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严重程度、分布与临床变化：意大利北部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的年轻人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Research》：Symptom Severity, Distribution and Clinical Change in Young Adults at a Northern Italy University Counselling Service

　　

摘要

目的：大学学生以异质性的痛苦水平和症状表现寻求心理咨询服务。这项探索性纵向研究描述了使用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学生群体，并检验了短期症状变化的基线相关因素，特别关注症状分布是否在整体症状严重程度之外提供了额外信息。

方法：共357名学生（65%为女性；平均年龄=22.28岁）在四周期的咨询周期前后完成了症状自评量表-90-修订版（SCL-90-R）。短期变化定义为咨询后减去基线对数转换后的整体严重程度指数（GSI）。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变化的基线相关因素。由于症状分布与整体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主要分布指数是严重程度调整后的残差化分布。敏感性分析测试了替代的症状分布阈值。

结果：学生在整体痛苦上表现出显著的前后减少。更高的基线GSI与更大的症状减轻相关，而在考虑基线严重程度和情境预测因素后，比预期更广泛的症状分布与较不有利的变化相关。这种残差化分布效应虽小但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并且在症状分布使用轻度至中度原始分数阈值定义时最为明显。在起始GSI高于临床阈值1的学生中，比预期更广泛的症状分布也与咨询后低于该阈值的概率较低相关。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基线症状强度和症状分布提供了关于短期反应谱的部分不同信息。更高的初始强度与更大的减轻相关，而更分散的症状分布与较不有利的变化相关，支持多维度筛查。

试验注册：这项自然主义纵向研究未注册为临床试验。

**论文解读：症状严重程度、分布与临床变化：意大利北部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的年轻人**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是青少年晚期至二十多岁中期的一个独特发展阶段，其特征包括身份探索、情感与地理上的不稳定性，以及介于青少年与成人角色之间的“过渡”状态。这一阶段伴随多层面的变化，如身份巩固、人格发展、人际关系、社会角色和职业决策，同时也可能引发特定阶段的社会发展冲突乃至精神病理学问题。因此，过渡期的心理困扰往往表现为异质性的形式，而非单一的主导临床表型。聚焦于大学生群体，大量证据表明心理困扰与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后，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呈现上升趋势。在意大利背景下，类似的心理困扰升高现象在大学生心理咨询服务中也被记录，且常因文化因素（如污名化和家庭期望）而加剧，这些因素可能延迟求助行为并放大过渡期的困扰。

尽管大学心理咨询服务普遍采用短期干预（如四周期咨询），并观察到显著的症状减轻，但结局具有异质性。关键在于，临床上不仅需要了解症状是否平均下降，更需要识别哪些基线特征与短期变化（有利或不利）相关。现有研究强调了基线严重程度、呈现问题、参与度、脱落率和服务情境的重要性。然而，一个具体的挑战在于如何解释症状分布相对于整体症状严重程度的意义：严重程度较高的学生预期在更多领域超出阈值，因此原始症状分布可能部分反映整体痛苦而非独立的临床特征。因此，需要更精确地理解基线严重程度和多维度症状表现如何共同关联短期变化，尤其是检验症状分布是否在基线强度之外提供了额外信息。

**研究目的与设计**

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自然主义纵向设计，描述意大利北部特伦托大学（University of Trento）心理咨询服务中学生的临床症状呈现，并检验基线特征（包括情境变量、整体症状严重程度和严重程度调整后的症状分布）与短期症状变化的关系。研究特别关注：症状分布是否在基线严重程度之外，对变化产生额外解释贡献，以及是否影响起始高于临床GSI阈值（GSI=1）的学生在咨询后降至该阈值以下的概率。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样本队列来源：意大利北部特伦托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共计357名学生，65%为女性，平均年龄22.28岁，年龄范围18-30岁）：（1）使用症状自评量表-90-修订版（SCL-90-R）在基线（咨询前）和咨询后（四周期干预结束）评估症状严重程度，整体严重程度指数（GSI）作为主要结局指标；（2）将短期变化定义为咨询后减去基线对数转换后的GSI（log-GSI），负值表示症状减轻；（3）通过线性回归模型从基线log-GSI中预测升高的领域数，取得残差作为严重程度调整后的症状分布指数（残差化分布），正值表示比预期更广泛的分布；（4）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按顺序纳入情境变量（地理来源和初始求助动机）、基线log-GSI和残差化分布，评估各变量的增量解释方差（ΔR2）和标准化的β系数；（5）进行阈值敏感性分析，使用不同原始分数阈值（>0.6、>0.8、>1.0、>1.2、>1.4）和T分数参考阈值（T>63）重新定义升高的领域，检验分布效应的稳健性；（6）在起始GSI>1的学生亚组中，采用逻辑回归检验基线GSI和残差化分布与有利跨越（咨询后GSI<1）的概率关联。

**研究结果**

**3.1 生物性别与年龄**
通过卡方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发现，女性求助比例显著高于男性（p<0.001），且在工程学院中女性比例显著偏高（p=0.01）。临床方面，除躯体化（Somatisation）量表女性得分显著更高（W=11,852; p=0.004）外，男女在GSI、阳性症状总数（PST）和阳性症状痛苦指数（PSDI）及其他各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年龄组间（18-21、22-25、>25）在GSI、PST、PSDI及所有临床子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3.2 院系**
通过ANOVA和卡方检验，各院系在GSI、PST、PSDI及子量表总分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主要症状维度上，人文学科与哲学系学生中焦虑作为主要问题的比例显著高于预期（p<0.001）。升高的子维度数量在院系间无差异。

**3.3 地理来源**
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和事后比较，地理来源显著影响GSI、PST和PSDI（p<0.001至p=0.001）。来自意大利北部和本地（特伦托地区）的学生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低于来自意大利中部-南部和国外的学生。国外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强迫-冲动、恐惧性焦虑、精神病性、偏执观念、抑郁和人际敏感倾向。中部-南部学生在精神病性、偏执观念和人际敏感上更高。此外，中部-南部和国外学生在症状广度（升高的临床子维度数量）上显著高于北部学生。

**3.4 初始求助动机**
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初始求助动机显著影响GSI、PST、PSDI（p<0.001至p=0.007）。以焦虑或抑郁相关动机求助的学生在GSI、PST和PSDI上显著高于以睡眠/饮食/其他/未指定动机的学生。抑郁相关动机的学生在多个SCL-90-R子维度（焦虑、强迫-冲动、恐惧性焦虑、精神病性、抑郁、躯体化）上得分更高。症状广度方面，焦虑和抑郁动机的学生的升高于维度数量显著高于睡眠/饮食动机组。

**3.5 相关性分析与症状谱**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基线时各症状维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最强相关包括强迫-冲动与抑郁（r=0.77）、人际敏感与偏执观念（r=0.72）及精神病性（r=0.70）、抑郁与“其他”维度（r=0.71）。咨询后相关性增强，如强迫-冲动与抑郁（r=0.85）、抑郁与焦虑（r=0.81）。层次聚类分析（k=2）一致识别出两个聚类：聚类1包括人际敏感、敌意、偏执观念和精神病性（反映人际困扰和精神病性脆弱性）；聚类2包括躯体化、强迫-冲动、抑郁、焦虑、恐惧性焦虑和“其他”症状维度（反映内化精神病理学和情感失调）。

**3.6 基线严重程度、症状分布与临床变化**
配对t检验显示，学生从基线到咨询后GSI显著降低（均值从1.15降至0.72，Cohen's dz=-0.86，p<0.001）。情境模型（地理来源和初始动机）解释了6.2%的变化方差。基线log-GSI单独解释了17.7%的方差，残差化分布单独解释了1.5%。在最终模型中，基线log-GSI与更有利的变化（更大的症状减轻）显著相关（β=-0.384, p<0.001），而比预期更广泛的症状分布（残差化分布正值）与较不有利的变化（更小的减轻）显著相关（β=0.122, p=0.012），在控制情境变量和基线严重程度后，残差化分布增加了1.5%的方差（ΔR2=0.015, f2=0.018, p=0.012）。阈值敏感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轻度至中度原始分数阈值（>0.6、>0.8、>1.0）下显著，但在更严格阈值（>1.2、>1.4、T>63）下不显著，表明分布信号反映的是弥漫性轻度至中度症状参与，而非临床范围累积。在起始GSI>1的学生中，逻辑回归显示，更高的基线GSI（OR=0.32, p<0.001）和更广泛的残差化分布（OR=0.61, p=0.002）均与咨询后降至GSI<1的概率较低相关。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基线症状强度和症状分布对短期变化具有不同且部分相反的关联。更高初始严重程度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症状减轻，而症状分布比预期更广泛的学生（在相同严重程度水平下）显示出较不有利的变化。这一对比是研究的主要贡献，表明严重程度和分布捕捉了基线呈现的不同方面。阈值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反应相关的信号并非临床范围累积，而是弥漫性轻度至中度症状参与。此外，在起始高于临床GSI阈值的学生中，更广泛的症状分布预测了更低的跨越阈值概率，这可能有助于识别需要更密切监测的学生。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总之，本研究提示，基线症状强度和症状分布提供了关于大学心理咨询中短期反应谱的不同信息。全局严重程度较高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症状减轻，而症状升高领域比其严重程度预期更多的学生显示出较不有利的变化，且当其起始高于GSI=1阈值时，低于该阈值的概率较低。这些发现支持将症状分布相对于全局严重程度进行解释，而非仅作为原始计数，并表明比预期更广泛的分布可能有助于监测短期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的反应。

研究发表在《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