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nd mind-wa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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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了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SU)倾向与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次模型对数据具有显著的拟合度,其二次项显著大于零,而三次模型的三次项和线性模型的斜率均不显著。在三个模型中,二次模型的Akaike信息准则(AIC)和Bayesia
本研究调查了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SU)倾向与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次模型对数据具有显著的拟合度,其二次项显著大于零,而三次模型的三次项和线性模型的斜率均不显著。在三个模型中,二次模型的Akaike信息准则(AIC)和Bayesian信息准则(BIC)值最小,且其似然比显著大于线性模型。此外,通过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LOWESS)非参数拟合的曲线显示出与二次模型曲线相似的形状。正如假设的那样,这些结果表明,PSU倾向与手机使用期间相比未使用时发生心智游移的对数优势比(MWon/off)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种U型关系表明,PSU倾向与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独特的心智游移模式相关联。具体而言,具有较高PSU倾向的个体可分为两组:一组表现出心智游移频率的增加,另一组体验到心智游移频率的减少。这些发现表明,通过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频率来测量的仪式化PSU,作为PSU中一种可区分的模式而存在。位于U型曲线顶点处的智能手机网络成瘾倾向量表简版(SIATS)得分为35.03,比以往研究报告中平均分高约0.68个标准差(SD)。鉴于该顶点的MWon/off值略高于零(0.16),这些发现表明,虽然具有低或平均PSU倾向的个体在智能手机使用期间体验到略微频繁的心智游移,但随着PSU严重程度超过均值的约0.68 SD,心智游移模式转变的特定特征变得日益突出。为了增强MWon/off(即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倾向)的可解释性,研究人员测试了其与社交焦虑特质和强化敏感性的关联。社交焦虑量表的恐惧/焦虑子分量与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假设一致。具有高焦虑预期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受错失恐惧症(FOMO)影响,FOMO被认为是一种将社交焦虑与过度智能手机使用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由FOMO驱动的行为(如反复监控在线社交环境)可能是自动的、习惯性的和仪式化的。这种行为为恐惧/焦虑倾向如何促进智能手机使用期间心智游移的增加提供了合理的途径。相反,回避子分量与MWon/off未显示出显著相关性。在强化敏感性方面,PSU倾向与行为抑制系统(BIS)和行为激活系统(BAS)均显著相关。尽管预测BIS呈正相关而BAS呈负相关,但两者均未表现出与MWon/off的预期关系。这种模式的缺失表明,由BIS/BAS索引的动机系统可能无法映射到仪式化/非仪式化PSU的区别上,且仪式化/非仪式化智能手机使用可能同时受到抑制驱动和奖励驱动行为的激励。总体而言,除了社交焦虑的恐惧子分量外,未发现潜在构成仪式化PSU的其他心理特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成瘾性使用模式导致了个体忽视非手机活动、断电时感到烦躁等问题。由于成瘾强度和功能损害通常弱于其他行为成瘾,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SU,指导致日常功能受损或心理痛苦的无法控制的智能手机使用模式)。既往研究表明,PSU与情绪失调、抑郁、自杀风险及睡眠障碍等广泛的精神疾病相关联。在探讨PSU的病理机制时,研究人员发现存在一种独特的使用模式,即仪式化智能手机使用(Ritualized smartphone use),其特征是习惯性的、转移注意力的、被动的且缺乏明确目标导向的使用状态。当这种行为变得过度且引发问题时,即被定义为仪式化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Ritualized PSU)。然而,以往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仅局限于描述外部可观察的行为,缺乏严密的操作性定义和量化方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研究尝试通过认知心理学中可测量的认知结构——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Mind-wandering,指注意力从当前任务或外部刺激中偏移的内省认知状态)——来操作化定义仪式化PSU。研究试图证明仪式化PSU作为PSU谱系中一种独立可识别的模式而存在,并探究其与社交焦虑及强化敏感性的关联。本研究最终成功验证了上述假设,揭示了PSU内部的异质性结构,这对于深入理解智能手机成瘾的内部机制及临床干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Acta Psychologica》。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生态瞬时评估(EMA,即在自然生活环境中对个体的当前状态进行多次实时重复测量的方法)技术,对97名受试者进行了为期83天的每日追踪。队列样本从最初招募的159名参与者中,经技术错误排查、极端离群值剔除及抑郁量表(CES-D)筛选后,最终保留了79名有效数据样本。同时,研究还运用了二次模型拟合、U型曲线的非参数平滑拟合及协方差偏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在研究结果部分,研究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Mind-wandering during smartphone use”部分:通过对83天EMA数据的分析,受试者在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频率(24.32%)显著高于非使用期间。二次模型拟合显著优于线性与三次模型,这证明了PSU倾向与手机使用期间相比未使用时发生心智游移的对数优势比(MW
on/off)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该结果证实了在严重的PSU群体中存在行为模式的分化:一部分表现为专注于特定内容的非仪式化使用(低心智游移),另一部分表现为被动依赖设备的仪式化使用(高心智游移)。这表明仪式化PSU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独立行为表型。
“Correlation analyses with psychological traits”部分:通过关联分析发现,智能手机使用期间的心智游移倾向与社交焦虑量表的恐惧/焦虑子分量(LSAS-Fear/Anxious)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其回避子分量无显著相关。此结果表明,因高社交焦虑而产生的错失恐惧症(FOMO,指一种持续担忧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有益经验的焦虑心理)会促使个体不断、习惯性地监控在线社交环境,进而促进了仪式化使用和心智游移的发生。同时,强化敏感性中的行为抑制系统(BIS)和行为激活系统(BAS)均未与心智游移倾向表现出预期的相关性,说明动机系统并不能直接映射仪式化与非仪式化使用模式的区别。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化了对研究结论的解读。本研究通过将心智游移作为内部认知指标引入,成功验证了仪式化PSU作为一种双峰发散模式在PSU中客观存在。结合人与情感-认知-执行模型(I-PACE,解释成瘾行为发展的理论框架),心智游移倾向或许可被视为PSU发展至后期阶段(即习惯性和强迫性阶段)的标志;在此框架下,高社交焦虑可作为预测智能手机使用行为慢性化的重要指标。虽然研究证实了采样存在响应偏向(受试者在手机使用期间更可能响应提示),但敏感性验证表明这未对U型关系的发现产生实质性影响。最后,虽然本研究得到结论并证明了该U型关系具备极强的稳健性,但其依赖主观自我报告的性质及因零方差被排除的样本群体仍构成了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应考虑整合脑电图(EEG)或瞳孔测量学等客观生理指标,以期在自然生活环境中更加精准地捕捉心智游移的动态变化,从而进一步深化对PSU病理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