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ineering》：Lifestyle Factors,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and Subsequent Cancer Risk: Evidence from Two Larg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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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代谢疾病（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CMDs）与癌症风险升高相关；然而，健康生活方式因素（lifestyle factors, LFs）在缓解该风险中的作用仍不明确。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嘉道理生物库（China Kadoorie Bi
心脏代谢疾病（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CMDs）与癌症风险升高相关；然而，健康生活方式因素（lifestyle factors, LFs）在缓解该风险中的作用仍不明确。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嘉道理生物库（China Kadoorie Biobank, CKB）（n = 461 047）与英国生物库（UK Biobank, UKB）（n = 395 521）中 856 568 名成年人的数据，前瞻性考察了 CMDs 与心脏代谢多重疾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同后续癌症风险的关联，并评估了五项低风险 LFs 的潜在保护作用：不吸烟、不过量饮酒、高体力活动、健康饮食习惯及健康体型。研究人员证实，在两组队列中，罹患 CMDs 者（尤其是合并多重疾病者）面临显著更高的癌症风险。健康 LFs（尤其是不吸烟与高体力活动）与 CMD 发病后较低的癌症风险相关。此外，采纳至少四项健康生活方式可预防 CMD 患者中估计 11.50%–15.30% 的癌症病例。这些发现凸显了生活方式干预在癌症预防中的重要性，尤其针对既往存在心脏代谢异常的人群。
研究背景方面，心脏代谢疾病（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CMDs）包含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卒中与糖尿病，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负担，2021年受影响人数约5.1亿，其中约25%伴多重疾病。现有证据显示 CMDs 与癌症共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等病因通路，且吸烟、不良膳食、肥胖等重叠危险因素共同促成两类疾病。罹患 CMDs 者后续癌症风险升高，治疗更复杂、预后更差。既往研究多聚焦癌症生存者中 CMDs 的发病（即传统心 oncology），对“反向心脏肿瘤学（reverse cardio-oncology）”——即 CMD 发病后癌症风险——关注有限；生活方式修饰能否在 CMD 进展至多重疾病再至癌症的链条中缓释风险，尚缺大样本长期证据。为此，研究人员依托中国嘉道理生物库（CKB）与英国生物库（UKB）两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系统检视个体与组合生活方式因素在 CMD→CMM→癌症转归中的作用。
主要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剔除基线患癌、心脏病、卒中、糖尿病或协变量缺失者，最终纳入 CKB 461 047 人、UKB 395 521 人。定义五项可修饰 LFs（吸烟、饮酒、体力活动、膳食、体型）并据此构建健康生活方式评分（0–5）。CMD 定义为 IHD、卒中、糖尿病任一首发，CMM 为至少两项共存；癌症为首次原发癌。随访以首发事件、失访、死亡或队列截止日为终点。统计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时间依赖暴露）估算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并以多状态模型（multistate model）刻画健康→CMD→CMM→癌症的转移路径；人群归因分数（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经 graphPAF 包基于 Cox 模型估算，敏感性分析变更状态进入时间、排除同日转移及早期事件等。
研究结果部分，3.1 节研究显示两组队列中 CMD 与 CMM 发病者年龄更大、教育经济水平更低、CMD 家族史更常见；CKB 中位随访 11.1 年录得 26 197 例癌症（其中 CMD 后 3 549、CMM 后 1 079），UKB 中位 11.6 年录得 47 172 例（CMD 后 3 417、CMM 后 352）。3.2 节多变量调整 Cox 模型表明，相较无 CMD 者，CMD 后癌症 HR 在 CKB 为 1.58（1.52–1.64）、UKB 为 1.49（1.43–1.54）；CMM 后分别为 1.70（1.59–1.81）与 1.62（1.46–1.80），性别分层趋势一致。3.3 节显示五项 LFs 各自均与 CMD、CMM 及癌症风险下降相关，健康体型对 CMD/CMM 逆向关联最强（CKB HR 0.74/0.63，UKB 0.63/0.47），不吸烟对癌症保护最大（两队列均约 0.75）。3.4 节多状态模型确认，CMD 患者中不吸烟是降低 CMD→癌症及 CMM→癌症风险的唯一跨队列显著单因素（CKB 0.76/0.69，UKB 0.72/0.72）；高体力活动、不过量饮酒、健康体型在部分亚组补充显著；健康 LF 数量与各转移风险呈梯度负相关，全五项相较 0–1 项在基线→癌、CMD→癌、CMM→癌均约降 31%–35%。3.5 节 PAF 分析示，保持健康的体型对 CMD→CMM 归因分数最高（CKB 7.52%，UKB 24.20%）；吸烟对 CMD/CMM 后癌症贡献 5.94%–11.80%；采纳≥4 项健康 LFs 可预防 CMD 患者后续癌症的 11.50%（CKB）与 15.30%（UKB）。3.6 节敏感性分析（变间隔、剔同日转移、删早期事件、直连基线→CMM）与年龄、性别、城乡、家族史、高血压分层均支持结果稳健，且五项目 LFs 防癌症转移效应在老年与男性更显著。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以超 80 万人大样本、最长 15 年随访、前诊断生活方式数据减缓反向因果，首次在多阶段 CMD 进程中量化 LFs 的保护效力；不吸烟、体型管理具普适价值，男性 CMD 后生活方式获益更突出或与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 A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通路及自我管理差异有关。局限性含基线单次生活方式未捕获动态改变、缺随访用药信息、部分分层事件数少致效能受限、CMD 患者加强监测或致癌症诊断前移、观察性设计不能断言因果、PAF 具人群特异性。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综上，两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 CMD 患者未来癌症风险更高，健康生活方式在 CMD 进展各阶段显著缓释该风险。结果强调将生活方式干预纳入 CMD 管理不仅改善心脏代谢健康，亦为降低癌症风险提供可行路径。通过分析中英两国人群，本研究在跨国与跨族群间展现良好外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特定癌症类型、阐明 CMD 与癌生物学机制，并评估靶向生活方式干预在不同人群中降低 CMD 患者癌症发病的有效性。本文发表于《Engine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