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的影响：一项荟萃分析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impact of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athletes: a meta-analysis

　　

引言：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和比赛中经常面临显著的情绪挑战。有效的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不仅对运动表现至关重要，也关系到长期心理健康和职业寿命。尽管正念干预（Mindfulness Interventions, MBIs）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运动心理学，但其对运动员情绪调节的效果尚未得到全面评估。因此，这项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MA）考察了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的影响。方法：研究人员综合了7项符合条件的、涉及273名参与者的研究，以评估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的效果。结果：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产生了统计学上显著的中等效应（Hedges’ g = 0.81, 95% CI [0.51, 1.11], p < 0.0001）。Egger回归检验（Egger’s regression test）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 > 0.05）；然而，这一发现提供的保障有限，因为当纳入研究少于10项时，该检验的统计功效较低。讨论：总体估计值仅基于7项研究，而正念-接受-承诺训练（Mindfulness-Acceptance-Commitment, MAC）与心理技能训练（Psychological Skills Training, PST）的直接比较仅基于3项研究。因此，研究结果应被视为初步结论，需要在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中得到确认。未来研究应考察不同的运动员群体和干预条件，以阐明基于正念和传统心理训练方法如何促进运动员的情绪调节和心理功能。系统评价注册：PROSPERO。注册号：CRD420261340782。https://www.crd.york.ac.uk/PROSPERO/view/CRD42026134078

**Methods**
**Search strategy**：本研究严格遵循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指南进行。研究方案预先在PROSPERO注册（CRD420261340782）。文献检索覆盖Web of Science、PubMed、PsycINFO和Scopus等多个数据库，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6日。使用布尔运算符构建数据库特定的检索字符串，结合三个概念块：（1）正念干预术语，（2）运动员/运动人群术语，（3）情绪调节结局术语。纳入标准为：采用前后测对照实验设计，至少包含一个干预组和一个对照组，并报告干预前后数据；干预方法以正念为基础；报告情绪调节变量的前后测数据，明确测量工具，且数据完整可提取效应量；参与者为运动员，且运动员为研究主要焦点；仅纳入同行评审期刊文章，排除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非同行评审出版物。

**Coding procedure**：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评估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使用RoB 2工具评估，准实验研究使用ROBINS-I工具评估。若两位研究人员存在分歧，则由第三位研究人员协商达成共识。在文献编码过程中，记录每项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和出版年份，以及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效应量（如标准化均数差，SMD）及其标准误作为核心数据，同时标注干预时长和干预方案。干预方案被分类编码为：正念-接受-承诺训练（MAC）、正念运动表现提升（Mindful Sport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MSPE）和传统心理技能训练（PST）。此外，提取情绪调节测量工具的名称（如DERS、MAAS、ERQ）以支持后续比较分析。

**Data analysis**：本研究使用RStudio中的meta和metafor软件包进行荟萃分析。这些软件包广泛用于效应量估计、异质性分析和模型拟合。meta包用于基本荟萃分析程序（如效应量计算），metafor包用于高级统计建模（包括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及评估发表偏倚和研究间异质性。

**Results**
**Study selection**：研究严格遵循PRISMA指南。最终分析纳入7项符合标准的研究，共包含7个效应量和273名参与者。最初检索到176篇相关文献。使用Zotero去除68篇重复文献后，通过筛选标题和摘要排除53篇。对剩余55篇文献进行全文审查，6项研究符合预先设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此外，通过相关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回溯引用追踪发现1项研究。最终纳入7篇文章，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英文期刊上。其中，三项研究使用传统心理技能训练干预作为对照条件，从而可以比较考察正念干预与传统心理训练对运动员情绪调节结果的差异效应。

**Quality assessment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经两位编码员评估，大多数纳入研究在随机化过程或盲法实施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五项RCT中，Josefsson等人（2019）被评为“低风险”偏倚，三项研究（Samadi等人，2020；Emami等人，2025；Gross等人，2018）被评为“有一些担忧”，Hut等人（2023）被归类为“高风险”。对于两项准实验研究，Minkler等人（2024）表现出“中等风险”偏倚，Kelemen等人（2025）根据ROBINS-I标准被判断为“有一些担忧”。纳入研究的参与者包括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耐力跑者、田径运动员和混合运动项目运动员等多样化运动人群，竞技水平从初学者、大学运动员到精英运动员不等。大多数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五项），两项采用准实验设计。干预方面，两项研究实施MSPE项目，三项使用MAC训练，一项采用一般正念干预（MBI），一项将正念训练与睡眠卫生教育相结合（MPSH）。干预时长从6到10周不等，多数研究采用6到8周方案。结局测量方面，最常用的是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及其简版（DERS-SF），一项研究使用情绪调节问卷（ERQ）。这些研究共同评估了情绪调节的一般方面和运动相关方面，提供了异质但互补的测量方法。

**Overall effects**：对符合条件的所有正念干预方案（包括MSPE、MAC和一般MBI项目）进行荟萃分析，以综合效应量。该总体分析包含7项研究（k=7），使用限制性最大似然估计（REML）方法估计研究间方差。汇总结果显示，整体效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Hedges’ g = 0.81, 95% CI [0.51, 1.11], p < 0.0001），初步表明与对照条件相比，正念干预可能对运动员情绪调节产生中等程度的积极影响。相比之下，MAC与PST的比较仅在直接比较MAC训练与PST的研究子集中进行。在该小型比较子集中，合并Hedges’ g为1.06（95% CI [0.66, 1.47], z = 5.17, p < 0.001），初步显示MAC的效应估计值高于PST。由于该比较仅基于三项研究，结果应视为探索性而非结论性。

**Heterogeneity analysis**：评估了纳入研究间效应量的异质性。Cochran Q检验结果不显著（Q(6) = 7.44, p = 0.28），表明研究间无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异质性指标支持该结论：总异质性估计可忽略（τ² = 0.04, I² = 19.3%, H² = 1.11），表明观察到的研究间变异有限，但鉴于纳入研究数量较少，应谨慎解释。对于比较MAC与PST对运动员情绪调节影响的研究，也检验了效应量异质性。纳入研究间无显著异质性（Q(2) = 0.24, p = 0.89; τ² = 0.00; I² = 0.0%; H² = 1.00）。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MAC在增强运动员情绪调节方面优于传统PST项目。

**Publication bias**：基于研究结果绘制了漏斗图。然而，使用漏斗图评估发表偏倚可能存在主观性，且无法提供精确的偏倚检验。因此，为客观评估，进行了Egger回归检验以判断荟萃分析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结果显示回归系数z = 0.88, p = 0.38，未检测到统计学显著的发表偏倚证据；但鉴于纳入研究数量较少，应谨慎解释，不能排除潜在的小研究效应或选择性报告。同样，在比较MAC与PST对运动员情绪调节影响的荟萃分析中，Egger回归检验也未发现发表偏倚证据（z = -0.45, p = 0.65）。然而，由于纳入研究数量较少（尤其是在比较分析中），不显著的Egger检验应谨慎解释，不能排除选择性报告或小研究效应。

**Subgroup and moderator analyses**：尽管初始方案考虑了探索潜在调节因素，但本荟萃分析未进行正式亚组分析。这一决定主要基于纳入研究数量有限（k=7）。鉴于样本量小，按运动类型、干预时长或运动员水平划分数据会导致统计功效不足，可能产生偏倚或误导性解释。尽管未检测到显著异质性（τ² = 0.04, I² = 19.3%, H² = 1.11），但当前结果应作为初步总体估计呈现，而非调节变量定义亚组间稳健效应的证据。

**Sensitivity analysis**：为评估总体效应量估计的稳健性，进行了留一法敏感性分析，系统移除每项研究后重新合并剩余研究。在所有迭代中，合并效应量仍保持统计学显著（所有p < 0.0001），范围从Hedges’ g = 0.68（95% CI [0.40, 0.98]）到Hedges’ g = 0.92（95% CI [0.61, 1.22]），接近总体估计值Hedges’ g = 0.809（95% CI [0.51, 1.11]）。未发现任何单项研究为异常值或对总体结论产生不当影响，支持了结果的稳定性和稳健性。

**Discussion**
本研究显示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具有显著积极影响。总体而言，正念干预呈中等效应，这与先前关于正念干预在运动人群中益处的证据一致。同时，研究结果与更广泛领域的研究相吻合，这些研究表明正念干预能增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并支持更有效地管理压力和焦虑。尽管各分析中统计异质性较低且不显著，但由于方法学原因，应谨慎解释这些估计值。Q检验在纳入研究数量较少时统计功效存在已知局限性。在主要分析中仅包含7个效应量，MAC与PST亚组中仅3个，Q检验检测真实研究间方差的能力不足，因此非显著结果不能作为同质性的证据。关于发表偏倚，Egger检验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漏斗图未显示明显视觉不对称，未提供小研究效应的强有力证据。然而，当纳入研究少于10项时，Egger检验统计功效较低，非显著结果提供的排除发表偏倚的保障有限。漏斗图应视为探索性。此外，所有纳入研究均报告了显著或阳性结果，未发现无效结果的研究，这反映了有利于阳性结果的选择性发表。除统计异质性外，几个重要的临床异质性来源值得考虑。首先，纳入研究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干预方案（MSPE、MAC、MBI和MPSH），它们在理论基础、课程内容和变化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MPSH方案将睡眠卫生教育作为额外活性成分，使得难以将观察到的效果仅归因于正念训练。其次，干预时长从6到10周不等，单次时长从50到90分钟不等。第三，参与者竞技水平从休闲到精英职业运动员，涵盖个人和团队运动，涉及多种文化背景。第四，情绪调节使用不同概念基础的测量工具：三项研究使用完整36项DERS，两项使用DERS-SF，一项使用修改后的4分量表DERS，一项使用ERQ。ERQ测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而DERS系列测量调节困难，这些工具不可直接比较。因此，合并效应量应解释为跨不同干预和人群的广泛估计。尽管计划进行亚组分析，但纳入研究数量有限（k=7）使得这些分析统计功效不足，无法获得可靠估计。从实践角度，这些结果强调了将正念训练纳入运动员心理准备和心理技能项目中的实用性。教练、运动心理学家和实践者可以考虑使用结构化正念方案（如MAC或MBSR）作为增强情绪调节、心理韧性和表现稳定性的有效工具。中等效应量进一步表明，正念干预可作为现有心理技能训练的补充，提供一种非侵入性、低成本且适应性强的跨运动项目方法。探索性比较分析初步显示，正念干预在运动员情绪调节方面的效应估计值高于PST。然而，由于该比较基于非常小的研究子集，不应将其解释为正念干预比PST更有效的结论性证据。理论上，PST主要依赖于意志控制和认知重评策略，旨在通过主动调节或取代不良情绪来维持最佳心理状态。相比之下，MAC方法强调觉察和接纳，帮助个体改变与情绪的关系而非情绪内容本身，从而减少内部挣扎和压抑。MAC方法促进元认知觉察和心理灵活性，使运动员在经历负面情绪时保持觉察而非抵抗，允许情绪自然产生和消退。这种觉察-接纳机制在高压力、动态和不可预测的竞争环境中尤为关键。与PST的“控制导向”策略相比，MAC更符合自动化技能执行和认知资源效率的心理原则，可减少认知负荷，维持任务聚焦注意力，增强情境适应性。理论上，正念干预可能通过减少反刍、降低经验回避和优化认知资源分配，帮助运动员在复杂多变环境中保持自动化表现和高水平功能。使用漏斗图和Egger检验评估发表偏倚。漏斗图未显示明显不对称，Egger检验未达到统计显著性，表明当前数据集中无小研究效应的强有力证据。然而，这些发现必须谨慎解释。当荟萃分析纳入研究少于10项时，Egger检验统计功效较低，本综述正是如此。在此条件下，非显著Egger检验结果提供的排除发表偏倚的保障有限，因为即使存在不对称，该检验也不太可能检测到。因此，漏斗图应视为探索性而非确认性，不能排除发表偏倚的可能性。与此担忧一致，所有纳入研究在至少一个主要结局上报告了显著或阳性结果，未发现正念干预对运动员情绪调节无效或阴性结果的研究，这反映了有利于阳性结果的选择性发表。纳入研究数量较少限制了证据强度并降低了结果的普遍性。此外，如Egger回归等发表偏倚检验在纳入研究少于10项时统计功效有限，因此非显著结果不应被视为无发表偏倚的确定性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仅有三项随机对照试验直接比较了正念干预与传统PST在运动员群体中的效果。这些研究普遍表明MAC组在正念相关和情绪调节结果上的改善大于PST组；然而，由于样本量小、干预形式差异和结局测量差异，当前证据基础仍属初步。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大、更多样化的运动员样本，纳入跨文化比较，并采用纵向RCT设计，以进一步巩固MAC的证据基础，并阐明其在增强情绪调节和运动表现方面的长期机制。尽管有这些有希望的发现，仍需考虑若干局限性。首先，符合条件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总样本量仅273名运动员。有限的证据基础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并降低了检查潜在调节变量（如运动类型、竞技水平或干预时长）的能力。其次，结局测量主要依赖自我报告问卷（如DERS或ERQ）。虽然这些工具提供了对主观体验的宝贵见解，但可能受社会期望或自我感知偏差影响，且未捕捉情绪调节的生理或行为维度。应强调，本荟萃分析聚焦于情绪调节结局而非运动表现直接测量。因此，观察到的效果不应被解释为正念干预直接改善运动表现的证据。一种可能的路径是，正念训练通过增强内感受觉察、注意控制和接纳内部状态，支持在竞技压力下更适应性的情绪调节。与此解释一致，Campo等人（2026）报告运动员的正念训练显著改善了内感受觉察，提示了正念可能通过心身机制影响情绪调节和表现相关过程。然而，这些变化是否转化为运动表现的可测量改善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研究应通过纳入客观表现结局（如比赛时间或运动特定表现指标）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报告测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生理指标（如心率变异性、皮质醇水平或脑电图标志物）可能有助于阐明正念影响情绪调节和表现相关过程的机制。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包含活性对照组、适当随访评估以及仔细控制训练量、损伤状态和比赛暴露等潜在混杂变量，以确定正念干预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有效、对谁最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