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制造与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系统的协同演化:来自中国绿色工厂认证的证据

《Sustainability》:Green Manufacturing and the Co-Evolution of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ing Transform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China’s Green Factory Certific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4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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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已成为现代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核心趋势。作为中国典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绿色工厂认证在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生产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2至2022年中国A

  
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已成为现代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核心趋势。作为中国典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绿色工厂认证在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生产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2至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实证检验了绿色工厂认证对企业数字-绿色协同转型(digital-green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的影响、内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绿色工厂认证能显著提升企业数字-绿色协同水平(corporate digital-green synergy),平均政策效应为2.07%。机制检验证实,该政策通过四条核心路径实现双重转型(dual transformation):激发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提高公众环保意识(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改善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以及缓解融资约束(financing constraints)。异质性分析显示,该促进效应在不同地区、企业生命周期、污染类型和高管背景间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自愿性环境规制赋能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系统逻辑,并为企业和政府加快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和针对性政策建议。
在21世纪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挑战下,气候变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风险源。经济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日益凸显,企业亟需在工业增长与降低环境影响间寻求平衡。绿色制造作为一种具有长期可持续前景的工业趋势,通过改善生产流程和转变利益相关者认知,系统性应对环境挑战。绿色工厂示范项目是绿色制造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认证作为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为促进双重转型提供了创新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多聚焦政府主导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自愿性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双重转型)的研究相对不足。同时,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并非孤立过程,二者存在天然协同性,但绿色制造如何通过具体机制赋能双重转型、政策效果在不同企业特征下有何差异,尚缺乏系统实证。基于此,研究人员利用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绿色工厂认证对企业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影响、内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绿色工厂认证显著提升企业双重转型水平,平均政策效应为2.07%,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公众环保意识提升、企业ESG表现改善和融资约束缓解四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管无海外背景的企业受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该研究揭示了自愿性环境规制赋能双重转型的系统逻辑,为企业和政府加速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建议。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用于评估政策因果效应,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基于熵值法计算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指数;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处理样本选择偏差;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与时间效应;机制检验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逐步回归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以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公众环保意识(以地级市百度指数衡量)、融资约束(以SA指数衡量)和ESG水平(以华证ESG评级衡量)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通过分组回归考察区域、生命周期、污染类型和高管背景差异。数据来源包括工信部官方公布的六批绿色工厂名单、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最终样本涵盖25,216个观测值。

**研究结果**
**5.1 基准回归分析**
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回归,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0.0207,p<0.01),表明绿色工厂认证使企业双重转型水平平均提升2.07%,验证了假设H1。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总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均显著促进双重转型,而产权性质影响不显著。

**5.2 平行趋势检验**
绘制事件研究图显示,在绿色工厂认证前4期,处理组与对照组双重转型水平无显著差异;认证当期及之后各期,处理组显著上升,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支持DID方法的有效性。

**5.3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5.3.1 PSM-DID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后,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非空样本加权、共同支撑假设样本及频率加权回归五种方式,结果均显示政策系数显著为正,排除选择偏差。**5.3.2 安慰剂检验**:随机生成处理组和事件时间500次,估计系数均围绕0呈正态分布,表明基准结果不受未观测时变因素干扰。**5.3.3 替换解释变量**:改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新计算双重转型指标,结果仍显著为正。**5.3.4 剔除部分样本**:剔除北京、天津、重庆、上海四个直辖市样本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5.4 异质性分析**
**5.4.1 区域异质性**: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组。东部和西部地区政策系数显著为正,且西部系数大于东部;中部地区不显著,可能与市场环境匹配度不足有关。**5.4.2 企业生命周期差异**:基于销售增长率、留存收益率、资本支出率和企业年龄划分成长、成熟、衰退三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政策效应显著,成长期不显著,表明成熟期企业利用绿色制造提升品牌,衰退期企业寻求转型机会。**5.4.3 企业属性与高管背景**:重污染企业政策效应大于非重污染企业,源于更强的环境规制压力。高管无海外背景的企业政策效应显著,有海外背景者不显著,因后者已内化绿色理念,依赖政策驱动较弱。

**5.5 进一步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四条路径:列(2)显示绿色制造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系数0.0922,p<0.01),验证H2(原文H3);列(3)显示提升公众环保关注度(系数显著为正),验证H3(原文H2);列(4)显示缓解融资约束(SA指数系数显著为负),验证H4;列(5)显示提升企业ESG水平(系数显著为正),验证H5。四种机制非互斥,呈并行与递进特征:绿色创新与ESG改善直接响应认证信号,同时认证通过信号效应吸引公众关注和金融支持,进而形成循环系统。

**研究结论**
(翻译自6.1节)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研究以绿色制造体系下的绿色工厂创建为核心解释变量,从微观视角探讨其对双重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制造显著提升企业双重转型水平。机制分析揭示,绿色制造主要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增加公众环保意识、改善ESG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双重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绿色制造显著驱动企业双重转型;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效果显著,成长期不显著;重污染企业效果大于非重污染企业;高管无海外背景的企业效果显著,有海外背景者不显著。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依据企业特征强化认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同,以提高激励有效性,加速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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