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Provisioning and pastoralism along the Mongolian medieval border system: Analysis of Liao and Jin era midden faunal assemb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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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深入分析来自复杂中世纪边境体系的辽金动物群。垃圾堆显示畜牧经济辅以供给、狩猎和捕鱼。来自边境体系两个区域的动物群揭示了家养和狩猎物种的差异。饮食既灵活又适应,以应对气候波动。
首次深入分析来自复杂中世纪边境体系的辽金动物群。垃圾堆显示畜牧经济辅以供给、狩猎和捕鱼。来自边境体系两个区域的动物群揭示了家养和狩猎物种的差异。饮食既灵活又适应,以应对气候波动。
**论文解读:蒙古中世纪边境体系中的供给与畜牧——基于辽金时期垃圾堆动物群的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
蒙古中世纪边境体系(Medieval border system)是一套复杂的土墙、沟渠及相关附属建筑群,位于现代蒙古东北部、南部戈壁及与中国接壤的东南部地区,建于10至13世纪(辽金时期)。尽管这些墙体在短时间内建成,但三条主要线路分别由辽(915–1125)、金(1115–1234)和西夏(1038–1227)王朝建造,反映了不同历史与政治背景。此前对蒙古地区非仪式性或墓葬背景的动物遗存缺乏系统发掘与研究,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因此,该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边境体系沿线两个遗址的垃圾堆(midden,古代废弃物堆积坑)动物群,揭示当时的经济、生计、饮食和畜牧活动,探讨供给与畜牧在维持边境驻军中的作用,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居民如何适应环境波动。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对两个遗址(Site 23和MA03)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发掘与筛选(5毫米筛网),并轻度水洗以暴露骨面。鉴定采用视觉参考和已发表指南,部分标本送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家自然历史收藏馆比对。通过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小个体数(MNI)、最小元素数(MNE)及最小动物单位(MAU)进行量化分析。骨骼密度中介损耗(density-mediated attrition)使用Lam等(1999)和Ioannidou(2003)的密度数据,并与骨骼存活率进行Spearman相关检验。测量完全融合的骨骼(按von den Driesch 1976标准),比较现代蒙古草原牛群与马群数据。死亡年龄通过骨骼融合状态和牙齿萌出/磨损估计(引用Evans等、Levine等、Grant等)。骨表面观察切割痕、敲击痕、风化、啃咬和烧灼痕迹。
**研究结果**
**3.1 Site 23结果**
Site 23位于北部边境线,该遗址的B区垃圾堆出土7341块骨骼,其中51%可鉴定至至少体型分组(BSG)。主要家养动物为马(Equus sp.)、牛(Bos taurus)、绵羊(Ovis aries)和山羊(Capra hircus),还有狗(Canis familiaris)。野生种类包括瞪羚(Gazella sp.)、獾、旱獭和野兔,以及鲤科(Cyprinidae)和鲇科(Siluridae)鱼类。马骨骼代表完整骨架,年龄分布广泛(2岁以下至15岁以上),表明本地饲养;牛骨骼以远端肢骨为主(82%为足部元素),均为成年个体,但切割痕比例高(13.9%),尤其第一指骨纵向劈裂,提示可能的骨髓提取。绵羊/山羊及中型哺乳动物(BSGC)占66%,年龄分布呈U型曲线(大量新生儿和超过30个月个体),可能反映极端气候事件(如蒙古“dzud”灾害)导致幼畜死亡,而1-2岁个体存活后用于肉食和毛皮。鱼类骨骼(N=103)表明当地河流(如鄂嫩河、阿穆尔河、克鲁伦河)捕捞完整鱼体。狗有至少4个个体(1成年+3幼犬)。密度中介损耗与骨骼存活率无显著相关。
**3.2 Site MA03结果**
MA03位于东南部边境线,属金代中后期。主发掘区D区(石炕附近灰坑)出土570块骨骼,41%可鉴定。家养动物为马(Equus sp.)和绵羊(Ovis aries),未发现牛。野生种类仅蒙古瞪羚(Procapra gutturosa,16块骨骼,主要为下肢骨)。马骨显示一匹15-17岁雄性个体,另有未融合远端桡骨骨骺(<3.5岁)。绵羊/山羊及BSGC(N=152)至少4个个体,年龄范围6-12个月至超过24个月。烧灼痕迹占21%,但骨骼保存良好。未发现鱼类、狗或小型野生动物。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两个遗址均位于草原深处,远离辽金核心人口区,居民需具备一定自给自足能力。Site 23规模更大,有多个建筑和垃圾堆,显示规范化“家务管理”;MA03仅有单个方形建筑和石炕,灰坑位于室内,属更临时性废弃物处理。Site 23动物群多样性更高(包含鱼类、小型哺乳动物),反映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可能因该遗址更偏远而需多样化食物来源;MA03则更依赖家养动物(马和羊),且出土铁犁提示农业(如粟米)可能补充饮食。马匹年龄分布广泛,表明本地繁殖;牛可能由中央政权作为役畜供给,最终被消费。绵羊/山羊的U型年龄曲线与极端气候事件(dzud)关联,可能解释大量幼畜死亡。研究者认为,边境系统居民是熟悉游牧生活和当地资源的士兵-牧民,主要自给自足,辅以中央供给。该研究首次详细报告辽金时期垃圾堆动物群,揭示了动态、适应性的食物策略,以应对气候波动和多季节需求。
**结论部分翻译**
对中世纪边境体系沿线遗址的广泛动物群分析显示,一种动态组织涉及马、羊的畜牧,其他资源的运输与供给,以及狩猎、捕鱼和粟米、叶菜消费。居住在不同边境线建筑中的人很可能是士兵-牧民,他们熟悉游牧生活方式和当地自然资源。牛和粟米的证据表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央权力供给,但程度不明。士兵-牧民主要自给自足,饲养马和羊以满足肉、乳需求,并利用现有牛群。他们与家犬相伴,通过狩猎、陷阱和捕鱼多样化饮食。Site 23与MA03的居民在饮食多样性和丰富度上存在差异:MA03更依赖家养物种,无牛证据,且农业产品可能占更大比例(基于铁犁发现)。这份关于辽金时期蒙古垃圾堆动物群的首次详细报告显示,那些生活在偏远、相对孤立地点的人们采用了灵活、动态的食物策略,以应对多季节气候波动。饮食多样性,加上北部和东部线路不同的建筑风格,指向一个适应不同环境的动态系统,而非严格的“复制粘贴”式军事营房。这反映了当地部落被征召进入辽边境要塞的文本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