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literacy outcomes among auxiliary nurse midwives in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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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医疗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对于成功将技术整合到卫生机构以改善患者获取、预防服务和护理质量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辅助护士助产士(ANMs)的数字素养结果与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技术接受构念之间的关联。方法:研究人员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对172名ANMs进行了一
背景:医疗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对于成功将技术整合到卫生机构以改善患者获取、预防服务和护理质量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辅助护士助产士(ANMs)的数字素养结果与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技术接受构念之间的关联。方法:研究人员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对172名ANMs进行了一项在线横断面研究。数据包括数字素养结果(使用数字技术的频率、技能和信心)、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技术接受构念(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社会影响、促进条件和焦虑)。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数字素养结果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结果:数字素养结果的均值复合得分为:使用频率(25.6±5.1)、技能(25.1±6.3)和信心(26.3±6.2)。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焦虑与数字素养结果显著相关。与年龄<35岁者相比,年龄≥35岁与较低的数字技术使用频率(β = ?3.28, p < 0.001)、较低技能(β = ?5.79, p < 0.001)和较低信心(β = ?4.78, p < 0.001)相关。高等教育与所有数字素养结果呈正相关(p < 0.001),而未婚状态与频率呈正相关(p = 0.009)。焦虑与频率、技能和信心呈负相关(p < 0.001)。结论:ANMs的数字素养受社会人口学和技术接受因素的影响。年龄较大和焦虑水平较高与使用频率、技能和信心较低相关,而高等教育与更频繁的数字技术使用、更高技能和更高信心相关。针对年长ANMs并解决技术相关焦虑的定制化干预和培训可以改善技术使用并提升医疗服务。
**论文解读:尼泊尔辅助护士助产士数字素养结果的相关因素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正在通过提升护理质量、预防服务和患者可及性变革医疗保健。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电子健康、移动健康、远程医疗和健康信息系统等数字技术被视为改善医疗服务的成本效益策略。然而,数字技术的成功应用依赖于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提供者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DL),即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定位、评估、使用、分享和创造内容的能力。尼泊尔政府已建立“数字尼泊尔”框架,但普通人群的数字素养率仅为31%,这构成了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辅助护士助产士(Auxiliary Nurse Midwives, ANMs)作为一线卫生工作者,提供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免疫接种、基本初级保健和外展服务,其数字素养状况研究不足。现有文献表明,ANMs在理解数字健康信息、操作数字平台和整合数字工具到日常实践中常面临困难,原因包括培训不足、信心和技能低下、技术基础设施薄弱及不利态度。因此,开展这项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ANMs的数字素养结果(使用频率、技能和信心)与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技术接受构念之间的关联,为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该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在线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3年7月至12月15日(后疫情背景)在尼泊尔七个省份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包括卫生站、初级卫生中心、社区健康单元和外展中心)中,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了172名ANMs。数据收集工具改编自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和统一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包含社会人口学特征、技术接受构念(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社会影响、促进条件和焦虑)以及数字素养结果(频率、技能、信心)的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量表评分。研究人员使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各因素与数字素养结果之间的关联,显著性水平设为α=0.05。
**研究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数字素养结果的关联**
研究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与数字素养结果显著相关。与年龄<35岁的ANMs相比,年龄≥35岁者数字技术使用频率更低(β = ?3.28, p < 0.001)、技能更低(β = ?5.79, p < 0.001)且信心更低(β = ?4.78, p < 0.001)。高等教育(学士及以上)与更高的频率(β = 3.04, p < 0.001)、技能(β = 3.97, p < 0.001)和信心(β = 4.28, p < 0.001)正相关。未婚或丧偶等婚姻状态与已婚者相比,使用频率更高(β = 2.31, p = 0.009)。
**技术接受构念与数字素养结果的关联**
在技术接受构念中,仅焦虑与数字素养结果呈显著负相关:焦虑水平越高,数字技术使用频率越低(β = ?0.22, p < 0.001)、技能越低(β = ?0.32, p < 0.001)且信心越低(β = ?0.41, p < 0.001)。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社会影响和促进条件与数字素养结果之间未发现统计学显著关联。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年龄较大ANMs数字素养较低的结果与LMICs多项研究一致,可能源于年轻工作者在培训中对数字技术接触更多、适应性更强,但有针对性的培训可缓解年龄相关障碍。高等教育对数字素养的正向影响也与既往研究相符,表明教育水平显著影响数字健康准备度。婚姻状况的影响可能反映个人时间可用性、双重角色及社会动态的差异。焦虑的负向关联在LMICs和高收入国家均有报道,技术相关的错误恐惧和数据丢失担忧阻碍了采用。研究强调,与营造支持性环境(组织支持、同伴影响、技术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是个人信心和技能提升。因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和项目管理者推行综合能力建设计划,不仅要关注技术技能,还要通过动手实践、年龄特定培训和创建支持性工作环境来减少技术焦虑。研究结论为:ANMs的数字素养受社会人口学和技术接受因素影响。年龄较大和焦虑水平较高与使用频率、技能和信心较低相关,而高等教育与更频繁的数字技术使用、更高技能和更高信心相关,婚姻状态与使用频率相关。鉴于样本量较小和研究设计局限,这些发现应谨慎解释。持续使用数字技术、提升技能、减少焦虑以及营造卫生机构中的有利环境,对于增强技能、提高信心和促进数字工具与技术的采用至关重要。针对年长ANMs并解决技术相关焦虑的定制化、背景特定的培训项目,可能增强这些一线卫生工作者有效使用数字技术以改善健康结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