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igital literacy and farmers’ uptake of socialized services: a U-shaped relationship-CRRS based data validation
编辑推荐:
引言:社会化服务能够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在加速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方法:本研究使用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振兴研究数据(CRRS),运用因子分析(FA)和主成分分析(PCA)测量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并在阐明数字素
引言:社会化服务能够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在加速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方法:本研究使用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振兴研究数据(CRRS),运用因子分析(FA)和主成分分析(PCA)测量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并在阐明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服务规模经营的内在逻辑后,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农户数字素养水平对其服务规模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结果: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水平对服务规模经营的影响呈现先收缩后扩张的非线性U型关系,且该U型关系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通过促进农户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四重机制,推动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发展。子维度检验结果表明:在数字接入维度,数字媒体素养会阻碍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在数字应用维度,数字信息素养与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呈U型关系;数字社交素养与农业服务宽度呈U型关系,并对服务深度产生负向影响;数字商务素养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对农户服务宽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服务深度具有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水平对服务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存在城乡和区域差异。其中,远郊地区农户的服务规模经营行为受数字素养水平的U型影响,城市近郊农户的服务规模经营行为不受其影响;东部地区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影响呈U型关系,西部地区呈线性正相关,中部地区不显著。讨论: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素养水平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资农业;促进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论文解读:数字素养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的U型影响与资本禀赋机制**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小农大国,面临耕地面积小、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方式不科学等瓶颈,小农户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农业社会化服务(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作为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键纽带,在加速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存在供需失衡问题:供给端覆盖不足、成本高、专业化待提升,且服务商倾向于服务大规模农户;需求端则呈现主体分散化、小型化,增量需求分化且高端化,导致传统服务面临迭代挑战。农户自身素养,尤其是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是影响供需平衡的关键因素。随着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技术渗透农村,农户数字素养提升可能成为突破服务规模经营瓶颈的潜在路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农户数字素养对服务规模经营(包括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涵盖10个省份、300个行政村,经数据清洗后保留1770个农户样本。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因子分析(FA)和主成分分析(PCA)用于构建农户数字素养指标体系(涵盖数字接入和数字应用两个维度,共5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线性回归模型(LRM)用于基准回归估计数字素养对服务规模经营的影响;中介效应模型(MEM)用于检验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中介机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以“排除本省农户数字素养平均值的省级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U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用于稳健性验证。
**研究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基准回归模型(含控制变量如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研究人员发现:数字素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户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均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假设H1a和H1b得到验证。此外,数字素养对劳动密集型服务宽度(耕地、播种、收割环节)和技术密集型服务宽度(施药、施肥、灌溉环节)也呈U型影响。
**4.2 稳健性检验**
U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素养与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的斜率区间包含正值,整体U型关系在1%和5%水平上显著。分位数回归(10、25、75分位数)表明U型效应在各分位点均稳健。改变样本量(剔除1%和5%极端值、剔除青年样本后)U型关系仍成立。
**4.3 内生性检验**
以“排除本省农户数字素养平均值的省级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24.726)大于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2SLS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的U型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4.4 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人员检验了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四种资本均有显著正向线性影响(二次项不显著),即数字素养促进资本积累。将资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资本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显著,且数字素养的U型效应仍存在,表明资本积累是中介路径,但呈现非线性中介效应:初期资本积累不足时抑制服务采纳,后期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促进服务规模经营。
**5.1 子维度检验**
数字接入维度(数字媒体素养):对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数字媒体素养提升促进了非农就业,削弱了农业服务需求。
数字应用维度:数字信息素养与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呈U型关系;数字社交素养与服务宽度呈U型,与服务深度负向(可能因社交网络拓展后农户倾向于自购固定资产);数字商务素养对服务宽度和深度正向显著(促进市场导向决策);数字问题解决素养对服务宽度正向,对服务深度呈U型(初期因技术学习抑制深度采纳,后期促进深度依赖)。
**5.2 异质性分析**
城乡异质性:城市近郊地区数字素养对服务规模经营无显著影响(因高土地成本抑制大规模经营);远郊地区呈U型(克服基础设施瓶颈后促进)。
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呈U型(高数字素养但高竞争,后期整合资源促进);西部地区呈线性正相关(政策支持与低土地成本有利);中部地区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不成熟、服务体系不完善)。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结果进行了讨论:U型关系源于初期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生产力悖论”(基础设施薄弱、资本约束),后期技术协同效应释放促进服务采纳;资本禀赋的中介机制解释了不同阶段农户行为的差异;子维度差异反映了数字素养不同侧面的异质性作用。研究结论部分(翻译自原文“6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本研究使用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振兴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测量农户数字素养水平,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了数字素养对服务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农户数字素养与服务规模经营之间存在正向U型非线性效应;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通过促进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子维度检验显示,数字接入能力越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趋势越弱;数字应用能力越强,农户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越强,更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条件的多样性共同塑造了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进而影响其服务规模经营策略与效果,呈现出多元化经营场景。远郊地区和东部地区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与服务规模经营之间存在正向U型非线性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资农业;促进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