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ral Ecology》:Tracking Vegetation Response to Planned Burning in a Heathy Woodland
编辑推荐:
研究人员预测,随着气候变化,野火将变得更加频繁和猛烈。与此同时,为管理和减轻野火风险,燃料减少火烧(fuel reduction burning)的使用正在增加。对于具有强烈火诱导的补充和再生响应的植被群落,历史火 regime(fire regime)的变化
研究人员预测,随着气候变化,野火将变得更加频繁和猛烈。与此同时,为管理和减轻野火风险,燃料减少火烧(fuel reduction burning)的使用正在增加。对于具有强烈火诱导的补充和再生响应的植被群落,历史火 regime(fire regime)的变化预计将改变功能、结构和植物区系多样性的模式,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下预期的次优气候条件叠加时。研究人员旨在预测未来更频繁的火烧,特别是来自减灾火烧(hazard reduction burning),在维多利亚州安格尔西附近的一个健康林地(heathy woodland)中,在37个站点获取基线植物区系数据,这些站点自上次火烧后的时间、火烧间隔和火烧频率各不相同。特别是在过去约12年间,随着火管理政策转向风险减少方法,景观中更频繁地应用燃料减少火烧。在这37个站点,研究人员调查了自1983年以来,关于自上次火烧后的时间、火烧间隔长度和火烧次数,是否存在组成变化和/或生活型或功能多样性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基于站点年龄(自上次火烧后的时间)的物种组成存在差异,但间隔长度无差异,大部分差异存在于幼年期与成熟期植被之间。研究人员未检测到生活型丰富度、覆盖-丰度或物种丰富度的变化。关键火响应物种(key fire response species, KFRS)中最显著的差异出现在“高度适宜”指示物种中,这些物种具有强烈的火相关补充信号,在火烧四次的地点,其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呈下降趋势。在既适宜又高度适宜的KFRS中,火烧少于两次的地点覆盖度更高,而火烧三次或以上的地点丰度增加。功能群丰富度未检测到变化,除了在幼年期站点和火烧间隔为10–17年的站点,具有未知火响应的物种数量更多。虽然研究人员仅检测到植物区系组成和功能特征的微小变化,但该景观中计划火烧(planned burning)的使用正在增加以管理火风险。随着更多景观过渡到幼年期生长阶段,未来对这些站点的持续监测应包括对种子库/冠层储存种子消耗的调查,以及植物如何响应火烧频率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火响应尚未记录的物种。
**论文解读:健康林地中计划火烧对植被响应的追踪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火是澳大利亚景观超过6000万年来的固有组成部分。历史上,火 regime(即火烧的频率、强度和季节性)受到自然过程(如雷击)或原住民火烧实践的影响。然而,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殖民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火性质:原住民维护的复杂镶嵌火烧被更不频繁但更剧烈的野火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气候干燥和变暖趋势。这些因素导致了严重野火的发生,并在气候变化情景下预计会恶化(如2019–2020年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黑夏大火)。许多植被群落的进化受到火的塑造,耐火物种通过萌发或再种子适应了强烈野火。基于火相关性状的功能群包括:专性种子更新(obligate seeding,成熟个体被火烧死,种群通过土壤或冠层储存的种子库持续存在)、专性萌发更新(obligate resprouting,成熟个体通过木质块茎或萌芽条持续存在,但种子更新不被火烧触发)和兼性种子更新(facultative seeding,个体可通过种子或无性繁殖响应)。这些物种需要特定的火 regime来再生,当 regime改变时容易受到影响。火频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对植被群落产生级联效应,导致物种丰度变化、植物衰老或种子库消耗。燃料减少火烧(fuel reduction burning)被定期用于减轻极端野火风险,但在维多利亚州,其规划中纳入最小和最大可容忍火间隔的概念,由关键火响应物种(key fire response species, KFRS,对火 regime变化敏感且具有明确火响应时间的指示物种)决定最佳火烧频率。然而,优先保护人类生命导致许多生态系统面临低于最小可容忍火间隔的火烧频率风险。尽管燃料减少火烧广泛使用,但关于频繁的燃料减少火烧如何影响植被群落的信息仍然匮乏。安格尔西健康林地(Anglesea Heath)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以其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被列入国家遗产名录,是维多利亚州最多样化的植物区系群落,主要由桉树主导的健康林地(Heathy woodland)组成,多数植物依赖火进行再生或更新。该生态系统的最小和最大可容忍火间隔分别为12–20年和45年。自2015年实施基于风险的火管理政策以来,燃料减少火烧在健康林地中的频率增加,紧邻城镇的区域计划在40年内火烧7–8次。2013年已确定该生态系统42%的面积在低于最小可容忍火间隔的条件下被火烧。因此,研究人员寻求建立基线数据,以评估未来更高频率火烧对植被的影响。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安格尔西健康林地(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选取了37个站点,这些站点代表了自1983年最后一次火烧(Ash Wednesday火灾)以来的不同火烧历史,包括自上次火烧的年数(年龄)、火烧次数(频率)以及最近两次火烧之间的间隔。研究人员通过植被调查,记录所有维管植物物种的百分比覆盖度,并根据生活型(树木、蕨类、灌木、草本、攀援/缠绕植物、禾草/莎草/灯心草)和功能火响应(专性种子更新、专性萌发更新、兼性种子更新、无记录响应、无响应)进行分类,同时利用关键火响应物种(KFRS)分类系统(高度适宜和适宜指示物种)评估其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数据分析采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PERMANOVA、SIMPER分析和广义线性模型,探究年龄、火烧间隔和火烧频率对植被组成、功能群和KFRS的影响。
研究发现:物种组成在幼年期与成熟期植被之间存在差异,但火烧间隔和频率未显著改变群落组成;KFRS中“高度适宜”指示物种在火烧四次的地点呈现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下降的趋势;专性种子更新者、专性萌发更新者和兼性种子更新者的丰富度在各站点间无显著差异,但具有未知火响应的物种在幼年期站点和火烧间隔为10–17年的站点丰富度更高。该研究发表于《Austral Ecology》。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GIS火历史图层(由DELWP提供)选择37个站点,覆盖不同年龄(1–2年幼年期、5–9年青春期、10–16年早成熟期、22–37年成熟至衰退期)、火烧间隔(1–4年、5–9年、10–17年、21–37年)和火烧频率(0–4次,后合并为≤2次和>2次);(2)在每个站点设置10 m × 10 m样方,鉴定所有维管植物物种并估算百分比覆盖度;(3)利用Vital Attribute数据库(Arthur Rylah Institute)和AusTraits数据库分配植物功能火响应类型,并依据KFRS分类系统(高度适宜与适宜)对物种进行归类;(4)使用Primer v7进行nMDS和PERMANOVA分析物种组成差异,使用R软件中的glmmTMB包进行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与火历史变量的关系。
**研究结果**
**3.1 物种组成、植被覆盖-丰度与生活型覆盖**
通过nMDS和PERMANOVA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物种组成和覆盖度在年龄、火烧间隔或交互作用上无显著差异(Pseudo-F值均不显著)。尽管nMDS未产生强模式(3D Stress=0.15),但幼年期和成熟至衰退期植被在组成上存在一定分离,组内相似性52%–54%,组间差异51%–54%。无单个物种贡献超过3%的差异,其中Xanthorrhoea australis是唯一在成熟至衰退期植被中更频繁出现的物种。
**3.2 关键火响应物种覆盖度、丰富度和丰度**
KFRS类别1(高度适宜)的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在年龄、火烧间隔和频率上均无显著差异(χ2检验p值>0.05)。然而,KFRS类别1和2(适宜与高度适宜)的覆盖度在火烧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χ2=14.970, p=0.002),两两比较显示火烧一次与两次的站点覆盖度显著不同(β=0.591, p=0.029),且火烧两次的站点覆盖度更低。KFRS类别1和2的丰度也随火烧频率显著变化(χ2=18.258, p<0.001),但两两比较差异不显著,最大差异出现在火烧两次与三次及以上之间(β=0.379, p=0.133)。此外,尽管统计学不显著,但可视化显示KFRS类别1在火烧四次的站点呈现下降趋势。
**3.3 植物功能群物种丰富度**
专性萌发更新者、兼性种子更新者和专性种子更新者的丰富度在年龄和火烧间隔上无差异。但具有未知火响应(undocumented response to fire)的物种丰富度在年龄(χ2=19.013, p<0.001)和最近火烧间隔(χ2=17.412, 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幼年期站点丰富度更高(均值6.13),而青春期、早成熟期和成熟至衰退期站点丰富度较低(均值2.46、1.70、2.36);火烧间隔1–4年和5–9年的站点丰富度较低(均值1.06和2.51),而间隔10–17年的站点丰富度较高(均值5.19)。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历史火 regime的改变(通过增加计划火烧)是否对物种组成或不同植物功能群的丰度产生可检测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年龄导致物种组成略有差异,但火烧间隔和次数尚未显著改变群落组成或生活型丰富度与覆盖度。KFRS的丰富度、覆盖度和丰度在火烧四次的站点呈现下降趋势,暗示种子库可能因连续火烧而耗竭。专性种子更新者的丰富度不受影响,但具有未知火响应的物种在幼年期和间隔较长的站点更丰富,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物种(多为草本或禾草/莎草)不依赖特定火信号,从而在频繁火烧中得以维持。研究强调,自2015年以来燃料减少火烧频率增加,但新火 regime持续时间尚短,可能不足以显著影响种子库动态或萌发活力。未来需要长期监测,并量化种子库补给率和萌发密度,以确定“成功”补充的标准,并识别变得更多或更少的物种。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1983年以来,安格尔西健康林地(Anglesea Heathy woodland)在应对改变的火 regime时,植物区系组成和结构复杂性仅发生了微小变化。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认我们当前研究的范围相对狭窄。我们考虑了37年期间的火模式。频繁火烧仅在最近实施,表明重大变化可能尚未显现。鉴于景观尺度变化可能逐渐出现,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可能不足以确定植物区系变化的强烈趋势。需要长期监测,而我们的研究确实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线。我们的数据表明,KFRS可能在高频率和低频率火烧下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研究量化种子库补充率和火烧后萌发密度,将提供“成功”补充的更清晰图景,并识别出变得更多或更少的物种(而非生活型或功能群)。鉴于燃料减少火烧将继续用于减轻易燃景观中的风险,我们必须监测这些趋势,以开发平衡物种多样性与风险缓解的管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