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 Health》:Spatiotemporal Profiling and Phase Partitioning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the Southern Bohai Sea: Insights from High-Resolution Screening and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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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中的新兴污染物(EPs)因其持久性、生物活性和有限的监管监督而日益引发生态关注。作为海陆交界的关键界面,沿海环境极易受到人为污染。本研究采用高分辨率质谱(HRMS)结合可疑筛查,在海水中、悬浮颗粒物(SPM)和沉积物中鉴定出涵盖14个化学类别的403种
海洋环境中的新兴污染物(EPs)因其持久性、生物活性和有限的监管监督而日益引发生态关注。作为海陆交界的关键界面,沿海环境极易受到人为污染。本研究采用高分辨率质谱(HRMS)结合可疑筛查,在海水中、悬浮颗粒物(SPM)和沉积物中鉴定出涵盖14个化学类别的403种化合物。通过整合多基质发生数据与物理化学描述符分析,该研究为半封闭沿海系统中的污染物发生与环境行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海水中的浓度范围从低于检测限到8.6 × 103 ng L–1,而悬浮颗粒物和沉积物中的浓度分别达到5.9 × 103 ng L–1和7.6 × 102 ng g–1。活性药物成分(APIs)、农药和中间体是主要的污染物类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有文献,有78种化合物在该区域为新报道。相分配分析表明,溶解-颗粒物分布模式与多个物理化学描述符相关,包括log KOW、摩尔折射率、极化率和水中溶解度,表明疏水性本身可能无法完全捕捉极性或多功能化合物的相行为。春季和夏季采样活动之间的差异指示了潜在的季节性变化,夏季的检测频率和浓度普遍较高。空间热点主要与陆源输入和水动力输送有关。生态风险评估识别出17种优先化合物,其中农药相关化合物和某些个人护理产品成分表现出较高的生态风险,强调了在未来生态风险评估中考虑共现污染物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本研究提供了对沿海环境中EPs发生和分布特征的见解,并为边缘海基于风险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可转移的框架。
本文解读基于《Environment》发表的论文《渤海湾南部新兴污染物的时空分析与相分配:基于高分辨率筛查和风险评估的见解》,旨在系统揭示沿海半封闭水体中新兴污染物(EPs)的多介质分布、相分配机制及生态风险。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近海环境是地球最动态的生态界面,但面临日益加剧的人为污染压力。渤海湾作为半封闭内陆海,水交换受限,周边人口密集、工业发达,每年接纳大量工业废水和农业径流,导致新兴污染物(如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内分泌干扰物(EDCs)、抗生素等)频繁检出。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化合物、单一介质或有限类别,缺乏对污染物在海水、悬浮颗粒物(SPM)和沉积物中跨介质分布的综合性认识,忽视了季节变化、相分配规律及物理化学控制因素。黄河作为全球最大泥沙输送河流,其高悬浮颗粒物负荷对污染物迁移至关重要,但SPM中EPs浓度及其相分配行为鲜有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渤海湾南部为对象,采用高分辨率筛查策略,旨在(1)全面鉴定EPs的发生与组成;(2)解析季节与空间分布特征;(3)探究溶解-颗粒相分配的物理化学驱动因素;(4)评估生态风险并优先管控污染物。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2024年春季(5月)和夏季(8月)于渤海湾南部60个站点采集海水、SPM和沉积物样品,覆盖滨州、东营、黄河口、莱州湾和烟台五个子区域。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率质谱(UPLC-Q-Exactive Focus HRMS)结合可疑筛查方法,对403种化合物进行鉴定和半定量分析。海水采用固相萃取(SPE)提取,沉积物和SPM采用超声提取。半定量基于Tanimoto系数选择结构类似物,生态风险评估采用风险商(RQ)法,从NORMAN生态毒理学数据库获取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
**研究结果**
**3.1 沿海水域新兴污染物的发生特征与组成**
通过高分辨率质谱可疑筛查,在海水、SPM和沉积物中共鉴定出403种化合物(海水298种,SPM 157种,沉积物43种),其中78种为区域新报道。海水浓度最高达8.6×10
3 ng L
–1,SPM和沉积物分别达5.9×10
3 ng L
–1和7.6×10
2 ng g
–1。活性药物成分(APIs)和农药类占比最高,抗生素中氟苯尼考和林可霉素取代了以往占优的依替米星和磺胺甲恶唑。农药类中三嗪类除草剂(如莠灭净、西草净)检测频率高,杀虫剂如吡虫啉-脲和氟啶虫酰胺浓度较高。SPM中塑料添加剂2,2,6,6-四甲基-4-哌啶醇为首次报道,沉积物中4-羟基苯甲醛普遍检出。
**3.2 水-颗粒相分配驱动因素**
通过计算log K
p值(范围-2.08至2.84),发现相分配行为与多种物理化学描述符相关:极化率、摩尔折射率、摩尔体积、log D
5.5、log D
7.4、log K
oa和log K
OW呈正相关,与水中溶解度、pKa和密度呈负相关。疏水性(log K
OW)并非唯一决定因素,极性和多官能团化合物的分配行为需综合分子尺寸、极性等参数解释。例如,硬脂酰胺(log K
p=2.59)因长疏水链强烈吸附于颗粒相,而咖啡因(log K
p=-0.49)因高水溶性主要存在于水相。
**3.3 海洋污染物分布与组成的季节变化**
夏季检测到的化合物数量(321种)显著高于春季(173种),农药类夏季(34种)明显多于春季(11种),呈现“春季积累-夏季释放”模式:春季施用农药在陆地积累,夏季通过径流和挥发进入海洋。个人护理产品如防晒剂二苯酮在夏季检测频率更高。SPM中春季检测化合物更多(100种对比80种),可能与春季浮游生物量高、有机碳含量高增强吸附有关。此外,夏季检测的化合物平均水中溶解度较低,表明颗粒态化合物在夏季被更有效地动员入海。
**3.4 渤海湾南部新兴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异质性显著,莱州湾(LZB)污染物种类和浓度最高,中间体、塑料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主要来自小清河和弥河输入,半封闭海湾形态加剧污染物滞留。滨州(BZ)以APIs和农药为主,源于徒骇河和黄河冲积平原的农业排放。东营(DY)以APIs、中间体和染料为主,受化学工业排放和海洋锋面汇聚影响。黄河口(YRE)污染物检出最低,因黄河下游河床抬高限制侧向输入,且高泥沙负荷吸附疏水污染物后沉降。烟台(YT)以有机试剂和原料为主,呈现海岸向近海递减梯度,受工业源和洋流扩散驱动。
**3.5 检测化合物的生态风险评估**
基于风险商(RQ)计算,春季海水中有27种化合物(16%)RQ>1,夏季为49种(16%),高风险类别包括农药、个人护理产品(PCPs)和天然产物。结合检测频率(DF>70%)和RQ>1,筛选出17种优先污染物:海水13种(如十六酰胺、2-羟基丙嗪、敌草隆、非草隆、烟嘧磺隆、西草净等),沉积物4种(如芥酸酰胺、二十碳五烯酸、柠檬醛、棕榈油酸)。农药类化合物持续构成最高风险,其转化产物可能毒性更强。天然产物如肉豆蔻酸(RQ=7.9)因人为输入导致高水平环境浓度,也需关注。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高分辨率可疑筛查策略,系统表征了渤海湾南部新兴污染物的发生与分布。共鉴定出403种化合物,涵盖14个使用类别,其中APIs、农药和中间体最为普遍,是迄今为止该区域最全面的化合物数据集。季节性变化受排放动态和气候驱动,呈现“春季积累-夏季释放”模式,空间分布受源接近度、水动力和物理化学性质共同影响。生态风险评估显示显著的季节、空间和基质差异,表明动态环境条件显著调节生物可利用性和生态毒性。研究指出,未来需整合全年监测和混合物毒性评估框架,以更好地评估复杂污染物共暴露的综合生态风险。该研究为沿海环境EPs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转移的框架,强调了多介质、多参数模型在预测污染物归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