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物种的环境影响在全球南方更为严重

《SCIENCE》：Invasive species’ environmental impacts are more severe in the Global South

　　

入侵物种（IAS）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但其影响分布仍知之甚少。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表明，影响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富裕国家最高，但这仅是从IAS数量推断，反映了研究偏差。利用一个新的标准化影响测量全球数据库，研究人员计算了每个国家的平均影响严重性，发现尽管在全球北方有超过两倍的报告，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影响严重性更高。薄弱的治理和有限的管理能力是高影响严重性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快速增长但治理不善的新兴经济体尤其脆弱。未能认识到全球南方面临最高的IAS影响，会转移对最受威胁地区的关注。

**入侵物种环境影响在全球南方更为严重——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生物入侵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入侵物种（IAS）已导致全球60%的物种灭绝，并在2019年造成超过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然而，现有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主要基于IAS数量推断影响分布，认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研究投入较高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这种认知偏差源于研究努力的不均衡：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IAS报告数量远少于全球北方，导致其影响被系统性低估。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通常面临治理薄弱、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可能加剧IAS的实际影响。因此，亟需一个独立于研究努力的影响指标，以揭示IAS影响的真实地理分布，并识别高风险区域。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新发布的全球入侵物种影响数据集（GIDIAS，包含>3300种IAS的>22000个影响记录，来自172个国家）和外来物种分布数据集（SInAS，覆盖>39700种外来物种），计算了每个国家的平均影响严重性（即严重环境影响占所有报告环境影响的比例）。研究发现，尽管全球北方的影响报告数量是南方的两倍以上，但全球南方的平均影响严重性显著更高。这一模式在植物、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等所有分类群，以及陆地、淡水和海洋等所有生态域中均一致。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治理能力（以世界治理指标WGI衡量）是影响严重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治理越薄弱，影响越严重。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南非、中国等）因经济快速增长导致高引入率，同时治理和管理能力不足，面临最高的影响严重性。该研究颠覆了“最严重IAS影响集中在全球北方”的传统认知，强调全球南方应成为生物入侵管理和研究的优先区域。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利用GIDIAS数据库（基于>6700篇科学文献和灰色文献，涵盖172个国家）获取标准化影响严重性数据；2）采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环境影响分类标准（EICAT）对影响进行分级，区分严重影响（导致种群下降、局部灭绝或全球灭绝）；3）计算平均影响严重性（严重影响数/总影响数）作为独立于研究努力的相对指标；4）整合SInAS数据集（提供全球>39700种外来物种的分布清单，来自已发表的国家/地区名录）获取外来物种分布；5）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分析影响严重性驱动因素，纳入经济变量（GDP、经济增长）、地理变量（面积、气候、岛屿状态）、干扰变量（人类足迹指数、人口规模）和治理指标（WGI、主动/被动管理能力）。样本来源：GIDIAS和SInAS均为公开数据库，无特定队列。

**研究结果**
**1. 入侵物种和影响的分布**
通过比较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研究人员发现：全球北方记录了最多的外来物种数量、影响总数和严重影响数，但全球南方的平均影响严重性（即严重影响比例）最高，尤其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和海洋岛屿。绝对数量与研究努力高度相关（Pearson's r > 0.6），而平均影响严重性则与努力无关（r < 0.12），表明该指标有效消除研究偏差。

**2. 新兴经济体经历最严重的影响**
按国家分组比较显示，全球南方国家报告的严重影响绝对数量显著低于全球北方（t检验，P < 0.005），但平均影响严重性显著更高（P < 0.001）。大型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南非、中国、俄罗斯等）同时报告高绝对影响数和极高的平均影响严重性，而全球北方大型经济体（如美国、德国）则绝对影响数高但平均严重性低。

**3. 影响严重性的驱动因素**
回归分析（模型选择与平均）表明：全球南方身份是影响绝对数量最强预测因子（负相关），而平均影响严重性随治理能力下降而升高。环境因素中，人类干扰程度低（更原始环境）和人口规模大与较高严重性相关；小面积国家严重性更高。经济增长与严重性呈负相关，但全球南方经济增长显著高于北方，该变量可能已被“全球南方”因子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被动管理能力（反应能力）与严重性正相关，这可能源于全球南方反应能力较低。分域分析（陆地、淡水、海洋）和分类群分析均一致显示全球南方影响严重性更高，且治理指数与严重性负相关。进一步对同一物种在南北方的比较发现，164种在两地均有影响的IAS，其在全球南方的平均严重性比北方高50%（Wilcoxon符号秩检验，P < 0.0001），表明当地条件（包括治理）加剧了影响。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推翻了“最严重IAS影响集中在全球北方”的广泛假设。全球南方因治理薄弱、管理能力有限，导致高引入率（来自经济活动）无法被有效缓解，从而产生更高的影响严重性。相比之下，全球北方虽然引入率高，但通过良好治理和政策实施（如欧盟法规）能有效降低影响。研究强调，新兴经济体是最脆弱的群体，需优先加强治理和生物入侵管理。结论指出，良好的治理能够跨区域、跨分类群地减轻IAS影响，但当前政策和努力仍不足以遏制入侵浪潮。研究人员建议，遵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综合治理建议，可激励政府和机构加强预防、国际合作与责任结构效率，以减轻生物入侵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研究人员发现，平均影响严重性最高的地区是全球南方，那里的研究努力通常较低。新兴经济体因经济快速增长和治理薄弱，面临特别高的风险。通过良好的治理，可以有效地减少IAS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