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生态系统通常具有脆弱的水分平衡、稀疏的植被覆盖,且对干扰极为敏感,这些因素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Huang et al., 2017)。作为中亚沙漠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种,盐生植物在防风固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被广泛用于防治沙漠化事业中(Orlovsky and Birnbaum, 2002)。准噶尔盆地的盐生植物沙漠面积占中国同类沙漠总面积的约68%。该地区的植被以稀疏的优势种群组成,主要为胡杨和波斯胡杨,形成了典型的沙漠林地结构及相应的生态系统功能(Hu, 1984)。
近几十年来,新疆北部的气候呈现逐渐变暖和变湿的趋势:气温上升,降水量总体增加,不过不同年代间存在显著差异,且空间分布不均(Yao et al., 2018; Luo et al., 2020)。在这样的环境下,干旱地区植被可能会表现出非线性和阈值型响应,不同类型的植物其生长趋势也可能出现分化(F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21)。尽管已有众多研究探讨了准噶尔盆地盐生植物系统的植被变化趋势及其潜在驱动因素(Liu et al., 2010; Si et al., 2011; Diao and Xia, 2016; Ma et al., 2021; Du and Chen, 2021),但目前仍不确定观察到的变化主要是由气候变异还是人类干预所致,这主要是因为各区域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干旱地区归因研究将长期遥感数据与明确的反事实或准实验设计相结合。对中国干旱地区的综合分析强调了水分限制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历史上的管理措施所带来的影响(Li et al., 2021)。面板分析方法如今能够处理不同的干预时间节点以及动态的干预效应(Goodman-Bacon, 2021; Sun and Abraham, 2020),而合成差分法则为观测数据面板提供了实用的反事实估计方法(Arkhangelsky et al., 2021)。长期稳定的植被监测记录有助于在传感器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依然检测出植被变化趋势(Jeong et al., 2024),而在准噶尔盆地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水资源管理得到有效实施的区域,植被变化与降雨量变化之间已出现脱钩现象(Yu et al., 2023)。这些进展为在水分受限的盐生灌木丛研究中整合残差趋势分离方法与面板因果估计方法提供了依据。
在本研究中,所谓的人类干预指的是可能影响准噶尔盆地西部盐生灌木丛NDVI值的各类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措施,包括盐生植物的造林/种植、人工灌溉、绿洲农业扩张、防护林建设、地表与地下水的调控措施(如玛纳斯湖周边地区的调控措施),以及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我们并未将这些措施视为在像素尺度上独立发生的工程活动,而是通过RESTREND方法的残差值以及合成差分法估算结果,来反映它们在空间上整合后的净效应。
现有的归因分析方法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许多归因方法依赖于线性模型或单一建模框架,因此无法充分捕捉到对水分限制的非线性及阈值型响应——尤其是土壤湿度的作用——这可能导致对主要气候限制因素的误判。其次,人类活动的影响往往没有以反事实的方式加以量化;传统方法难以完全区分模型误差与背景噪声,从而增加了在像素尺度上估算干预措施净因果效应的难度。第三,空间-时间异质性以及统计不确定性问题常常被忽视:区域平均值可能会掩盖绿洲与沙漠系统之间的本质差异,而且多重检验的风险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准噶尔盆地西部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一个涵盖趋势检测、多模型气候归因、气候影响剔除以及关联反事实验证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识别植被变化的趋势与结构转折点;其次,通过稳定性选择、随机森林-SHAP模型以及Model-X仿制模型之间的结果一致性,降低气候驱动因素识别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接着,利用RESTREND方法去除主要的气候背景影响后,提取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残差信号,并通过转折点推断可能的干预发生时间;最后,通过在合成差分法框架内构建虚拟对照组,量化所推断的人类干预对NDVI值的关联反事实影响(Arkhangelsky et al., 2021)。此外,我们还采用了Benjamini–Hochberg假发现率控制方法以及基于Bootstrap的推断技术,以控制统计不确定性。
本研究的目标如下:
- 1.
利用1982–2021年的多源数据,分析准噶尔盆地西部盐生灌木丛的NDVI空间时间变化特征,识别主要的趋势以及变化/加速阶段。
- 2.
通过多模型归因框架识别主要的气候驱动因素,并利用RESTREND方法量化人类活动对NDVI变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净贡献。
- 3.
在基于结果的时间框架下,通过合成差分法估算人类干预带来的关联反事实差异,并将时间演变过程及作用机制视为条件性比较结果,而非确定的干预因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