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Reports》：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for p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from pregnancy through one year after childbirth: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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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抑郁影响围产期（perinatal）的父亲和母亲；然而，针对父亲围产期抑郁（p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PPD）的预防性干预研究仍不充分。本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旨在系统梳理从孕期到产后一年内父亲围产期
背景：抑郁影响围产期（perinatal）的父亲和母亲；然而，针对父亲围产期抑郁（p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PPD）的预防性干预研究仍不充分。本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旨在系统梳理从孕期到产后一年内父亲围产期抑郁预防性干预的文献。方法：本综述遵循JBI方法学（JBI methodology）。研究人员纳入了从孕期到产后一年内针对父亲围产期抑郁的一级和二级预防性干预研究。当父亲抑郁被报告为结局时，纳入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级预防性干预；排除针对已诊断抑郁个体的研究。检索了MEDLINE、CINAHL、APA PsycINFO、CENTRAL和Ichushi-Web中的已发表文献，以及Google Scholar和ProQuest Health and Medical Collection中的灰色文献（grey literature）。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标题/摘要和全文。采用标准化表格提取数据，并根据干预特征进行分析，包括目标人群、结局、目的、内容、实施方式、时机、提供者、理论基础和干预水平。结果：纳入47项研究（2012-2023年），主要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以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为主要设计。干预措施在目标人群、目的、结局、内容、实施策略、时机和提供者方面表现出显著异质性。许多研究采用夫妻为基础的干预方法（couple-based approach），旨在促进整体心理健康，而非仅关注父亲或抑郁症状。结论：鉴于母亲和父亲心理健康的相互依赖性，夫妻为基础的干预可能为预防父亲抑郁和促进整体心理健康提供更全面的理解。
1. 引言
围产期（perinatal）是父母经历重大心理社会适应的时期，父亲常面临情绪挑战和心理困扰，包括工作、家庭责任和伴侣关系变化引发的角色冲突。尽管父亲采用多种应对策略，但许多父亲仍报告未满足的支持需求，渴望获得情感、信息和实践支持以促进心理健康。围产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不仅影响母亲，也影响父亲，其全球患病率约为8%–10%，母亲约为14%。父亲围产期抑郁（paternal perinatal depression, PPD）对后代发展、父亲社会功能及养育功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严重情况下与自杀风险增加相关。已有研究识别出多种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包括精神疾病史、经济不稳定、缺乏支持、压力、婚姻满意度低及伴侣抑郁等。预防干预通常分为三级：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旨在促进健康并预防疾病发生；二级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侧重于早期筛查；三级预防（tertiary prevention）旨在减少已有疾病的影响。目前，围产期抑郁预防干预主要针对女性，针对男性的一级预防策略有限。本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旨在系统梳理预防父亲围产期抑郁的干预研究，描述其范围、内容及关键特征，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当前实践概况，并总结现有证据。
2. 方法
本综述依据JBI方法学（JBI methodology）进行，并遵循PRISMA-ScR（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extension for Scoping Reviews）报告指南。纳入标准采用“参与者-概念-情境”（participant, concept, context）方法。参与者为伴侣处于孕期或产后一年内的父亲，包括普通人群及有风险因素（如精神健康史、关系不满、意外怀孕、生活压力、失业、经济不稳定）的个体，排除有当前精神疾病诊断或需特殊护理人群（如青少年父母、单亲父母、军人、剖宫产伴侣、不孕治疗伴侣、早产儿或发育障碍婴儿父母等）。概念为预防父亲围产期抑郁的干预，包括一级和二级预防，干预可由多种提供者（如护士、助产士、医生、心理学家等）通过多种方式（如个人或团体、面对面、网络、社区、印刷材料等）实施，排除治疗性干预。情境涵盖医疗设施、社区环境及家庭场所等，无地域限制。研究设计包括实验性、准实验性、观察性及定性研究。检索策略由团队与图书管理员共同制定，分三步进行：先在MEDLINE（EBSCOhost）进行初步检索，然后针对各数据库调整检索词，最终在MEDLINE（Ovid）、CINAHL（EBSCOhost）、APA PsycINFO（Ovid）、CENTRAL、Ichushi-Web及Google Scholar、ProQuest Health and Medical Collection中检索，同时手工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列表。因翻译资源限制，仅纳入英文或日文文献，检索时间自2012年起。研究筛选由两名评审员独立进行，先筛选标题/摘要，再评估全文，分歧通过讨论解决。数据提取采用标准化表格，由两名评审员独立提取，包括文献特征、研究特征及干预相关要素，如干预成分、实施方式、强度、时机、提供者、理论框架、预防水平及结局数据。数据分析通过反复阅读熟悉数据，根据共同特征分类并呈现。
3. 结果
共识别10,531条记录，最终纳入51项研究报告（47项研究），发表于2012–2023年，2017年后发表量略有增加。66.0%的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主要来自美国（25.5%）和澳大利亚（17.0%）。91.5%的干预为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仅8.5%为二级预防。55.3%的干预为首次开发且未先前评估。
3.1 干预的目标人群
最常见的目标人群为夫妻（couple），占61.7%（29项研究），其中23项专注于孕期夫妻；其次为仅针对父亲（8项）、母亲（5项）及照顾者（5项）。此外，34.0%的研究限定为初为父母者，其他目标人群包括低收入父母、心理困扰母亲、高风险父亲及经历压力源或婴儿过度哭闹等。
3.2 干预目的与结局测量
按目标人群分类，夫妻干预（72.3%）的主要目的包括预防和改善婚姻关系恶化（11项）、预防和改善心理健康恶化（10项）、促进适应父母角色（7项）、适应婴儿哭闹和睡眠问题（4项）、发展亲子关系（1项）及作为二级预防筛查（1项）。父亲干预（17.0%）中，6项旨在改善父亲心理健康、婚姻关系和适应父亲角色，1项促进父亲参与母乳喂养，1项进行抑郁筛查。母亲干预（10.6%）旨在改善母亲心理健康和适应母亲角色，父亲作为干预接受者并评估父亲抑郁。结局包括父亲负面结局（如抑郁、焦虑、压力、疲劳、自杀意念、亲密伴侣暴力等）和正面结局（如养育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养育满意度、亲子依恋等），以及母亲相关结局和夫妻相关结局（如夫妻关系、共同养育、关系满意度）及儿童结局（如行为、哭闹、睡眠、喂养）。
3.3 干预内容
干预内容可分为四大领域：父母健康（parental health，66次提及）、养育（parenting，56次提及）、沟通（communication，46次提及）和育儿（childcare，28次提及）。父母健康包括自我护理、情绪与心理健康、心理教育、性健康、睡眠、体育活动、营养等；养育包括父母角色适应、父亲角色、共同养育、社会支持、工作生活平衡等；沟通包括伴侣间沟通、亲子沟通、三方关系、三代关系、问题解决技能等；育儿包括新生儿护理、安抚哭闹婴儿、婴儿睡眠、母乳喂养、儿童发展等。部分干预有特定名称，如Family Foundations（3项）、Working Out Dads（3项）、Baby Triple P（2项）等。
3.4 干预实施方式与策略
实施方式包括团体会议（25项）、电话会议（8项）、夫妻会议（4项）、家庭访视（4项）、个人面对面（3项）及灵活选择。9项使用数字方法，如移动健康应用（mHealth app）、短信、在线课程。干预材料包括视频（16项）、手册（7项）、网站（4项）等。策略包括基于讨论的活动（16项）、家庭作业（13项）、课堂练习（10项）、角色扮演（4项）、反馈（3项）、游戏（2项）及提醒功能（4项）。
3.5 干预频率与时机
每周频率在2至12次之间，总干预次数1至16次，最常见为3次（8.5%）。时机上，从孕期到产后持续进行的最常见（48.9%），其次为仅孕期（23.4%）和仅产后（12.8%）。
3.6 干预提供者
专业人员占76.6%，包括护士/助产士/健康访视人员（16项）、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11项）、婚姻与家庭治疗师/临床医生（4项）、联合健康专业人员（3项）及生育/养育教育者（2项）。非专业提供者涉及3项。22项研究由经过培训的提供者实施，3项研究限定为男性提供者。
3.7 干预的概念框架或方法
理论框架包括社会认知理论（5项）、认知行为理论（4项）、依恋理论（4项）、自我效能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压力应对理论、健康信念模型、性别理论等。框架包括自我调节框架、保护因素框架、家庭系统变革理论、意图-影响沟通模型、人际神经生物学、Calgary家庭护理评估与干预模型等。方法包括正念（mindfulness）和优势本位方法。共同养育结构用于4项研究。部分干预基于既往研究（7项），10项未明确描述概念框架，多项研究采用多框架。
4. 讨论
本综述显示，预防父亲围产期抑郁的干预存在显著异质性，多数干预以夫妻为对象，旨在促进整体心理健康而非仅针对父亲抑郁。因妊娠、分娩和养育为夫妻共同经历，此方法合理。34.0%的研究聚焦初为父母者，因初产为产后抑郁风险因素，其心理社会需求可能更大。干预内容侧重共同养育、父母角色和伴侣沟通，如Family Foundations以共同养育为核心框架。父母健康是常见成分，涵盖抑郁、焦虑、压力等多方面结局，并纳入正面指标如养育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如Baby Triple P强调促进积极适应。育儿内容中，婴儿哭闹和睡眠最常见，因其与睡眠紊乱相关，可能为抑郁风险因素。多数干预（78.7%）基于至少一个概念框架或方法。本综述的优势在于采用JBI方法进行全面检索，但局限包括仅限近十年英文或日文文献、可能遗漏未评估父亲抑郁的研究、排除剖宫产伴侣等。
5. 结论与启示
预防父亲围产期抑郁的干预在目标人群、目的、内容、实施方式、时机和提供者方面高度异质性。明确针对父亲抑郁预防的干预多为二级预防筛查，而多数干预采用夫妻方法并促进更广泛心理健康。未来研究建议采用更广泛的心理健康框架（包括焦虑、压力），以夫妻为干预单位并评估其整体效果，并纳入正面结局（如养育信心、关系质量、家庭功能）以增强相关性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