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itat International》:Optimization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s Songliao River Basin consideri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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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态补偿研究中,科学划分生态补偿区域以及准确确定补偿标准仍是核心难题。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为基础,划定了松辽河流域的生态输出区和生态输入区,并构建了生态辐射模型,用以量化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特征,从而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边界存在的模糊问题。此外,研究还提出了一种新
摘要
在生态补偿研究中,科学划分生态补偿区域以及准确确定补偿标准仍是核心难题。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为基础,划定了松辽河流域的生态输出区和生态输入区,并构建了生态辐射模型,用以量化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特征,从而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边界存在的模糊问题。此外,研究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补偿调整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栖息地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状况,对基于辐射模型得出的初始补偿金额进行修正,以此纠正传统方法中的高估问题,提升生态补偿核算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输出区分布在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大小兴安岭北部以及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东部,而生态输入区则集中在人口密集、工业和农业发达的中南部地区。从2000年到2020年,生态输出区数量从21个增加到29个,生态补偿总额从295.5亿元上升至585.9亿元;与此同时,该流域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水资源量、土壤保持能力以及粮食产量均有提升。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具有较强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溢出能力,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较高,因此被列为优先生态补偿区域。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将生态辐射模型与生态补偿调整模型相结合,为跨区域生态补偿核算提供了更为精准且实用的技术框架;而这些研究结果也为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以及松辽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外部性特征,其在某一地区的提供不仅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还会波及周边地区(Eidelwein等,2018;Van Hecken & Bastiaensen,2010)。松辽河流域既是中国的关键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Cao等,2024;Xie等,2026)。该流域的上游地区位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承担着涵水、保护黑土以及固碳等重要功能(Gao等,2024;Ouyang等,2016;Yiqiu等,2015)。正因如此,这些地区面临着严格的工业准入政策,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Cao等,2018;Fan & Li,2009;Wang等,2023)。而下游平原则能免费享受到上游地区生态保护所带来的益处。这就导致了“上游限制保护,下游利用受益”的利益失衡现象(Wang等,2022)。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Zong等,2025)。这种失衡已成为制约该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生态补偿是一种旨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制度安排(Deng等,2025;Shen等,2025)。它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补偿工作的开展,并激发人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生态补偿可分为三种类型:纵向财政补偿、跨区域横向补偿以及基于市场的补偿(Yu, Lu等,2023)。其中,横向生态补偿是通过跨区域协商建立的跨区域补偿机制,它是减轻纵向补偿的财政负担、构建协同生态治理框架的重要工具(Yang等,2022;Yu等,2024)。2024年,中国出台了《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明确鼓励地方政府实施横向生态补偿,从而为流域内跨区域协同保护建立了正式的制度基础。截至目前,中国已在24个省的28个跨省流域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其中包括新安江流域和黄河流域(Li, Sui等,2026;Yu, Lu等,2023)。这些举措共同构建了上下游利益相关方之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协同治理”的治理框架。
然而,准确计算和公平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仍是有效实施横向生态补偿面临的主要技术障碍(Liu等,2020)。目前用于确定这些标准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框架:基于市场的方法,以市场替代法为代表,这类方法能够客观反映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但仅适用于那些有明确市场价格的资产,无法充分评估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Rasheed等,2021);半市场型方法,通常包括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机会成本法,这类方法实施相对较为容易,且能够体现社会偏好,但也容易受到受访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在样本代表性和调查有效性方面加以改进(Chu等,2020;Moreno-Sanchez等,2012;Sheng等,2019);还有基于价值的方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和生态足迹分析,这类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综合生态系统价值,因此在当前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用最为广泛(Sheng等,2017;Xiong & Li,2019)。
在各类基于价值的方法中,生态系统服务流已成为横向生态补偿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它能够连接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明确这些服务的形成过程、传输路径、数量以及受益主体(Huang等,2026;Li等,2024)。目前用于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方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估模型、水文与水质模型、基于供需匹配的空间流动模型以及网络分析模型(Chen等,2024;He等,2023;Wu, Zhao等,2024)。例如,Wan等(2022)运用SWAT模型模拟氮磷元素的迁移与转化过程,为汤白河流域设计了跨省生态补偿方案。同样,Li等(2026)结合InVEST模型和D8算法,量化了长江三角洲的水碳服务流,并构建了生态经济协同补偿模型,为不同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差异化的标准。此外,Wang等(2025)还运用网络分析模型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流,识别空间关联结构,找出关键节点,从而为综合生态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进展,生态系统服务流建模仍存在一些明显局限(Bagstad等,2013;Villamagna等,2013)。首先,现有的模型往往忽视了服务流的距离衰减效应,因此无法体现随着供给区与受益区之间的距离增加,生态服务传递过程中会出现的自然衰减以及各种环境障碍,这也就削弱了补偿机制的科学性基础(An等,2025;Ma等,2024)。其次,模型估算的生态系统服务潜在价值往往与人类实际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较大差异(Liu等,2022;Wu等,2023;Zhai等,2021);如果直接用前者来确定补偿标准,那么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会偏高,难以被各利益相关方接受。
为弥补这些缺陷,本研究以松辽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距离衰减原理的生态辐射模型,用以量化距离对生态系统服务传递的影响。同时,还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建立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校正模型,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建模得出的初始补偿金额进行科学修正,从而提升其科学性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接受度。本研究构建的双模型体系不仅可以丰富流域内横向生态补偿的空间量化理论,还能为跨流域补偿实践提供具有科学依据且可重复操作的应用框架。
章节要点
研究区域概况
松辽河流域位于中国东北部,地处北纬38.73°至53.55°、东经115.54°至135.08°之间(见图1)。该流域涵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的四个地级市(市辖区)(Mao等,2019)。松辽河流域的总面积约为1.25×106平方公里。该流域的地形以平原和周边的山脉系统为主,流域的中南部平原面积广阔且土壤肥沃,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动态
从供给情况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松辽河流域的水资源量、土壤保持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这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水资源量从2837.12立方米/公顷上升至4085.32立方米/公顷,土壤保持能力从195.49吨/公顷上升至298.97吨/公顷,粮食生产能力从0.39吨/公顷上升至1.38吨/公顷。而碳固存能力则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125.56吨/公顷下降至122.80吨/公顷(见表3)。
在需求方面,粮食
对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贡献
本研究提出的松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其核心目标是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解决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通过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角度出发,本研究为跨行政区划流域的科学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创新之处在于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核算-流动-校正-优先”框架,将该框架与生态辐射模型以及多维度校正模型相结合,从而解决了传统生态补偿方法中空间差异化不足以及补偿标准过高等问题。通过融入距离衰减理论和环境正义理论,该框架进一步提升了生态补偿量的核算精度,增强了其实际操作性,为跨行政区划流域的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范式。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2271414)以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BK20231410)的支持。
作者贡献说明
苏璐:概念构建、数据整理、定量分析、方法设计、初稿撰写、论文修改与润色。李满春:资源协调、研究指导。周晨:资金筹措、项目管理。李凯芳:软件应用。黄勤:方法研究。马宇:可视化处理。华松:实地调研。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
苏璐|李满春|周晨|李凯芳|黄勤|马宇|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