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非对称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Symmetry》:Asymmetric Impacts of Data Element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Firm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5日 来源:Symmetry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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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调查了中国数据要素(DE)对企业环境绩效(CEP)的非对称影响,使用了2012年至2021年间310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结果表明,DE显著提升了CEP,在国有企业(SOEs)中观察到的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重污染企业对DE的响应比轻污染企业更敏感,

  
本研究调查了中国数据要素(DE)对企业环境绩效(CEP)的非对称影响,使用了2012年至2021年间310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结果表明,DE显著提升了CEP,在国有企业(SOEs)中观察到的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重污染企业对DE的响应比轻污染企业更敏感,表明DE在环境挑战更大的行业中具有更强的作用。研究还强调了区域差异,位于环境监管更严格地区的企业CEP改善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DE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改善环境绩效。这些发现表明,DE对CEP的影响并非均匀的,企业应更有效地利用DE,特别是在高污染行业、受监管地区和国有企业,以支持绿色发展。该研究为旨在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论文解读:数据要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非对称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资源枯竭与环境退化加剧,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成为紧迫议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承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角色。企业作为生产和贸易的关键主体,是实施碳减排战略、内化环境成本的核心力量。然而,尽管监管力度加大,企业环境绩效(CEP)的提升仍面临挑战,尤其在制度能力与环境意识参差不齐的发展中经济体。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化转型”或“数字技术应用”对CEP的正面影响,如优化能源效率、赋能绿色创新、改善环境信息披露;同时,数字金融等数据驱动工具也被发现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企业环保能力。但多数研究隐含假设数据要素(DE)的影响是同质的,未充分探索因企业异质性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例如,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与轻污染企业在资源获取、监管压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调节DE的环境效益。此外,DE影响CEP的内在机制(如劳动力结构升级、管理效率提升、融资约束缓解)尚未在同一框架内得到系统实证检验。因此,关键研究空白在于:数据要素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时是否存在普遍性非对称效应?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本研究旨在回答这些问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DE对CEP的非对称影响及作用渠道。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研究人员基于2012年至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样本来源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经筛选后获得351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采用文本挖掘方法量化企业层面数据要素强度(DE),以碳排放强度作为企业环境绩效(CEP)的代理变量,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估计DE对CEP的影响。为捕捉非对称效应,引入交互项分析企业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vs非国有企业)、污染强度(重污染vs轻污染)、区域发展水平(东部vs中部/西部)以及环境监管压力(城市层面环境政策严格性)的调节作用。机制检验采用因果逐步中介效应模型,评估劳动力结构(本科及以上员工占比)、管理效率(管理费用率)和融资约束(SA指数)三个中介变量。此外,通过替换变量(DE2、CEP2)和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5.1 基准模型回归**
通过Hausman检验(统计量=70.53,p<0.001)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显示,DE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数据要素利用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完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DE每增加一个单位,CEP提升0.419个单位。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

**5.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使用替代指标DE2和CEP2重新估计,DE与CEP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2)替换估计方法:采用Tobit模型处理CEP在零处截断的问题,结果方向与显著性不变,确认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5.3 非对称分析**
(1)监管压力:按污染强度分组,重污染企业(HP)的DE系数显著大于轻污染企业(LP),表明环境监管越严格,DE的环境效益越强。(2)所有权结构:DE对国有企业(SOEs)和民营企业(NSOEs)的CEP均有显著提升,但国有企业中的效应更强,经F检验差异显著,说明制度性不对称影响数字资产向环境绩效的转化。

**5.4 机制分析**
采用因果逐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条传导路径:(1)劳动力结构:DE显著提升高学历员工占比,改善人力资本质量。(2)管理效率:DE显著降低管理费用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融资约束:DE显著缓解融资约束(SA指数降低),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上述三个机制均正向促进CEP,验证了假设2、3、4。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证实数据要素(DE)对企业环境绩效(CEP)具有非对称正向影响,且效应因所有权、污染强度和区域监管环境而异。研究发现:DE对CEP的积极影响与现有数字化与可持续性文献一致,但通过构建文本测度方法超越简单关联识别。国有企业中DE的更强效应可归因于其更高的政治与监管压力、资源获取优势及ESG期望,支持制度理论。重污染企业受益更大,符合“波特假说”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即高环境挑战行业有更强动机利用数据驱动工具进行污染减排与流程优化。

**研究结论翻译**:总之,本研究确认数据要素是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有力杠杆,但其影响并非一刀切。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层必须采取细致、情境感知的方法,以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潜力实现可持续未来。研究贡献包括:提出统一的理论框架及非对称效应实证证据;引入可复制的文本挖掘方法衡量企业DE强度;揭示劳动力、管理、金融三条中介机制;提供来自中国这一最大新兴经济体的及时洞察,为全球绿色供应链与ESG披露议题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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