,但最优的空间分布必须考虑不同市镇对未开发土地的文化与游憩价值差异。财政工具能够通过差别化税补机制实现这一点,因此可在合作框架下获得更高联合福利。然而,若采用统一价格的面积型补偿市场,市场只会使两个市镇的开发边际收益与恢复边际成本在同一价格下相等,却无法反映CES价值的地方异质性。结果是,面积型补偿市场虽然能以最低直接成本满足“总面积不减”,却通常不能实现约束下的联合福利最优配置。论文据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地方CES价值不同,基于面积的补偿市场相较于差别化财政工具,会导致开发与恢复在空间上的次优分布。
在价值中性合作下,政策目标从“面积不减”转向“CES价值不减”。在这一框架中,研究人员进一步证明,最优条件要求每单位CES价值对应的开发边际收益与恢复边际成本相等,而不是每km
2面积对应的收益与成本相等。这意味着,在不同市镇CES价值不同时,价值中性最优解通常对应于非零净面积变化:某一市镇可能出现净开发,另一市镇则进行更多恢复,但两者合计CES价值保持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工具仍可通过差别化税补完成;同时,研究提出使用环境许可市场(ambient permit market),即依据不同市镇每单位开发或恢复对总CES价值的贡献设定转换系数,将每km
2活动折算为“CES价值许可”进行交易。研究表明,这种环境许可制度能够在市场框架下实现价值中性约束下的福利最优结果。相较于传统面积补偿市场,环境许可市场内生地将空间异质性与价值差异纳入交易规则,是本文在机制设计上的重要理论贡献。
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性福利经济学模型、比较静态分析与数值模拟。理论部分构建单市镇与双市镇土地开发—生态恢复模型,以开发净收益函数、恢复成本函数、国家CES价值、地方CES价值及距离衰减参数γ为核心变量,推导在无约束、面积中性与价值中性约束下的最优条件,并比较税收补贴、面积型补偿市场和环境许可市场的实施效果。数值部分使用挪威情境化参数进行说明:开发情景以小木屋建设为代表,恢复情景以湿地风电场场址恢复为代表;样本并非微观个体队列,而是基于挪威相关成本、地方价值评估与人口规模参数的校准性模拟。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文中小标题概括如下。
2. Municip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resence of CES value of nature
本节建立单一市镇的福利最大化模型,证明福利最优解由开发边际收益、恢复边际成本和未开发土地边际CES价值三者相等决定。由该模型可知,最优净开发量并不一定为零,因此NNL通常不是第一最佳结果。
2.1. No net loss constraint
在附加NNL约束后,研究人员推导出约束最优条件,并指出当NNL约束具有约束力时,影子价格为正,结果必然偏离无约束福利最优。由此得到结论:NNL目标一般不能实现土地开发的第一最佳配置。
2.2. NNL constraint implemented by taxes and subsidies
本节表明,在单市镇内,通过对开发征税、对恢复补贴,且令税补水平等于CES边际价值与NNL约束影子价格之和,可以实现NNL约束下的最优配置。其本质是利用价格信号矫正开发与恢复的外部性。
2.3. NNL constraint implemented by offset market
本节分析面积型补偿市场在单市镇中的表现。结果显示,只要开发者必须购买与开发面积相应的补偿额度、恢复者能够出售额度,市场均衡即可实现NNL目标下的成本有效结果。该机制优势在于无需公共财政转移,也无需监管者掌握全部参数信息。
3. Municipal cooperation
本节引入两个相邻市镇,并将跨界CES影响纳入分析。研究重点从单地政策转向合作治理,考察空间异质性与合作尺度对工具绩效的影响。
3.1. Two municipalities (heterogeneous). Joint optimality
本节构建双市镇联合福利模型,说明相邻市镇开发与恢复活动会通过CES外部性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受距离衰减参数γ调节。结果表明,合作存在降低总体达标成本、提升联合福利的潜力。
3.2. Municipal cooperation on NNL of undeveloped land (area neutrality)
在面积中性目标下,研究人员证明,若两地地方CES价值不同,则联合最优解要求两个市镇的边际条件不同。换言之,总面积守恒并不意味着各地应执行相同强度的开发与恢复。
3.3. Implementation of area neutrality by taxes and subsidies
本节进一步表明,面积中性合作下的最优税收与补贴必须因市镇而异。合作可利用开发收益、恢复成本和CES价值差异降低总成本,但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个别市镇可能在合作中受损。
3.4. Implementation of area neutrality by offset markets
通过比较统一价格的面积型补偿市场与差别化财政工具,研究发现,前者虽能实现面积中性的成本最小化,却因无法反映CES异质性而导致空间配置次优。只有当两地CES价值相同,面积型市场才会与联合最优一致。
3.5. Municipal cooperation on no net CES value loss
本节将合作目标改为CES价值中性。研究表明,在这一约束下,最优条件是“每单位CES价值”的经济收益与恢复成本相等,因此净面积变化一般不为零,面积中性与价值中性之间存在结构性权衡。
3.6. Implementation of value neutrality by taxes and subsidies
研究证明,若要实现CES价值中性,税补水平仍需体现各地CES价值差异。由于不同地点每km
2土地对应的文化价值不同,按面积征收统一税补无法达到最优。
3.7. Implementation of value neutrality by offset market - ambient permits
本节提出环境许可市场。通过设置将开发或恢复面积折算为CES价值损益的转换系数,市场交易的是“价值许可”而非“面积许可”。研究证明,该制度能够实现CES价值中性约束下的联合福利最优。
4. Numerical illustration
数值模拟基于挪威数据校准,考察地方CES价值差异及开发收益差异两类情景。结果显示:第一,在地方CES价值不同而开发收益与恢复成本相同的情况下,面积型补偿市场无法实现面积中性下的联合最优,而环境许可市场能够实现价值中性下的联合最优。第二,当一个市镇开发收益显著更高时,合作会使开发更多集中于高收益地区,但由此带来的财政转移或许可购买成本,可能使收益较高的市镇反而不愿合作。第三,无论面积中性还是价值中性,只要合作提升联合福利,就存在通过边际补偿或横向转移支付(side payments)使双方均优于单边政策的可能,但若缺乏此类补偿机制,合作未必可持续。
讨论部分集中强调三点。其一,NNL本身并不等同于福利最优,政策评价必须区分“目标是否合理”与“既定目标如何最优实现”两个层面。其二,面积中性与价值中性之间存在重要权衡:若政策主要服务于生物多样性面积保全,则面积型目标更直接;若政策更重视居民游憩、审美与地方宜居性,则价值型目标更能反映真实福利。其三,跨市合作虽然能够提高联合福利,但分配效应不对称,可能阻碍自下而上的合作实施,因此由国家层面建立强制性NNL框架,可能是更可行的制度安排。
论文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分析NNL目标的福利含义,以及实现该目标的三类不同工具——财政工具(税收与补贴)、基于面积的补偿市场和环境许可市场——的表现。研究同时考察了单边NNL政策与跨市合作,并区分了基于面积的NNL目标(面积中性)与基于价值的NNL目标(价值中性)。研究首先表明,NNL目标通常不会导向福利最优的土地开发,因为维持未开发土地无净损失的边际成本通常不同于未开发土地的边际CES价值。尽管如此,NNL目标在国家与次国家层面正日益普及,因此分析重点应放在外生NNL目标下的约束福利最优。研究进一步表明,在面积中性目标下,面积型补偿市场相对于财政工具具有无需公共资金转移、也无需对未开发土地进行货币估值的优势;但当市镇间CES价值存在差异时,面积型补偿市场无法实现合作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增益。相反,财政工具可通过差别化税补实现这些收益。当NNL目标被定义为价值中性时,财政工具与环境许可市场都能够实现跨市合作带来的福利增益,且联合福利高于各市镇单独实施政策时的福利总和。一个重要结论是,合作虽然提高联合福利,但若缺乏横向转移支付,未必会使所有市镇都受益,这种分配不对称可能成为合作的重要障碍。本文还指出,国家监管者面临一个关键权衡:是在行政上较为简便、但对CES影响可能未知的面积型NNL与补偿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还是采用需要详细CES信息、但更能反映福利差异的价值型NNL与环境许可制度。最后,本文虽然为简化分析假定恢复土地与开发土地在生物物理上按每km
2完全等价,但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即使完全忽略生态等价性的不确定性,只要地方CES价值被忽视,基于面积的NNL安排仍会产生次优空间结果;这一点对现实世界长期偏重生物多样性、而较少纳入地方游憩与宜居价值的NNL框架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