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s》:Immunological Reprogramming in Cardiomyopathies: From Cardiomyocyte Injury to Disease of the Cardiac Immune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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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病传统上被视为主要由基因突变、感染、代谢应激或毒性暴露所致心肌细胞损伤驱动的疾病。这一范式显著推动了诊断与治疗的发展,但仍无法充分解释具有相同表型的患者在疾病进展、持续性纤维化及治疗反应方面存在的显著异质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重塑并非仅仅是心肌损伤的
心肌病传统上被视为主要由基因突变、感染、代谢应激或毒性暴露所致心肌细胞损伤驱动的疾病。这一范式显著推动了诊断与治疗的发展,但仍无法充分解释具有相同表型的患者在疾病进展、持续性纤维化及治疗反应方面存在的显著异质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重塑并非仅仅是心肌损伤的继发性后果,而是一个主动塑造疾病演变的动态过程。本综述整合了心血管免疫学、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学、免疫代谢及系统生物学的最新进展,提出了心肌病中免疫重编程的统一框架。研究人员探讨了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MP)、炎症小体激活、训练免疫、cGAS–STING信号通路以及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等多种机制如何汇聚形成慢性炎症回路,进而促进纤维化、电重构及进行性心室功能障碍。研究人员进一步阐述了"免疫型"(immunotype)这一新兴概念,强调除传统表型或遗传学分类外,不同的免疫程序可能是心肌病生物学异质性的基础。最后,研究人员讨论了免疫谱分析的转化潜力,推动将心肌病视为心脏免疫生态系统失调性疾病这一观念的转变。研究人员提出,免疫生态系统的组织构成是补充传统表型和遗传学分型的又一生物学维度。
引言
心肌病是一组以结构和功能异常为特征的异质性心肌疾病,常进展为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及早逝。传统上其发病机制通过以心肌细胞为中心的范式进行解读,即基因突变、病毒感染、毒性暴露或代谢应激直接损伤收缩细胞并启动心肌重构。这一框架在识别致病基因、定义疾病表型及指导当代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仍无法完全解释若干基本临床现象:携带相同致病变异的个体表现出显著的发病外显率差异;尽管接受了最佳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心肌纤维化仍持续存在;以及表观结构相似的患者心力衰竭进展速度各异。过去十年间,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系统免疫学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人员对心脏生物学的理解。这些技术揭示衰竭的心脏并非仅仅是受损心肌细胞的集合,而是由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基质群及造血来源细胞组成的复杂多细胞生态系统,这些细胞通过动态信号网络持续相互作用。在此框架下,疾病进展日益被认为不仅取决于起始损伤,还取决于免疫系统对该损伤的解读与应答方式。大量证据表明,先天免疫激活是多种心肌病中心脏重构的核心驱动因素。应激或受损心肌细胞释放的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MP)激活模式识别通路,包括Toll样受体(TLR)、NLRP3炎症小体和cGAS–STING轴。这些通路促进单核–巨噬细胞群的募集与重编程、成纤维细胞激活、促炎细胞因子产生,最终导致纤维化和电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制在扩张型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核纤层蛋白病、心肌炎及代谢性心脏病等看似不同的病因中趋于汇聚。与此同时,免疫代谢、训练免疫和克隆性造血(CHIP)等新兴概念将心血管免疫学的研究范围扩展至心脏之外。免疫细胞可通过代谢和表观遗传机制发生持久的功能重编程,形成持续的促炎状态,即使在原始损伤消退后仍持续影响疾病进展。此外,心脏与造血系统之间的双向通讯确立了心–骨髓轴的理念,提示慢性心力衰竭应被视为全身性免疫血液系统疾病而非孤立的心脏疾病。这些发现挑战了仅基于表型或基因型的传统分类,支持以免疫重构为核心的新概念框架。在该模型中,疾病轨迹不仅由心肌损伤的性质决定,还由心脏微环境中激活的主导免疫程序决定。此类程序可能定义了不同的"免疫型",其特征包括炎症小体激活、干扰素信号、巨噬细胞驱动的炎症、成纤维细胞激活或免疫代谢功能障碍。识别这些免疫型最终可能实现针对驱动个体患者重构的生物学机制的精准免疫调节治疗。本综述讨论的心血管病学核心假说为:心肌病的生物学异质性不仅由起始心肌损伤决定,还由心脏免疫生态系统解读和维持该损伤的方式决定。尽管心肌细胞损伤启动了疾病,但持续的免疫重编程逐渐成为重构、纤维化、致心律失常性及心力衰竭进展的独立决定因素。因此,免疫细胞组成、活化状态、代谢编程及细胞间通讯的个体差异,可能解释了为何表观遗传或结构表型相似的患者往往经历显著不同的临床轨迹。研究人员假设,免疫分型可补充传统的表型和遗传学分型,通过识别支持精准治疗策略的生物学上不同的免疫程序来实现这一目标。
心脏作为免疫器官:稳态与免疫重编程的起源
长期以来,免疫系统被认为仅在感染性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或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的背景下与心脏病理相关。随着健康心脏中存在高度特化的免疫网络参与生理条件下组织稳态这一认识的确立,这一观点已发生显著改变。驻留免疫细胞不仅作为损伤的应答者,还积极参与维持心肌结构、代谢、血管完整性和电生理功能。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健康心肌中驻留的CCR2阴性巨噬细胞(许多起源于胚胎发育期)执行广泛的稳态功能,包括通过胞葬作用清除凋亡碎片、支持血管生成、参与细胞外基质维护以及与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密切相互作用。实验研究进一步证明驻留巨噬细胞参与房室结内的电传导,揭示了免疫与心脏电生理学之间此前未被认识的联系。心脏免疫稳态还由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维持,其通过抑制过度的炎症激活和促进组织修复发挥作用。通过产生抗炎介质(包括白细胞介素-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eg有助于心肌内的免疫耐受并限制损伤后的适应性不良重构。成纤维细胞同样不仅是负责胶原产生的结构细胞。当代单细胞研究表明,心脏成纤维细胞具有显著的免疫功能,它们表达模式识别受体(包括TLR),可直接响应细胞因子和危险信号,并通过分泌趋化因子(如CCL2)和炎性介质(如IL-6)主动塑造白细胞募集。因此,成纤维细胞占据组织损伤与免疫激活之间界面的核心位置。从生理稳态向病理性重构转变的过程中,心脏免疫格局常发生深刻改变。最早可检测到的变化之一是驻留巨噬细胞群被循环募集的炎性CCR2阳性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所取代。这种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心肌的生物学行为:驻留巨噬细胞促进修复和组织维持,而浸润性细胞群则以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增加、成纤维细胞激活和细胞外基质重构放大为特征。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往往早于常规影像学技术可检测到的明显结构改变。实验和转化研究表明,免疫重编程可能在广泛纤维化或心室功能可测量下降出现之前就已发生。因此,免疫稳态丧失不应仅被视为心肌损伤的后果,而应被视为心肌病进展早期且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这些观察结果支持心血管生物学中更广泛的概念转变:与其将心脏视为仅在损伤后才发生炎症的器官,不如将其视为一个高度调控的免疫生态系统,当生理性修复程序发生慢性失调时疾病即出现。理解调控这一转变的机制对于开发在未来预防适应性不良重构的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危险相关分子模式:将心肌细胞损伤转化为先天免疫激活
当代心血管免疫学的核心问题是免疫系统如何在无感染的情况下检测心肌损伤。大多数心肌病在无明确病原体的情况下发生,却表现出先天免疫激活的诸多特征,包括细胞因子产生、单核细胞募集、炎症小体信号传导和进行性纤维化。答案在于受损细胞释放的内源性危险信号,统称为危险相关分子模式(DAMP)。DAMP代表正常情况下对免疫监视隐匿、但在细胞应激、坏死、机械损伤或线粒体功能障碍后暴露或释放的细胞内分子。在心肌中,这些分子包括细胞外ATP、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线粒体DNA、核DNA片段、热休克蛋白、细胞外RNA和细胞外基质降解产物。尽管结构多样,这些信号具有共同功能:向免疫系统通报组织完整性受损。其中线粒体成分尤为重要。由于线粒体演化自古细菌,线粒体DNA保留了类似于微生物核酸的分子特征。当释放到细胞外空间或细胞质中时,线粒体DNA被先天免疫受体识别为强效危险信号。模式识别受体的互连网络介导DAMP的识别。TLR(尤其是TLR2、TLR4和TLR9)在感知细胞外和内体危险信号中发挥突出作用。细胞质DNA激活cGAS–STING通路,而多种形式的细胞应激汇聚于NLRP3炎症小体。这些系统共同将组织损伤转化为炎症信号,导致核因子-κB(NF-κB)激活、细胞因子产生、单核细胞募集和成纤维细胞活性刺激。这一框架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不同病因可能激活极为相似的下游通路。由TTN、LMNA、DSP或FLNC变异引起的遗传性心肌病、病毒性心肌炎、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缺血性损伤和代谢应激均产生能够释放DAMP的细胞损伤。因此,免疫系统并非针对损伤的具体原因做出应答,而是针对其分子后果做出应答。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形式的心肌病常趋于汇聚于共同的病理特征,包括慢性炎症、纤维化和心室功能障碍。在生理情况下,DAMP介导的信号传导是短暂性的,有助于有效的组织修复。然而,危险信号的持续或反复释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应答。先天免疫通路的持续激活促进炎性细胞持续募集、成纤维细胞长期激活和进行性细胞外基质重构。随着时间推移,修复过程变得自我维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起始损伤。这一现象可能解释为何许多心肌病在病毒清除、血流动力学应激稳定或原发病因控制后仍持续进展。
NLRP3炎症小体:连接细胞应激与心脏重构的中枢枢纽
在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先天免疫通路中,NLRP3炎症小体已成为连接组织损伤与慢性炎症及不良重构的最深入研究的分子平台之一。虽然最初被表征为抵御病原体的宿主防御关键组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LRP3也作为无菌组织损伤的传感器发挥作用,这使其在心肌病和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中具有特殊意义。NLRP3炎症小体是由传感器分子NLRP3、接头蛋白ASC(含CARD结构域的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和pro-caspase-1组成的多蛋白信号复合物。其激活通常描述为两步过程。在患病心肌中,同时存在多种能够激活NLRP3的上游触发因素。机械应力、线粒体损伤、缺血、代谢负荷过重以及损害心肌细胞完整性的遗传缺陷共同创造了有利于炎症小体激活的细胞环境。重要的是,NLRP3信号传导并不局限于浸润性免疫细胞。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驻留巨噬细胞均参与炎症小体介导的信号传导,强调了心肌炎症的多细胞性质。炎症小体激活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诱导细胞焦亡,一种高度炎症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形式。与通常不引发显著免疫激活的凋亡细胞不同,焦亡细胞将细胞内内容物(包括细胞因子和额外的DAMP)释放到细胞外空间。因此,炎症小体激活不仅对组织损伤做出应答,还通过自增强的前馈机制放大损伤。这一过程可能促成许多心肌病中从短暂损伤向持续性炎症和进行性纤维化转变的过程。针对炎症小体通路下游组分的临床研究强化了这些发现的转化相关性。CANTOS试验首次在大样本规模上证明选择性抑制IL-1β可在不依赖降脂的情况下改善心血管结局,凸显了炎症信号传导在心血管疾病中的致病重要性。类似地,使用IL-1受体拮抗剂阿那白滞素的较小规模研究显示其对心力衰竭和心肌炎患者的炎性生物标志物和部分临床终点具有有益效应。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并不直接抑制NLRP3本身,但它们间接支持了炎症小体驱动的炎症促进疾病进展的概念。尽管热情高涨,若干重要问题仍未解决。NLRP3激活是多种心脏损伤的共同下游应答,但其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原发驱动因素而非继发放大器发挥作用,可能因心肌病亚型而异。此外,长期抑制先天免疫通路可能带来意外后果,包括宿主防御受损和组织修复改变。因此,未来的治疗策略可能需要精确识别那些炎症小体信号传导占主导致病机制的患者。综合现有证据,NLRP3炎症小体处于细胞应激与适应性不良重构之间的关键界面。NLRP3并非作为孤立的炎症通路发挥作用,而是将代谢、机械和免疫信号整合为协调的应答,影响纤维化、心室功能障碍和致心律失常性。其在心脏免疫重构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使其成为未来精准免疫调节疗法中最具吸引力但也最具挑战性的靶点之一。
免疫代谢:心脏免疫应答的代谢调控
代谢通路并非仅是激活的被动后果,而是主动决定免疫细胞表型和功能。过去十年间,免疫代谢已成为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基本调控因子,提供了细胞能量学与炎症之间的机制联系。这一概念在心肌病和心力衰竭中尤为相关,因为代谢应激与免疫激活常共存。生理条件下,组织驻留巨噬细胞主要依赖氧化磷酸化和脂肪酸氧化来维持稳态功能(包括胞葬作用、血管生成和组织完整性维持)。相比之下,炎症激活诱导代谢向有氧糖酵解的深刻转变,这一现象类似于癌细胞中观察到的Warburg效应。尽管能量效率较低,糖酵解可实现ATP的快速生成,并提供细胞因子产生和细胞增殖所需的生物合成中间体。mTOR、AMPK、HIF-1α和NF-κB等多个互连的信号通路协调这一代谢重编程。其中HIF-1α已成为炎性巨噬细胞功能的重要调控因子。HIF-1α的稳定促进促炎介质(包括IL-1β)的转录,同时强化糖酵解代谢。因此,代谢和炎症信号传导通过正反馈机制紧密耦合、相互维持。细胞内琥珀酸升高稳定HIF-1α并增强IL-1β产生,有效地将代谢紊乱转化为炎症信号。此类观察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代谢观点,表明代谢物可作为具有直接免疫学后果的信号分子发挥作用。免疫代谢的临床相关性得到了最初为代谢性疾病开发的疗法的支持。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通过超越降糖控制的机制减少心血管事件和心力衰竭结局,包括影响炎症、氧化应激、内皮功能、线粒体信号传导和免疫细胞激活。这些观察结果表明,调节细胞代谢可能是减弱病理性免疫激活的间接但临床上有效的策略。累积证据表明,细胞代谢不仅仅是免疫激活的下游后果,而是免疫细胞身份、功能极化和炎症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因此,代谢重编程现已被认为是调控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核心机制。
主导转录程序协调免疫重构
虽然单个炎症通路常被孤立讨论,但它们受相对少量的转录程序控制,这些程序将环境应激整合为协调的细胞应答。先天免疫激活、代谢适应、氧化应激和组织修复并非作为孤立的信号级联发挥作用,而是汇聚于主转录因子,后者决定心肌重构的程度、持续时间和生物学后果。这些调控网络将多种形式的心脏损伤(遗传性的、代谢性的、缺血性的和炎症性的)转化为共享的分子程序,为不同心肌病趋于相似病理表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其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占据核心位置。虽然最初被表征为氧剥夺的传感器,但HIF-1α现已被认为是更广泛的细胞应激整合器。微血管功能障碍、室壁应力增加、线粒体损伤或细胞外基质扩张导致的持续性心肌缺氧促进HIF-1α稳定,即便在无严重缺血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这一现象在多种心肌病表型中均具相关性,包括肥厚型心肌病、糖尿病心肌病、贮积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等浸润性疾病以及与冠脉微血管功能障碍相关的心肌病。持续性HIF-1α激活促进糖酵解重编程、线粒体功能障碍、血管生成信号传导、成纤维细胞激活和炎性细胞因子产生,从而将代谢适应与进行性结构重构联系起来。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调控因子是NF-κB,其作为炎症基因表达的中枢协调者发挥作用。TLR激活、DAMP信号传导、活性氧、炎性细胞因子和机械应力均汇聚于NF-κB,导致参与先天免疫、白细胞募集、内皮激活和细胞外基质重构的大量介质转录。由于NF-κB整合来自多个上游通路(包括NLRP3炎症小体激活、cGAS–STING信号传导和氧化应激)的信号,其代表了维持慢性心肌炎症的主要分子枢纽之一。NF-κB的持续激活进一步放大氧化应激和炎症信号传导,建立自增强的前馈回路,促进纤维化、电重构和心室功能障碍。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则体现了损伤心肌内转录调控的复杂性。与纯粹的促炎调控因子不同,STAT3发挥情境依赖性效应,涵盖心肌细胞存活、线粒体稳态、免疫调节和组织修复。短暂STAT3激活可能支持急性损伤后的适应性应答,而慢性失调则与持续性炎症信号传导、成纤维细胞激活和适应性不良重构相关。这些观察结果强调治疗干预不应不加区分地抑制炎症通路,而应恢复保护性转录程序与病理性转录程序之间的生理平衡。其他调控系统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网络。激活蛋白-1(AP-1)贡献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传导下游的炎症基因表达,而SMAD转录因子则介导转化生长因子-β依赖的促纤维化应答,最终决定细胞外基质积聚和瘢痕形成。HIF-1α、NF-κB、STAT3、AP-1和SMAD信号传导通过广泛的转录交叉对话持续相互作用,使代谢应激、氧化损伤、免疫激活和机械负荷汇聚于协调的重构应答。因此,一条调控通路的改变常同时影响多条下游生物学过程。这些转录因子的激活最终调控控制细胞因子产生、细胞外基质周转、线粒体适应、血管生成和细胞存活的广泛下游效应基因网络。对这些主转录程序的认知具有重要治疗意义。当前的指南指导治疗已间接调节了其中若干通路。SGLT2i通过有利影响细胞代谢、氧化应激和炎症小体活性来减弱炎症激活,而GLP-1RA则影响免疫细胞代谢、内皮功能和细胞因子产生。靶向HIF-1α、NF-κB、STAT3或其下游效应网络的实验性策略也正被积极研究,以期在不可逆纤维化确立前中断适应性不良重构。尽管临床转化仍具挑战性(因为这些通路调控众多生理过程),但靶向上游转录调控因子具有同时修饰多个互连机制的理论优势,而非仅抑制单个炎症介质。这些观察结果表明转录调控是心脏免疫重构的基本组织层级。主转录因子不仅控制孤立的信号通路,还协调对心肌损伤的整合生物学应答。理解这些调控网络如何相互作用对于开发未来既能限制疾病进展又能保留组织修复生理机制的精准免疫调节策略至关重要。
训练免疫:超越初始损伤的持续性炎症记忆
心血管医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观察结果之一是炎症活动在起始损伤消退后长期持续。病毒性心肌炎康复患者尽管感染性病毒已被清除,仍可能继续发展为进行性心室功能障碍,反映了持续性免疫介导的心肌炎症、不良重构和自身免疫机制的存在。类似地,携带遗传性心肌病致病变异的个体常经历长时间临床稳定期,之后才出现年龄依赖性和有时突发性的疾病进展(以心室功能障碍、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为特征)。这些观察结果挑战了免疫激活仅仅是组织损伤短暂应答的传统观点,提示存在能够在原始触发因素消失后仍维持炎症的机制。训练免疫的概念已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潜在机制。与依赖T细胞和B细胞介导的抗原特异性应答的适应性免疫记忆不同,训练免疫描述了对先天免疫细胞及其祖细胞的长久性功能重编程。暴露于炎性刺激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经历代谢和表观遗传改变,增强其对后续挑战的应答能力。因此,未来的炎症应答在量和质上均发生改变,即便由无关刺激触发亦是如此。暴露于炎性介质诱导染色质可及性的持续性修饰,包括组蛋白乙酰化和甲基化事件,促进促炎基因转录。其中特征最明确的改变是控制细胞因子产生的启动子和增强子处H3K4三甲基化和H3K27乙酰化增加。这些改变创造了允许性转录景观,使后续刺激时能够快速重新激活炎症程序。尽管人类心肌病中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但若干观察结果支持训练免疫在心力衰竭中的相关性。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常表现为炎性介质持续升高,尽管无活动性感染或明显组织坏死。此外,循环炎性生物标志物在血流动力学状态稳定和指南指导药物治疗优化后仍持续升高,提示免疫激活可能部分成为自我维持的状态,而非仅仅反映持续性血流动力学应激。实验研究进一步证明,先前的炎症刺激诱导先天免疫记忆,导致后续心血管损伤后出现过度的炎症应答和加速的不良心脏重构。训练免疫的概念为短暂心肌损伤与持续性免疫激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概念框架。其解释了为何炎症常在起始损伤消退后持续存在,并提示心肌病的进展不仅由心脏损伤程度决定,还由免疫系统"记忆"并延续该损伤的能力决定。
表观遗传重塑:从适应性可塑性到不可逆心脏重构
心肌病中最基本但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之一是可逆性心肌损伤向不可逆结构性疾病的转变。临床观察一致表明,部分患者去除起始损伤后心室功能得以恢复,而其他患者尽管消除了原始触发因素并接受了最佳药物治疗,仍继续进展为弥漫性纤维化、电不稳定性和终末期心力衰竭。这些不同的轨迹提示疾病进展不能仅由心肌损伤的程度解释,而是反映了稳定生物学程序的建立,这些程序逐渐丧失了生理适应能力。表观遗传重塑已成为解释这一转变的合理机制。与基因突变不同,表观遗传修饰在不改变底层DNA序列的情况下改变基因表达,使细胞能够响应环境刺激获得持久的功能表型。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和非编码RNA共同决定转录可及性,从而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细胞身份。最初,这些机制促进对机械应力、氧化损伤、炎症和代谢障碍的适应性应答。然而,这些调控程序的持续激活可能最终稳定病理性细胞状态,使其独立于起始刺激持续驱动重构。虽然训练免疫的概念说明了先天免疫细胞中的这一现象,但类似的原理似乎也支配着衰竭心肌内的多种细胞群。暴露于持续性炎症和代谢应激的心肌细胞经历广泛的转录重编程,其特征为钙处理蛋白改变、线粒体功能障碍、能量代谢受损和胎儿基因程序激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线粒体表观遗传调控促成持续性代谢功能障碍,限制了受损心肌细胞在血流动力学条件改善后恢复正常生物能量稳态的能力。成纤维细胞提供了心脏重构期间持续性表观遗传重编程最有力的例证。生理条件下,成纤维细胞激活受到严格调控并在组织修复完成后消退。然而,慢性炎症信号传导促进稳定的表观遗传改变,使肌成纤维细胞维持在基质产生、收缩性和高分泌表型。一旦确立,这些细胞即使与起始损伤逐渐分离,仍持续合成细胞外基质蛋白、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和基质细胞介导因子。此类表观遗传稳定可能解释为何心肌纤维化在基础疾病有效治疗后仍持续进展。内皮细胞在慢性炎症状态下同样发展出持续性表型改变。持续暴露于氧化应激和炎性细胞因子促进内皮功能障碍,其特征为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受损、白细胞黏附增加和炎症信号通路持续激活。这一现象常被称为内皮记忆,可能促成持续性微血管功能障碍和炎性细胞募集,尽管全身心血管稳态已部分恢复。重要的是,这些表观遗传程序并非在单个细胞群内独立发展。相反,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通讯通过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细胞外囊泡、代谢中间体和基质衍生信号分子不断强化病理性转录状态。因此,心肌逐渐从具有适应性修复能力的生物可塑性组织转变为自我维持的病理性生态系统,其中多个细胞群在表观遗传水平上同步维持慢性炎症和纤维化。对这些机制的认知具有重要治疗意义。传统心力衰竭疗法主要减弱神经激素激活和血流动力学应激,但可能仅部分影响维持疾病进展的表观遗传程序。未来的治疗策略可能需要恢复细胞可塑性而非抑制单个炎症介质。表观遗传药理学、染色质靶向治疗、基于RNA的治疗和精准免疫调节的进展使得在广泛结构性重构永久确立前逆转病理性转录程序成为可能。表观遗传重塑可能代表了短暂心肌损伤与不可逆心肌病之间的关键生物学界面。表观遗传机制并非仅仅是慢性炎症的被动后果,而是逐渐稳定整个心脏免疫生态系统中所有病理性细胞表型,最终决定心肌损伤是通过适应性修复消退还是进展为永久性纤维化、电不稳定性和终末期心力衰竭。
cGAS–STING轴:作为慢性心脏重构驱动因素的干扰素信号传导
虽然炎症小体激活主要将组织损伤与白细胞介素介导的炎症联系起来,但另一条先天免疫通路已成为心脏慢性无菌性炎症的关键调控因子。环GMP–AMP合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通路作为胞质DNA感应系统进化而来,用于检测病毒和细菌核酸。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通路也通过识别细胞应激和损伤期间释放的内源性DNA在非感染性心血管疾病中发挥核心作用。生理条件下,DNA被分隔在细胞核和线粒体内。因此细胞质中出现DNA被细胞解读为危险信号。胞质DNA由cGAS检测,其催化环GMP–AMP(cGAMP)的产生,cGAMP作为第二信使激活定位于内质网膜的STING。激活的STING募集并激活TBK1,导致IRF3磷酸化及I型干扰素和干扰素刺激基因的转录。同时,STING激活NF-κB信号通路,从而放大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其他炎性介质的表达。在遗传性心肌病中,核纤层蛋白病提供了该通路病理相关性的最有力例证。LMNA基因编码维持核膜结构完整性的核纤层蛋白。致病变异破坏核结构,导致对机械应力易感性增加和瞬时核膜破裂形成。实验研究表明LMNA缺陷促进核膜破裂和胞质DNA积聚,从而激活cGAS–STING信号传导。在多个实验模型中,该应答与I型干扰素信号传导、炎性细胞募集、心肌纤维化和心室功能障碍相关。然而,cGAS–STING信号传导对疾病进展的贡献似乎具有模型依赖性,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cGAS–STING通路是连接细胞损伤与慢性免疫激活的关键分子桥梁。其将结构异常、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组织应激转化为持续性干扰素信号传导的能力,使其处于新兴的免疫重编程概念的核心地位。此外,该通路有力地证明了不同心肌病表型可能由特定免疫程序驱动,支持未来分类体系需要将免疫机制与传统表型和遗传学描述相结合的观点。未来的心肌组织表征可能整合常规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超微结构电子显微镜、激光捕获显微切割、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多组学分析,以生成生物学知情的疾病分类并指导个体化免疫调节治疗。这些互补技术并非取代现有诊断方法,而是预期将提供心肌生物学越来越高清的表征,使识别疾病定义的细胞相互作用、主导免疫程序和患者特异性治疗靶点成为可能。此类整合组织谱分析最终可能将心内膜心肌活检从以诊断为主的程序转变为生物学分类、预后分层和精准治疗决策的综合性平台。
心–骨髓轴与克隆性造血:拓展心脏重构的边界
数十年来,心力衰竭和心肌病的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心肌。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重构和神经激素激活被视为疾病进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近期研究表明慢性心脏重构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局部心肌过程。相反,衰竭心脏似乎与造血系统(特别是骨髓)持续通讯,形成一个双向网络,在起始损伤消退后仍长期维持炎症。在此模型中,心脏不仅是免疫应答的接受者,也是主动塑造免疫应答的参与者。实验研究证明受损心肌释放多样化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DAMP、生长因子和神经体液介质,影响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活性,促进骨髓内的紧急髓系造血和持续性炎症反应。从受损心肌释放的这些介质到达骨髓,改变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的行为。该信号传导促进紧急髓系造血、扩增炎性髓系祖细胞并增加促炎单核细胞产生和动员,这些细胞随后浸润心肌,从而促进细胞因子产生、成纤维细胞激活、细胞外基质重构和进行性心室功能障碍。一旦确立,该回路可在原始触发因素减弱或消失后仍维持病理性重构。临床观察支持这一解释。影像学研究发现晚期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骨髓内代谢活性增加,这可能代表了此前未被充分认识的疾病过程组成部分。造血生物学的重要性随着克隆性造血(CHIP)的识别而变得更加明显。CHIP最初被视为意义未明的年龄相关性血液学现象,现已发展成为免疫生物学与心血管疾病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联系之一。大型人群研究一致表明携带CHIP相关突变的个体经历显著更高的心血管事件、心力衰竭和心血管死亡率,且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其意义远超心血管风险预测。CHIP直接证明造血系统的生物学特征可影响心脏疾病的进展。两名心肌损伤相当的患者可能因免疫系统对同一刺激的应答方式不同而经历显著不同的结局。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归因于偶然、环境暴露或不完全外显的部分异质性可能实际上反映了免疫编程的差异。这一概念与围绕训练免疫的新兴理念自然契合。两种框架均提示心血管疾病进展不仅由损伤程度决定,还由应对该损伤的免疫系统状态决定。因此,心肌和造血区室成为单一适应性网络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生物学实体。尽管前文各节讨论的通路常为单独呈现,但它们作为连接细胞损伤与慢性重构的互连网络组成部分发挥作用。各机制之间存在大量的生物学重叠,包括炎症、代谢和造血通路。图3突出了这些过程的互连性质,并说明看似不同的机制如何汇聚于共同的下游重构程序。无论这一范式是否最终重塑临床实践仍不确定,但其迫使研究人员对心肌病和心力衰竭采取更广阔的视角。疾病的生物学驱动因素可能不仅存在于心肌内,也存在于持续影响免疫应答组成和功能的远处组织中。认识到这一可能性对于理解为何表观心脏表型相似的患者常遵循显著不同的临床病程至关重要。
成纤维细胞作为心肌病免疫重构的整合者
心肌纤维化是贯穿整个心肌病谱系的最强临床结局决定因素之一。无论病因如何,纤维化重构的程度与心室功能障碍、心律失常易感性、心力衰竭进展和死亡率密切相关。然而尽管其临床重要性,纤维化常被视为损伤的结构性后果而非主动的生物学过程。随着对心脏重构当代认识的深入,这一观点日益难以成立。历史上,成纤维细胞被视为负责维持细胞外基质完整性和损伤后产生胶原的相对被动的细胞。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生物学和谱系追踪研究的最新进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观点。成纤维细胞现被公认为能够感知环境信号、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并协调损伤组织应答的高度动态细胞群。在许多方面,它们充当来自机械应力、代谢障碍和免疫激活的信息整合器。成纤维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是慢性心脏重构的核心决定因素。心脏成纤维细胞表达广泛的模式识别受体(包括TLR)以及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使其能够检测受损心肌内的炎症和危险相关信号。暴露于IL-1β、TNF-α、干扰素和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深刻的表型重编程,促进细胞外基质合成以及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和其他炎性介质的分泌,从而放大局部免疫应答。因此,成纤维细胞不应再被视为被动的结构细胞,而应被视为主动的免疫调节细胞,通过驻留和浸润性免疫群之间的相互通讯既应答又延续慢性心肌炎症。从病理生理学角度看,成纤维细胞在重构级联中占据独特位置。与免疫细胞不同,它们在组织中持续存在较长时间并直接决定炎症的结构性后果。因此它们成为最终共同通路,通过这一通路,多种上游信号(包括炎症小体激活、干扰素信号传导、代谢应力和训练免疫)转化为心肌结构的永久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纤维细胞可被视为免疫重构的主要执行者。理解成纤维细胞群如何与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相互作用可能对开发未来阻断从适应性修复向不可逆心肌纤维化转变的疗法至关重要。持续性免疫重构不仅影响损伤的严重程度,还影响其空间分布。慢性炎症信号传导并非局限于起始损伤部位,而是通过活化的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之间的相互通讯,渐进性地重塑周围组织。局部产生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活性氧和促纤维化介质建立了超出原始损伤区域的炎症微环境,促进细胞外基质重构逐步扩展和组织结构区域性改变。这些变化伴随缝隙连接完整性破坏、传导异质性减慢、电耦合受损和各向异性增加,从而创造有利于房性和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基质。因此,炎症重构不应仅被视为纤维化机制,还应被视为动态过程,调控电不稳定性在整个心肌中的进行性扩散。这一概念为房颤和室速的发生以及疾病进展期间(即使无新的原发性心肌损伤)致心律失常基质复杂性增加提供了机制解释。因此,持续性先天免疫激活不仅加剧局部损伤,还驱动促进房性和室性致心律失常的病理性基质的区域性扩展。
超越表型和基因型:迈向心肌病的免疫学分类
心肌病的显著异质性仍是当代心血管医学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尽管分子遗传学、影像学和心力衰竭治疗学取得了非凡进展,研究人员预测个体患者疾病行为的能力仍然有限。这在遗传性心肌病中尤为明显,携带相同致病变异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临床轨迹。部分人终身无症状,而另一些人则早发心力衰竭、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或需要移植。类似观察也见于获得性疾病。表观心室功能障碍程度相当的患者尽管接受了相同的药物治疗,其进展速度却显著不同。传统上炎症被视为心肌损伤的继发性后果。然而,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生物学和实验免疫学的发现日益挑战这一解读。免疫激活并非仅仅是组织损伤的均匀反应,而是在不同心肌病亚型之间和内部均表现出高度异质性。尽管结构表型相似,仍可识别出不同的炎症程序,提示损伤的生物学后果不仅取决于起始损伤,还取决于免疫系统对其的解读方式。这一概念在扩张型心肌病中最明显。虽然DCM通常被归类为一种单一疾病实体,但它很可能代表源于多种生物学过程的最终共同表型。越来越多的实验和转化证据表明先天免疫激活是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疾病进展的组成部分。复发性炎症发作、先天免疫信号通路激活和炎性细胞浸润已在实验模型和人类心肌组织中得到证实,提示免疫失调促成持续性心肌损伤和纤维脂肪重构。炎症究竟是原发致病机制还是桥粒功能障碍的继发放大器仍是活跃研究领域。然而,炎症活动与疾病进展之间的密切时间关系支持免疫学机制对临床表型有实质性贡献并可成为未来治疗靶点的观点。在谱系的另一端是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与遗传性心肌病不同,HFpEF很少源于单一的主导性心肌损伤。相反,它源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衰老和系统性代谢功能障碍的累积效应。这些不同条件的共同点是慢性低度炎症。在许多方面,HFpEF可能是最清晰地展示了免疫激活不是心脏病理的后果而是其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的疾病。心肌成为包括免疫细胞、脂肪组织、微血管和细胞代谢改变在内的更广泛系统性过程的靶器官。这些观察结果表明,未来心肌病的分类可能需要超越传统表型和遗传学框架。这并不意味着现有分类已经过时。相反,基因型和表型仍然是诊断和管理的基本决定因素。但它们仅提供了疾病生物学的部分描述。相似的结构表型可能源于根本不同的生物学过程。通过免疫学视角比较心肌病揭示了传统表型分类不易察觉的主导炎症程序、细胞应答和重构通路的重要差异。拟议的免疫型应被视为启发式框架而非离散的疾病类别。实际上,炎症、干扰素驱动、免疫代谢和促纤维化程序常在同一心肌内共存,且其相对贡献可能在疾病进展期间发生变化。因此,免疫型不太可能代表固定的生物学状态。相反,它们可能反映动态重构连续体中运作的主导免疫程序。未来需要整合单细胞、空间和纵向临床数据集,以确定这些拟议类别是否具有足够的生物学稳定性和预后价值以支持临床实施。重要的是,该框架并不意味着所有心肌病都源于原发性免疫失调。相反,免疫激活可能是起始致病机制(如炎症性心肌病),也可能是在遗传、代谢、机械或毒性诱导的心肌损伤后逐渐演变为疾病进展自主驱动因素的继发性过程。不同的免疫型很可能需要循环生物标志物、影像学特征、心内膜心肌活检结果、空间转录组学和多组学谱分析的不同组合。整合这些互补数据集而非依赖任何单一生物标志物,可能对于准确识别个体患者中运作的主导生物学过程并支持个性化免疫调节治疗是必要的。
心脏重构的空间生物学:从细胞组成到细胞地理学
多年来,研究人员对心肌重构的理解受到一个根本性局限的制约。研究人员可以识别病变心肌中存在的细胞、量化纤维化、表征炎性浸润并测量基因表达。但很大程度上无法触及的是这些过程的空间组织。然而重构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现象。纤维化在特定区域而非均匀分布于整个心室发展。炎性浸润聚集于特定结构周围。致心律失常基质出现在离散的解剖位置。关键问题从来不是衰竭心脏中存在哪些细胞,而是它们位于何处以及与谁相互作用。空间转录组学的最新进展已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显著改变了研究人员对心脏病理学的理解。经典组织学和批量转录组分析提供了有关组织组成的宝贵信息,但不可避免地平均了异质性细胞群之间的生物信号。即便是单细胞测序(尽管对心血管生物学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将细胞与其原生解剖背景分离。空间方法通过整合基因表达谱与组织结构弥补了这一缺口,使得能够在完整心肌微环境内直接可视化生物学过程。从这些研究中浮现的最重要见解之一是重构并非弥漫性地发生于整个心肌。相反,它似乎集中在高度组织的细胞邻域内,其特征是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之间反复出现的相互作用。这些微环境并非细胞的随机聚集,而是具有结构的生物学单元,其中局部信号网络塑造疾病进展。重要的是,空间生物学为免疫型概念提供了实验框架。关于心肌病免疫异质性的大部分讨论仍停留在推断层面,基于循环生物标志物、动物模型或解离细胞分析。空间转录omics提供了直接在病变心肌内可视化这些生物学程序的机会。未来研究可能不再仅通过全身测量来定义免疫型,而是将其识别为具有特定细胞组成、信号通路和组织相互作用模式的不同空间组织生态系统。在此背景下,未来的挑战不仅限于识别负责重构的分子,同样重要的是理解这些信号从何处起源、如何通过组织网络传播,以及为何某些细胞邻域向纤维化、致心律失常性或心室功能障碍演变,而其他邻域则相对受到保护。空间生物学已开始揭示心肌疾病这一此前隐藏的维度,并在此过程中为重新思考心肌病是心脏免疫生态系统失调性疾病而非单纯心肌细胞异常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论据之一。
炎症与致心律失常性:电重构的免疫学基质
在现代电生理学的大部分时期,室性心律失常主要被视为结构性疾病的表现。纤维化、瘢痕形成、心室扩张和冲动传导异常构成了解读致心律失常性的主要框架。这一范式仍然基本有效,并继续解释了大量临床观察。然而,它未能充分解释若干重要现象。活动性心肌炎患者可能在广泛纤维化出现前即发生持续性室性心律失常。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患者常经历心律失常活动增高的时期,这与结构进展似乎不成比例。类似的临床病理分离现象也见于核纤层蛋白病和炎症性心肌病,其中电不稳定性和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可能先于心室功能显著恶化或晚期结构性重构出现。炎性生物标志物的时间性变化常与心律失常活动增高期相吻合,提示活动性心肌炎症可能比结构性重构的静态测量更能反映动态的致心律失常基质。这些观察结果表明炎症不仅仅在为未来心律失常创造基质。在许多情况下,它本身可能就是基质的一部分。这一概念代表了视角的重大转变。传统模型假设炎症促成纤维化,而纤维化随后产生传导异常。新兴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更直接的关系。细胞因子、免疫细胞和炎症信号通路可独立于结构重构而修饰电生理行为。因此,电不稳定性可能不仅源于病变心肌的架构,还源于其免疫学状态。同样重要的是炎症对细胞间通讯的影响。高效电传导依赖于相邻心肌细胞之间通过缝隙连接(主要由连接蛋白-43/Cx43组成)的紧密协调偶联。炎症信号传导破坏Cx43的表达、磷酸化和定位,促进电脱偶联、传导减慢和室性心律失常易感性增加。炎症信号传导已被证明可破坏Cx43的组织和分布,即使在心肌重构早期阶段(在广泛纤维化瘢痕形成确立前)即可产生电脱偶联和局灶性传导减慢。此类变化可能解释为何在活动性炎症期间(在不可逆结构性重构显现前)即可出现心律失常。从治疗角度看,这一解读虽尚未经充分检验但具有潜在的变革性。当前策略主要集中于抗心律失常药物、导管消融、植入式除颤器和基础结构性疾病的处理。然而,如果炎症直接促成致心律失常基质的发生,免疫调节干预最终可能在精心筛选的患者群体中具有相关性。目标将不是单纯抑制炎症,而是中断负责电失稳的特定生物学通路。
当前局限性与未解问题
尽管心血管免疫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若干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目前将免疫重构与心肌病进展联系起来的大部分框架源自实验模型,而人类疾病中的直接证据相对有限。因此,区分因果机制与继发性生物学应答是该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类似地,心肌病中免疫驱动异质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验证。本综述全程讨论了不同炎症程序可能定义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免疫型的可能性。尽管来自单细胞转录组学、空间生物学和转化研究的新兴数据支持这一概念,但这些类别目前应被视为概念性的而非已确立的临床实体。个体患者可能在不同免疫程序之间表现出显著重叠,且主导机制可能在疾病进展不同阶段发生演变。在免疫型分类纳入常规实践之前,需要整合分子谱分析与临床结局的前瞻性研究。治疗转化也存在重要不确定性。既往心血管病抗炎策略的经验说明了免疫调节的复杂性。虽然选择性靶向IL-1信号传导等通路显示出前景,但更广泛的抗炎应答抑制常产生中性或令人失望的临床结局。这些观察结果表明有效干预将需要比以往更高的生物学精确度。未来疗法可能需要不仅识别适当的分子靶点,还要识别适当的患者群体和疾病阶段。另一主要挑战在于弥合实验发现与人类病理学之间的鸿沟。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技术改变了研究人员对病变心肌内细胞相互作用的理解。然而,大多数可用数据集仍相对较小,且常来自晚期疾病。从移植心脏中识别的细胞网络是否准确反映重构的早期阶段仍不确定。能够追踪整个疾病演变过程中免疫重构的纵向研究仍基本缺乏。现有证据强烈支持免疫重构在心肌病中的重要性,但许多机制和转化问题仍未解决。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超越通路识别,转向严格确定因果关系、在大型患者队列中验证免疫表型,以及开发可指导精准免疫调节治疗的临床可行生物标志物。
从机制到医学:免疫生物学能否改变临床实践?
心血管医学的历史以反复尝试将生物学洞见转化为治疗进展为标志。部分尝试改变了临床实践;另一些尽管具有引人注目的实验依据,却未能改善患者结局。对心肌病免疫机制日益增长的兴趣必须置于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当代心肌病管理仍依赖于一个已被证明非常成功的框架。影像学、遗传学、电生理学和神经激素调节仍是临床决策制定的基石。免疫生物学的兴起并不使这些方法失效。相反,它凸显了它们未能充分捕捉的疾病维度。本综述讨论的大量工作的核心前提是,表观心脏表型相似的患者在驱动疾病进展的生物学机制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为临床心脏病学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