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将何去何从,人们靠什么生活?——新西兰奥特亚罗瓦奶牛场主身份与生计的变迁与威胁谈判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land and what are people going to live on?” Negotiating change and threats to dairy farmer identities and livelihoods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字体: 时间:2026年07月24日 来源: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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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作为农民国家的文化叙事正受到挑战。社会表征及乳制品农业在新西兰的地位正在转变。乳制品农业的表征在农业与非农业社区之间存在差异。农民正在应对其身份、景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的威胁。需要更大的集体责任来促进共同利益。

  
新西兰作为农民国家的文化叙事正受到挑战。社会表征及乳制品农业在新西兰的地位正在转变。乳制品农业的表征在农业与非农业社区之间存在差异。农民正在应对其身份、景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的威胁。需要更大的集体责任来促进共同利益。
本研究基于新西兰奥特亚罗瓦(Aotearoa New Zealand)的定性研究,探讨了乳制品农业集约化背景下奶牛场主身份与生计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背景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定居以来的牧场农业,其作为经济支柱的传统叙事正因环境退化、公众关注及社会许可(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 SLO)的动摇而受到挑战。当前,集约化乳制品农业导致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增加,引发农业与非农业社区之间对“好农民”(Good Farmer)概念的不同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分歧。该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Rural Studies》,旨在响应Clay和Yurco(2020)关于深入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乳制品生产者生活、生计与文化生态的呼吁,通过整合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与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及“好农民”概念,揭示奶牛场主如何感知并应对身份与生计的威胁。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方法,于2022年6月至12月在新西兰两大主要乳制品产区——怀卡托(Waikato)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对20名奶牛场主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样本来源包括12名怀卡托农民(其中四对夫妇)和8名坎特伯雷农民(其中两对夫妇),通过研究者的专业网络及亲属关系(whakawhanaungatanga)招募。访谈在农场进行,包括家庭或挤奶厅内访谈及农场参观,时长40分钟至2小时。数据分析结合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Eakin和Gladstone(2020)的“价值增值”方法及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聚焦于参与者对三大问题的回答:作为奶牛场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成为“好农民”的意义以及行业变化。

研究结果分为两大主题及其子标题:
**3.1 对奶牛场主社会压力增加的感知(Perceptions of increasing societal pressure on dairy farmers)**
**3.1.1 景观和媒体中可见性增加挑战英雄农民形象(Increased visibility in the landscape and media challenging the heroic farmer persona)**:通过访谈发现,农民感受到农业职业声望下降,归因于乳制品业集约化后景观变化及媒体负面报道。例如,农民Liam指出“农业不再被视为酷炫职业”,而Jens批评媒体将农民描绘为“环境恶棍”。农民通过强调自己遵守法规、区分“好农民”与“坏农民”来对抗负面表征。
**3.1.2 农民表征从国家英雄到环境恶棍?(Changing farmer representations: from national hero to environmental villain?)**:部分农民承认过去做法对环境有害,如Jens反思“也许我不是好农民”,但更多农民将“真正问题”归咎于社会压力与立法负担,而非环境后果。例如,Wyatt认为“最大挑战是外界要求我们承担环境责任”。农民通过强调“非农民无知”来转移责任。
**3.2 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变革挑战(Uncertainty over the future and challenges of change)**
**3.2.1 “好农民养活世界”(“Good farmers feed the world”)**:部分农民援引拓荒者(pioneer)与商人(businessman)叙事,认为乳制品业不可或缺,并批评植物基饮食,例如Jens称“我们不需要奶牛?你也不能吃树”。但研究指出,新西兰乳制品仅占全球牛奶产量约3%,且国内存在粮食不安全问题,揭示“养活世界”叙事的道德复杂性。
**3.2.2 替代叙事获得牵引力带来的紧张与困惑(Tensions and confusion as alternative narratives gain traction)**:农民对去集约化(de-intensification)态度不一,部分支持减少奶牛数量,如Jens承认“新西兰奶牛太多”,但多数农民倾向于渐进式“微调系统”(tweaking the system),如Darcy所说“没有银弹,只有渐进改进”。少数农民如Riley呼吁更激进变革,认为“行业应划清界限,甩掉拖后腿者”。
**3.2.3 当代“好农民”: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The present-day “good farmer”: fit for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农民将当代“好农民”描述为观察力强、主动、适应性强、前瞻性的人,如Jens强调“好农民与坏农民的区别在于一周的时机”。但农民也感到法规变化频繁且碎片化,如Jens表示“规则变了,令人害怕”,而Cara则意识到国际消费者需求驱动变革。

讨论部分总结:集约化导致农民表征从英雄向环境恶棍转变,但农民通过多种叙事策略(如将非农民描述为无知、强调自身守法、区分好坏农民、援引“养活世界”叙事、聚焦微调)来保护身份和社会许可。研究发现,农业与非农业社区对“真正问题”的表征存在根本分歧:公众更关注环境损害,农民更关注媒体批评与立法压力。研究强调,需要更大集体责任,避免将农民置于同时要求增产与减排的矛盾中,并指出“农民不应独自承担变革负担,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担”(Langford, 2022)。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研究论文对Clay和Yurco(2020)关于深入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乳制品生产者生活与生计的呼吁做出了贡献。研究人员进行了丰富的情景化探索,了解新西兰奶牛场主所感知和经历的当前挑战,他们如何集体应对这些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嵌入相互关联的历史、社会和环境背景中。通过将叙事理论与社会表征理论整合到“好农民”概念中,研究人员得以追溯新西兰农业的变化,以及乳制品集约化如何导致对“好农民”和农业实践的多样化表征。研究提出,这种日益增长的叙事多样性和潜在不兼容性,正在导致新西兰奶牛场主产生压倒性的困惑感,因为他们努力应对不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对其深为珍视的身份和生计构成的威胁。文献回顾揭示了为促进新西兰牧场农业已牺牲的代价。农业在过去经历了剧烈迅速的变化,未来可能再次发生。尽管乳制品农业为许多家庭带来了显著利益,但变化和干扰一直是新西兰农业历史的关键因素,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矛盾的需求和叙事意味着,牲畜在可持续农业食品系统中的未来角色存在争议且不确定。当前社会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竞争和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背景创造了更大的紧迫性,需要更深入地调查这些表征,以在竞争利益之间搭建桥梁。社会表征和叙事方法有助于揭示矛盾、防止无益的指责转移,并质疑每个群体可能持有的关于其他群体对其态度的假设。农民的生活和生计以及农业对新西兰经济的贡献是重要的,但必须对集约化乳制品农业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环境成本提出关键问题:高效生产不断增加的奶粉是否值得以全球独特物种、肥沃土壤、传统毛利食物采集实践、可游泳的河流、可饮用的水以及稳定的气候为代价?研究人员共同对可持续生计和环境这一共同利益负有责任,因此所有人都在塑造土地使用的未来中承担着责任并扮演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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