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Part A》:Assessment of potentially toxic elements in soil and air: Application of bioindicator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ly pollu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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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矿区环境组分经常受到潜在有毒元素(PTEs)浓度升高的威胁,然而许多地点仍未被充分调查。这项初步研究使用生物指示方法评估了矿山、废石堆和森林场地中的土壤及空气PTEs(As, Cd, Co, Cr, Cu, Hg, Mn, Ni, Pb, Zn)和土壤大量
历史矿区环境组分经常受到潜在有毒元素(PTEs)浓度升高的威胁,然而许多地点仍未被充分调查。这项初步研究使用生物指示方法评估了矿山、废石堆和森林场地中的土壤及空气PTEs(As, Cd, Co, Cr, Cu, Hg, Mn, Ni, Pb, Zn)和土壤大量营养元素(Ca, K, Mg, Na)。土壤酶活性被评估为土壤健康的指标,同时使用苔藓(Pleurosium sp., Climacium sp.)和地衣(Pseudevernia sp.)进行空气生物监测。土壤污染采用污染因子(Cf)评估,大气污染采用相对累积因子(RAF)评估。镉在所有场地均超过法定限值,而废石堆是主要污染源,砷、铜和汞的平均富集倍数分别超过47倍、80倍和109倍。酸性土壤和大量营养元素含量降低可能增强了金属的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主成分分析显示PTEs之间存在强关联,并与Ca、K、Mg呈负相关。酸性和碱性磷酸酶活性与大多数PTEs呈负相关,在某些情况下显著相关。生物监测证实了大气沉降,镉的平均RAF值为3.59,铅为2.81。Pseudevernia sp.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空气累积生物。
**论文解读:历史矿区土壤与空气潜在有毒元素的综合生物指示评估**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历史矿区,特别是废弃矿山、尾矿和废石堆,是潜在有毒元素(PTEs)长期且常被忽视的污染源。在采矿活动高峰期及20世纪末逐渐停止期间,对采矿环境后果的系统性关注不足,导致许多矿区缺乏适当的闭坑后维护和修复措施。已有研究证实,这些区域土壤常呈酸化、生物退化,并对植物和土壤微生物产生毒性,而PTEs浓度的升高可能通过影响酶活性、微生物群落和必需营养元素的有效性,显著扰乱生化过程。此外,废石堆和尾矿产生的含尘颗粒可通过空气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并沉积到植被、土壤和水体中,构成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苔藓和地衣等附生生物因对污染物高度敏感并能反映时空污染格局,被广泛用作空气质量的生物指示物。
本研究聚焦于斯洛伐克东部Gelnica地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矿区,但此前未进行过污染调查。研究人员首次采用综合生物监测方法,同时评估该区域土壤污染、土壤生物响应和大气沉降,旨在识别污染热点并为未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2.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Gelnica历史矿区的矿山、废石堆和森林三类场地采集土壤和空气样本。土壤方面,分析了PTEs(As, Cd, Co, Cr, Cu, Hg, Mn, Ni, Pb, Zn)和大量营养元素(Ca, K, Mg, Na)含量,测定了土壤酶活性(脲酶、酸性磷酸酶ACP、碱性磷酸酶ALP、β-葡萄糖苷酶BGL、荧光素二乙酸酯水解酶FDA),并采用污染因子(Cf)评估污染程度。空气方面,采用苔藓袋(Pleurosium sp., Climacium sp.)和地衣袋(Pseudevernia sp.)暴露8周,通过相对累积因子(RAF)评估大气沉降。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镉在所有场地均超过法定限值,废石堆是主要污染源,砷、铜、汞的平均富集倍数分别超过47倍、80倍和109倍。酸性土壤和低大量营养元素含量可能增强了金属的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主成分分析显示PTEs与大量营养元素(Ca, K, Mg)呈负相关。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与大多数PTEs呈负相关,而β-葡萄糖苷酶与某些PTEs呈正相关。空气生物监测证实了大气沉降,镉和铅的RAF平均值分别为3.59和2.81,Pseudevernia sp.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空气累积生物。
该研究首次在Gelnica区域采用综合生物指示方法,证明了历史采矿活动对土壤和空气质量的持续影响,并为未来更详细的环境监测和生态风险评估奠定了基础。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Part A》。
**3.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土壤pH测定(CaCl
2悬浮液);土壤酶活性测定(脲酶、酸性磷酸酶ACP、碱性磷酸酶ALP、β-葡萄糖苷酶BGL、荧光素二乙酸酯水解酶FDA);土壤污染评估采用污染因子(Cf),基于区域/国家背景值(As: 7.20, Cd: 0.30, Co: 60.0, Cr: 10.0, Cu: 19.0, Hg: 0.08, Mn: 20.0, Ni: 25.0, Pb: 25.0, Zn: 65.0 mg kg
-1)计算;空气生物监测采用苔藓(Pleurosium sp., Climacium sp.)和地衣(Pseudevernia sp.)袋暴露8周,计算相对累积因子(RAF);元素分析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 OES)和冷蒸气原子吸收光谱法(CV-AAS);统计方法包括Kruskal-Wallis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样本来自斯洛伐克东部Gelnica地区,苔藓和地衣收集于Slanské和Levo?ské山脉。
**4. 研究结果**
**4.1 潜在有毒元素、大量营养元素和土壤性质**
土壤中镉含量在所有采样点均超过法定限值,废石堆的平均值最高(11.2 mg kg
-1),超标16倍(p<0.001)。砷在废石堆所有样品中均超标,平均值为1197 mg kg
-1,显著高于矿山和森林(p<0.001)。铜在废石堆平均超标80.7倍,显著高于其他场地(p<0.001)。汞在废石堆含量极高(27.8–63.8 mg kg
-1),超标约103.6倍。废石堆的钙和镁含量最低,钠含量最高,pH值最低(5.85–6.82),呈酸性至中性。土壤酶活性中,仅酸性磷酸酶(ACP)和碱性磷酸酶(ALP)在不同场地间存在显著差异,废石堆的活性最高。
**4.2 污染因子(Cf)**
污染因子计算显示,镉在所有场地均为极高污染(Cf≥6),废石堆的Cf值最高。砷、铜和汞在废石堆表现为极高污染,而钴在矿山污染最严重。铬在所有场地均为低污染。镍、铅和锌的Cf值介于低至中等之间,锰的Cf值从低到相当高不等。
**4.3 潜在有毒元素、土壤酶和大量营养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高毒性元素(Cd, Pb, Hg, As)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其共同来源或相似地球化学行为。铜与这些元素也呈显著正相关。大量营养元素钙、镁、钾之间呈正相关,其中钙与钾显著正相关(r=0.75, p<0.001)。钙和钾与钴、铬、镍呈显著正相关,而钾与汞呈显著负相关(r=-0.52, p<0.05)。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与大多数PTEs呈负相关,表明PTEs对酶活性的抑制作用;β-葡萄糖苷酶(BGL)与高毒性PTEs(Cu, Hg, As)呈显著正相关。荧光素二乙酸酯水解酶(FDA)与所有参数呈正相关,但不显著。
**4.4 采用苔藓和地衣袋技术测定的大气污染**
相对累积因子(RAF)分析显示,砷、镉、钴、铜、锰、镍、铅的平均RAF值均大于1,表明富集,其中镉最高(3.59),铅次之(2.81)。不同分类单元中,Pseudevernia sp.对汞的累积能力显著高于其他苔藓(p<0.001),对铅的累积能力最强(p<0.05),而对钴的累积能力最弱(p<0.05)。Climacium sp.对锌的RAF值显著最高(p<0.001)。不同场地类型中,镉的RAF值在矿山显著最高(p<0.001),锰和镍在废石堆显著最高(p<0.05),锌在废石堆显著最低(p<0.001)。
**5.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废石堆作为历史采矿废料,含有高浓度金属残留,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酸性土壤和低大量营养元素含量增强了PTEs的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酶活性变化表明,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对PTEs污染更敏感,而β-葡萄糖苷酶对污染的反应较弱。空气监测证实了PTEs的大气沉降,且不同苔藓/地衣分类单元的累积能力存在差异,Pseudevernia sp.被推荐为最有效的空气累积生物。研究结果强调,历史采矿活动的影响可能超出矿区本身,森林样点中也检测到升高的PTEs,表明风力和水力扩散将污染扩展至周边区域。
**结论部分翻译:** 这项初步研究提供了Gelnica历史矿区土壤和空气污染水平的基线及指示性发现,证实了过去采矿活动造成的显著环境负担,并为未来更详细、方法更精细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结果表明,历史采矿活动仍持续影响Gelnica地区的土壤和空气质量,其中废石堆是重要的环境污染源。在一些森林样点检测到的PTEs浓度升高表明,采矿影响可能超出采矿结构的直接邻近区域。PTEs与土壤性质之间的观察关系也突显了土壤条件在影响污染物行为中的作用。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将土壤酶分析与苔藓和地衣生物监测相结合在评估历史矿区方面的实用性。这些方法在识别污染热点方面有效,并为未来在采矿影响景观中的环境监测、综合生态风险评估(例如使用生态风险指数)和暴露风险评估提供了宝贵基础。总体而言,这项初步研究提供了Gelnica地区历史采矿活动相关环境污染的初步证据。结果突出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地点,并支持在得出关于环境风险和修复优先级的更广泛结论之前,需要开展更大规模、更高空间分辨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