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High-Salt Diet Links Gut Microbiota,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Macrophage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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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北方人口日益暴露于以高脂肪、高糖和高盐含量为特征的西方饮食中。过量膳食盐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相关,并可在多个组织中积累,发挥局部免疫调节效应。除了这些全身性后果外,高盐饮食(HSD)还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这种失调改变了微生物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
全球北方人口日益暴露于以高脂肪、高糖和高盐含量为特征的西方饮食中。过量膳食盐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相关,并可在多个组织中积累,发挥局部免疫调节效应。除了这些全身性后果外,高盐饮食(HSD)还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这种失调改变了微生物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的产生,并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从而促进细菌移位并导致肝脏和肾脏损伤。这些改变与炎症反应相关,但其方向和程度取决于饮食持续时间、微生物基线组成和实验模型。尽管大多数研究聚焦于HSD诱导的T细胞反应调节,但新兴数据表明巨噬细胞是HSD驱动的免疫和代谢效应中未被充分探索的介质。在这篇综述中,研究人员总结了当前关于HSD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微生物代谢产物、肠道屏障功能和巨噬细胞功能改变的知识,并讨论了它们沿肠-肝轴的潜在相互作用。此外,研究人员强调了为提高转化相关性必须解决的关键空白和挑战。
1 引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饮食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遵循所谓的“西方饮食”。西方饮食以高饱和脂肪和糖含量为特征,同时纤维含量低,已被证明会促进心血管疾病、肥胖、2型糖尿病以及促进健康肠道生理功能的特定细菌物种的丧失。西方饮食的另一个特征是盐含量高。事实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估计,美国平均每日钠摄入量约为3.4克/天,而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膳食指南推荐的每日钠摄入量分别为2克和2.3克。与此一致,WHO报告称,2019年欧洲和美洲地区人群的平均膳食钠摄入量至少比推荐量高出70%。
几十年来,对西方饮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的高含量上,而高盐摄入的潜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将高盐摄入与非传染性疾病(如肥胖、高血压、肾损伤、肝脂肪变性和心血管疾病)的增加联系起来。在小鼠中,钠在皮肤、胸腺、肝脏、脾脏以及可能的内皮表面层积累,而高盐饮食已被证明可降低肾脏和骨髓中的盐含量。这些组织盐储存的变化可能局部影响周围细胞的功能。此外,高盐摄入可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进而间接导致肠壁变薄和持续性低度炎症。最后,较高的盐浓度可改变免疫细胞功能,导致稳态和疾病中异常的免疫激活,并在免疫祖细胞中诱导持久效应。
本综述总结了当前关于高盐饮食(HSD)如何塑造肠道微生物组、肠道屏障功能和免疫格局的知识,特别关注巨噬细胞及其与微生物信号的相互作用,以识别关键知识空白并勾勒未来研究方向。
2 HSD干预中的方法学异质性
关于HSD影响的研究已获得显著动力,但实验设计的异质性要求在跨研究解读结果时谨慎处理。关键变量,包括盐浓度、给药途径、暴露持续时间和对照条件,在研究中差异显著,理解这些差异对于适当背景化结果至关重要。
标准啮齿动物饲料含有0.3%–0.5%的NaCl,实验性HSD模型通常采用4%–10%的NaCl——至少比对照组高八倍——而人类过量盐摄入仅比推荐水平高约两倍。这种浓度差距是一种故意的实验策略,用于分离钠驱动的信号传导,但研究结果是否能转化为人类饮食中更适度的钠过量仍存在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类干预研究未能复制小鼠模型中观察到的促炎表型,这可能反映了电解质代谢和免疫细胞激活中的种间差异。
给药途径增加了进一步复杂性:一些研究在固体饲料中补充盐,其他使用盐强化饮用水,还有一些结合两种方法,每种方法产生不同的钠暴露动力学和组织分布。暴露持续时间引入了额外复杂性,因为短期HSD主要诱导促炎反应,而长期HSD可能参与补偿机制以抑制初始炎症。
对于体外研究,该领域已基本趋同于在培养基中额外补充40 mM NaCl作为工作标准。然而,经常省略渗透压对照是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因为盐补充同时增加细胞外钠浓度和渗透压,将观察到的效应特异性归因于钠需要平行等渗对照(通常是甘露醇或尿素),而这些对照并未一致包含。未来研究应优先标准化HSD干预,并纳入生理相关暴露条件。
3 HSD与肠道微生物群
胃肠道被高度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定植,统称为肠道微生物群,其对宿主生理学产生深远影响。在人类中,微生物细胞的数量与宿主细胞大致相等,胃肠道估计含有约3.8 × 10
13个细菌细胞,结肠是微生物密度最高的部位。除了其显著丰度外,肠道微生物组包含的基因库远远超过人类基因组,提供了广泛的功能和代谢潜力。重要的是,膳食盐已成为该生态系统的强效调节剂,高钠浓度对不同微生物分类群施加差异性的抑菌和促生长作用,驱动组成变化,损害肠道微生物群的功能完整性及其维持宿主稳态的能力。
3.1 HSD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HSD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并可通过消耗有益细菌诱导肠道菌群失调。有趣的是,HSD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调似乎在肠道中并非均匀发生;相反,这些改变是区域特异性的,如Hu等人最近的研究所示,表明HSD诱导的回肠、盲肠和结肠中的微生物变化彼此不同,且强度各异。在解读研究结果时,这些微生物组成的区域特异性变化很重要,因为采样部位可能不同。
可重复性仍然是微生物群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SPF小鼠模型排除了特定病原体,但包含一个定义不清、易漂移的微生物群落,而饲养变量引入了额外的组成变异。鉴于HSD诱导的微生物群改变具有背景依赖性,且易受实验条件影响,以下段落重点关注独立研究中报告最一致的微生物特征。
HSD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调在分类学水平上运作。在属水平上,最可重复的发现是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的减少,这发生在盐摄入增加后的几天内,同时伴有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粪杆菌属(Faecalibaculum)和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的减少;这些属共同与免疫活性短链脂肪酸(SCFA)产生相关。HSD始终与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的富集相关,这种效应在慢性暴露下尤其显著,而拟杆菌属(Bacteroides)的关系在不同研究和背景下变化较大。这种转变的功能后果尚不确定,因为升高的普雷沃氏菌属与炎症状态相关,但某些物种有助于有益的SCFA产生。在门水平上,结果不太一致:虽然一些研究报告了芽孢杆菌门(Bacillota)减少和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增加,但其他研究观察到相反情况,同时伴有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dota)和蓝细菌门(Cyanobacteriota)的富集,而芽孢杆菌门/拟杆菌门比率(经常用作微生物健康的生物标志物)在疾病背景下没有显示出一致的定向变化。总之,虽然HSD可重复地扰动微生物多样性并消耗关键的SCFA产生属,但尚未建立统一的门水平特征,菌群失调的总体结果仍取决于盐暴露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以及预先存在的微生物景观。
3.2 HSD驱动的微生物代谢产物调节
肠道共生菌负责产生多种代谢产物,可调节宿主生理学和免疫系统。人类酶无法消化许多膳食纤维;因此,它们仍无法被宿主代谢。然而,它们可作为肠道细菌的底物,使短链脂肪酸(SCFA)如丙酸盐、乙酸盐和丁酸盐得以产生,主要由远端结肠中的碳水化合物发酵细菌完成。SCFA发挥多种生理作用,包括调节肠道运动性和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并可直接调节免疫细胞。最后,SCFA在脂质和葡萄糖代谢中发挥作用,低水平的SCFA与胰岛素敏感性受损和全身性炎症增加相关。
高膳食盐通过负调控SCFA产生细菌(包括拟杆菌属和可能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来破坏SCFA产生,这在小鼠、大鼠和人类中均有观察,且减少钠摄入已被证明可增加循环SCFA。相反,在HSD喂养的大鼠中报告了乙酸盐、丙酸盐和异丁酸盐升高,研究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暴露时间、饮食组成和设施特异性微生物群谱的差异。然而,性别特异性差异也可能起作用,因为将高血压女性参与者(之前未调节盐摄入)的膳食钠减少至2克可增加循环SCFA,而在男性参与者中未观察到这些SCFA的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性别差异积极塑造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并可能通过激素因素介导。
与SCFA产生平行,微生物群重塑宿主胆汁酸(BA)库,产生作为全身性免疫和代谢调节因子的次级代谢产物。共生菌来源的胆汁盐水解酶(BSH)催化初级BA的去结合,随后在结肠中进一步加工成次级BA,这些次级BA作为内源性配体与广泛表达于全身(包括先天免疫细胞)的膜和核胆汁酸调节受体家族结合。除了在调节肝脏脂质和葡萄糖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外,次级BA还可调节免疫系统并有助于肠道屏障完整性。
关于HSD驱动的共生菌胆汁酸代谢变化的直接证据仍然稀少;然而,在HSD研究中一致观察到的乳杆菌属(主要BSH产生菌)的减少表明这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项研究报告了粪便次级BA失衡,同时伴有肠道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紊乱和全身性LPS升高,但围产期设计引入了与哺乳相关的混杂因素,限制了直接外推。另一项研究发现HSD导致结合型BA增加,进一步支持HSD诱导的BSH活性降低。应注意,小鼠HSD研究的转化推断受到胆汁酸库组成中基本种间差异的限制,这限制了直接外推至人类生理学。
除SCFA和胆汁酸外,肠道微生物群还产生一系列其他代谢产物,具有已建立的免疫调节和屏障调节功能,包括色氨酸衍生的吲哚分解代谢产物(可通过芳烃受体调节上皮完整性和先天免疫张力),以及三甲胺N-氧化物(TMAO,一种与心血管和炎症病理相关的共代谢产物)。HSD驱动的菌群失调是否改变这些代谢产物的产生并导致肠-肝轴功能障碍仍未探索。
总之,HSD重塑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输出,关键特征总结于表2。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宿主生理学,特别是肠道屏障功能和免疫系统,将在以下章节中讨论。
4 HSD对肠道屏障完整性和细菌移位的影响
胃肠道承担着促进营养吸收同时作为屏障阻止肠道腔内细菌和病原体进入的微妙角色。在稳态下,一层粘液保护上皮层,抗菌肽(AMPs)分泌到粘液层中,从而增强屏障功能。最后,上皮层中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调节分子和病原体通过上皮层进入组织的通道。这些保护机制的破坏可导致细菌移位,定义为活细菌细胞通过肠道屏障转移到其他部位,它们可能在那里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并可能促进脓毒症。
大量研究表明,HSD可能导致肠道屏障完整性受损和随后的细菌移位,特别是向肾脏移位。然而,在HSD背景下,区分微生物群、代谢产物和盐摄入对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相对贡献仍然具有挑战性。除了微生物群和代谢产物驱动的机制外,高盐浓度会引起渗透应激,直接作用于上皮细胞生物学。具体来说,MAPK信号通路已被确认为响应渗透应激的关键调节因子,包括p38,它有助于激活NFAT5。NFAT5是一种由渗透应激直接激活的转录因子,驱动渗透保护基因如醛糖还原酶(AR)和甜菜碱转运蛋白(BGT1)的表达,允许细胞内渗透物积累以维持蛋白质功能,同时也驱动细胞因子反应。此外,渗透应激下的p38/MAPK信号协调细胞骨架重塑、细胞体积变化和细胞增殖。总之,这些渗透应激反应有可能损害上皮结构和基因表达。
与这些机制一致,在啮齿动物模型中的多项研究观察到了HSD驱动的粘膜屏障成分变化。HSD降低了肠道中杯状细胞来源的粘多糖表达,并降低了上皮细胞活力,同时胃粘膜细胞中活性氧物质产生增加。此外,长期HSD摄入减少了肠道中的AMPs,并与粘蛋白-2(Mucin-2)表达降低相关。此外,HSD显著降低了结肠中上皮紧密连接的关键成分咬合蛋白(occludin)的表达,以及结肠和回肠中闭锁小带蛋白-1(Zonula occludens-1)的表达。相反,已知可驱动肠道通透性增加的Claudin-2的表达在回肠和结肠中均增加。在慢性肾脏病结合HSD的大鼠模型中,观察到claudin-4和咬合蛋白表达降低,同时连接蛋白增加。
HSD后循环D-乳酸升高和粪便白蛋白升高进一步支持屏障完整性受损,在一项研究中,相关的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细菌移位至肾脏,伴有细胞凋亡和肾功能受损。总之,这些发现表明HSD可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并促进细菌移位,尽管其与疾病发展的相关性仍有待充分阐明。
5 HSD与巨噬细胞
HSD通过多种重叠机制影响免疫功能,包括微生物组成变化、代谢产物产生、细菌移位和直接钠感应,这使得体内因果解析困难。然而,多项体外研究仍支持直接钠驱动的免疫改变,特别是在巨噬细胞和T细胞中。在本节中,研究人员聚焦于HSD对巨噬细胞的影响,因为高钠对其他免疫细胞类型的影响已在别处被全面综述。
作为高盐直接调节巨噬细胞功能的第一个迹象,一项体外研究表明,在盐暴露后,用IL-4和IL-13刺激的巨噬细胞不再能够抑制效应T细胞增殖。巨噬细胞还在通过受体(包括Fc??受体(Fc??Rs)、吞噬受体Tim4和MerTK,以及胞饮作用和其他非受体介导的摄取机制)清除病原体和细胞碎片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些功能至关重要,因为吞噬功能受损可导致长期炎症,并可能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最近一项在骨髓来源巨噬细胞(BMDM)中的研究表明,高盐暴露增加了参与趋化、炎症反应调节和巨噬细胞迁移的基因表达,而与伤口愈合、趋化因子产生、IL-1产生和吞噬作用相关的基因则下调。与此一致,高盐降低了抑制性Fc??R CD32b和MerTK的表达,而Tim4表达略有增加。在功能上,BMDM和腹腔巨噬细胞在过量盐存在下显示出剂量依赖性的吞噬能力降低,表明高盐直接扰乱巨噬细胞效应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CD32b在限制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高盐暴露可能促进炎症。
高盐也被证明可影响巨噬细胞中的线粒体呼吸,因为在过量盐存在下,基础呼吸速率和最大耗氧率以及细胞ATP水平降低,同时伴随有氧糖酵解增加。机制上,升高的细胞外钠被细胞内摄取,并通过Na
+/Ca
2+交换器NCLX进入线粒体基质,在那里它与线粒体内膜磷脂相互作用,降低膜流动性。这导致复合物II活性抑制,从而降低线粒体膜电位、耗氧量和ATP产生。在巨噬细胞中,这种代谢扰动独立于极化状态发生,并至少部分由NCLX依赖性线粒体内膜钠感应介导。鉴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与巨噬细胞极化状态之间的紧密联系,钠驱动的电子传递链损伤可能对巨噬细胞炎症张力产生直接影响,使平衡从修复性OXPHOS依赖性程序转向促炎激活。此外,盐在体外可作为巨噬细胞的趋化刺激,这一发现鉴于钠在组织中的异质性分布而特别有趣。
在人类和小鼠中的多项体内研究支持上述体外发现的关键方面。在小鼠中,HSD损害伤口愈合并降低抗炎巨噬细胞标志物Fizz1的表达,与体内巨噬细胞极化改变一致。此外,研究表明在HSD条件下全身性和组织炎症适度增加。在一小群健康男性志愿者中,高盐摄入期与循环单核细胞数量显著增加相关,而其他白细胞亚群保持不变。同时,低盐摄入期血浆中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17浓度降低,而白细胞介素-10升高。与这些观察一致,啮齿动物研究表明HSD增加了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TNF)、血管紧张素II(AngII)、IL-6和白细胞介素-8(IL-8)的水平,并与肾脏和血管结构损伤相关。在HSD喂养小鼠的肝脏中也观察到反映炎症浸润的组织细胞增多,其中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积累增加与纤维化增加和肝脏脂质含量改变相关。
除了急性效应外,慢性高盐暴露在造血祖细胞中诱导先天免疫训练,印刻持久的促炎、低修复性巨噬细胞表型,即使膳食盐撤除后仍持续存在。在缺血性卒中模型中,这种转录重编程导致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的代谢变化,并与较差的恢复相关。总之,这些发现表明HSD可在免疫细胞格局上印刻长期变化,这可能严重加剧疾病严重程度。
6 研究空白与未来方向
尽管对高盐摄入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肠道微生物群和免疫功能的影响仍知之甚少。虽然HSD可深刻改变肠道微生物群,但来自人类研究的证据仍然有限。大多数现有研究包括小样本队列(少于50名参与者)和短干预期(2–14周),这很可能无法捕捉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长期效应,如持续的微生物群改变和宿主代谢的持续紊乱。动物模型中的实验可重复性进一步受到饲养条件的影响,这强烈塑造微生物群组成。最近开发的野生鼠(wildling mice)携带弹性天然微生物群,同时保留易处理的C57BL/6遗传背景,为未来HSD研究中提高可重复性和转化相关性提供了有希望的途径。
HSD还可能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从而促进细菌移位,特别是向肾脏移位。这种移位是否直接激活肠-肝轴上的组织驻留巨噬细胞群体,以及这与高盐对巨噬细胞功能的直接影响如何交叉,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巨噬细胞似乎对HSD特别敏感,但大多数机制见解来自体外系统。特别未充分探索的是HSD如何影响肠-肝轴上组织驻留巨噬细胞群体的身份和功能,以及它们对高盐的反应是否由局部微生物信号、全身性代谢物变化或直接钠感应所塑造。
最终,解析菌群失调、代谢物耗竭、屏障破坏和直接钠感应对巨噬细胞重编程的相对贡献将需要整合性实验设计,以同时捕获这些过程。这些研究对于理解膳食盐如何导致全球北方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上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