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tecture》:A Re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Deterioration Mechanisms and Conservation Treatments of Earthen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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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明演变的有形见证和文化载体,土遗址(earthen heritage sites)体现了杰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然而,由于遗址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它们长期暴露于复杂的环境和人为压力之下,其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全面综述了由环境和人为因素引起的中国土
作为中华文明演变的有形见证和文化载体,土遗址(earthen heritage sites)体现了杰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然而,由于遗址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它们长期暴露于复杂的环境和人为压力之下,其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全面综述了由环境和人为因素引起的中国土遗址劣化机理(deterioration mechanisms),特别强调了个体因素(如盐分侵蚀(salt-induced erosion)、干湿循环(wetting-drying cycles)、风蚀(wind erosion)、微生物活动(microbial activity)、冻融循环(freeze-thaw cycles)和人类活动(human activities))以及多种因素耦合作用(coupled actions)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总结了针对这些机理而开发的保护技术(protective technologies)的最新进展,以及应对耦合劣化效应的综合保护策略(integrate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近年来,外部环境条件与土遗址工程性能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已成为研究重点。本综述旨在加深对土遗址环境退化过程的理解,并为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性保护(preventive conservation)、修复(repair)和加固(strengthening)措施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3. 劣化机理(Deterioration Mechanisms)
土遗址的长期稳定性受材料组成、建造技术、环境暴露和维护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控制。当长期暴露于温度变化、湿度波动、盐度、生物定殖(包括藻类生长和微生物群落)、酸碱条件和机械或荷载相关扰动时,土体结构可能发生渐进式劣化。因此,从局部损伤到大规模失稳的转变不应简单理解为固有强度不足的结果,而是材料性质、环境作用、结构形式和保护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许多学者对土遗址的工程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便携式数字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视觉评估和三维激光扫描,控制土遗址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机理逐渐清晰。为保持本文分类的一致性,劣化机理按六类讨论:盐分侵蚀(salt-induced erosion)、干湿循环(wetting-drying cycles)、风蚀(wind erosion)、微生物劣化(microbial deterioration)、冻融循环(freeze-thaw cycles)和多重场耦合(multifield coupling)。在这些框架中,风化不作为一个单独类别,而是作为若干劣化过程(如盐结晶、干湿循环、风蚀和冻融作用)的一般表现或结果。还应强调,这些劣化机理在中国所有土遗址中的强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中国包含显著不同的气候区域,从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到冻融作用频繁的寒冷地区,以及受降雨和生物活动影响的湿润或季节性湿润地区。在干旱和半干旱环境中,盐分迁移、盐结晶、风蚀和基底侵蚀通常突出;而在寒冷地区,冻融循环可能成为开裂和强度损失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湿润或季节性湿润地区,降雨侵蚀、干湿循环、水分积聚和微生物劣化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此外,不同的建造技术(如夯土、土坯砖砌体、草泥、土抹灰/灰泥、编条抹灰等)可能因压实状态、孔隙结构、接缝、有机添加剂和水分传输路径的差异而对相同环境应力产生不同响应。因此,下文讨论的劣化机理应理解为具有区域和建造技术依赖性,而非对中国所有土遗址普遍适用。
3.1. 盐分侵蚀(Salt-Induced Erosion)
土遗址保护中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因水分迁移和蒸发导致的可溶盐在遗址表面积累。这一现象也是导致干燥裂缝和风化损伤的常见主要原因。液态水在土遗址内迁移的主要驱动力是毛细作用。需区分:毛细上升首先代表一种水力水分传输和弱化过程:即使在盐结晶发生之前,水分积聚也会软化土体结构,降低颗粒间内聚力,并促进基底侵蚀或颗粒脱落。蒸发降低了近地表土体的含水量,从而增强了毛细力;因此,土体深处液态水在毛细作用下向上输送溶解盐,最终导致近地表区域的盐分积累。盐分积累可导致土体表面粉末化和开裂,例如边关堡遗址土墙的劣化,以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遗址K9901陪葬坑的退化。Han W等人通过盐溶液侵蚀试验模拟盐分迁移过程,利用便携式数字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盐晶体形态演变及土样表面和内部。结果显示,在试验早期(0-72小时),盐晶体数量少、尺寸小且分布均匀;随时间增加,晶体逐渐聚集并粗化;在432-504小时之间,晶体尺寸无明显变化且保持均匀分布;到504小时,盐析出达到饱和并覆盖整个试样表面。而内部试样SEM观察显示,初始时土颗粒紧密粘结,孔隙小;随盐供应时间增加,孔隙扩大,在288小时达到最大(约为相邻土颗粒尺寸的三分之一),此时粉末化和泛盐最严重;到504小时,孔隙虽因可溶盐填充而减小,但仍大于初始状态。盐积累还可在土体内产生结晶压力。当土体内盐反复结晶和溶解时,其体积相应变化。在膨胀和收缩的反复作用下,土体结构逐渐松散,最终导致结构损伤。Zhang Y等人对交河故城遗址的研究发现,盐分可通过渗透压增加总吸力,从而加速水分迁移和收缩应力积累。盐结晶和溶解的循环引起土体体积变化和结构破坏,揭示了吸力和盐结晶在土遗址表面开裂和劣化中的关键作用。
3.2. 干湿循环(Wetting-Drying Cycles)
耦合环境作用(如干湿循环)可导致土体开裂,降低结构完整性和强度,从而对土遗址造成显著损伤。在自然环境中,大多数土壤经历干湿循环,其强度和变形特性持续变化。对于位于湿润环境中的土遗址,高含水量往往破坏其稳定性;而在干燥条件下,土壤含水量降低,干燥收缩产生的裂缝严重损害土体完整性,进而降低强度。随着干湿循环次数增加,土体中既有裂缝持续扩展,同时产生新裂缝。为减轻干湿环境对土遗址的损伤,必须深入研究干湿循环下土体材料的强度和变形行为。Dong M等人以良渚考古遗址老虎岭水坝的粉质黏土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不同干湿循环次数进行对比,发现随循环次数增加,土中既有裂缝逐渐扩展,新裂缝产生,从而削弱土体完整性并降低强度。同时,这些新形成的裂缝作为降雨入渗的优先路径,导致土体饱和度升高和基质吸力衰减,进而对土体强度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压汞法(MIP)测试结果表明,经历干湿循环的土体中,大孔隙比例显著增加;其孔径分布主要由循环过程控制,孔径主要在5-250微米范围内。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进一步显示,干湿循环使土体结构松散并诱发微裂缝,同时削弱土颗粒之间的接触。
3.3. 风蚀(Wind Erosion)
当土遗址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中时,极易受到风蚀。风携沙粒磨损和冲击结构表面,导致土颗粒流失和表面形态变化,进而降低土体结构稳定性。需注意,风蚀并非以相同方式影响土墙的所有部分。直接风致磨损通常在最暴露和几何不连续的部分(如墙顶、边缘、转角、开口和迎风面)最为显著,因为这些部位气流加速和沙粒冲击更强烈。相比之下,基底侵蚀和掏蚀通常并非单独由风作用引起。在墙基处,毛细上升、水分积聚、盐结晶、降雨径流或冻融作用可能首先降低内聚力并削弱土体结构;然后风沙进一步磨损已弱化的材料并加速基底材料流失。因此,风蚀应理解为墙顶和边缘磨损的直接因素,以及当与水分和盐相关劣化过程共同作用时,基底掏蚀的促成或放大因素。风蚀事件导致土遗址材料流失,且由于发生频繁,其累积效应十分显著。风蚀的关键区域集中在几何不连续处,如墙角、边缘和顶部。迎风面掏蚀程度明显大于背风面,且与主导风向成约30°角的墙体遭受最严重的掏蚀。在迎风墙面上,风蚀导致广泛的表面抛光和凹坑,墙角逐渐变圆。集中侵蚀特别容易发生在墙体的接缝和裂缝处。此外,风蚀降低了墙体的垂直高度和水平厚度,产生典型的“上宽下窄”退化剖面,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表面剥落、掏蚀甚至坍塌。Chen W等人进一步发现,风沙不仅侵蚀墙面,还导致墙体两侧沙粒堆积。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模拟沙粒轨迹和堆积,结合无人机建模构建锁阳古城遗址三维模型,重建了复杂地形下的风沙相互作用,并模拟了风沙运动和沉积模式。结果表明,墙顶和开口处风速可放大1.5倍,从而加剧侵蚀。此外,迎风面气流相对稳定,沙粒均匀堆积,而背风面湍流产生“回流区”,沙粒形成弧形堆积模式。
3.4. 微生物劣化(Microbial Deterioration)
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可能导致土体表面剥落和结构损伤,还可通过消耗有机物加速矿化作用,从而引起土体材料流失。除细菌和藻类外,真菌也应被视为重要的生物劣化因素。土体表面生物膜中的真菌定殖可导致变色、表面改变和材料弱化,已在不同形式的土建筑(包括土坯、编条抹灰和夯土)中报道。在土遗址中,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的成员通过代谢产生色素、有机酸和多糖,导致土壤结构损伤和表面腐蚀。嗜酸细菌降解有机物,使土体结构变得更松散,从而威胁遗址稳定性。光合微生物为其他微生物提供有机底物,促进其生长繁殖,进而进一步加剧遗址表面侵蚀。微生物活动受环境因素强烈影响。研究表明,土壤温度和气温是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通常增强微生物活性。土壤含水量和盐度等环境参数的变化也显著影响细菌和真核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但具体关系因遗址和气候条件而异。季节性演替对原核细菌群落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真核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相对较弱。
3.5. 冻融循环(Freeze-Thaw Cycles)
在冻融作用下,土遗址内部温度分布和水流状态发生显著变化。水-盐-热耦合过程驱动孔隙中水和盐的反复固-液相变、结晶和溶解,导致孔隙结构膨胀和土体骨架软化。因此,土体材料(特别是实验中总结的夯土)的关键物理力学参数如含水量、密度、孔隙率、渗透性和抗剪强度发生改变。同时,可溶盐在夯土结构内的持续迁移、结晶和溶解引起盐渍化,从而重塑其抗剪强度和其他岩土特性。需注意,其他建造技术(如土坯砖砌体)的响应可能与夯土不同,因为压实状态、块体界面、孔隙结构和材料组成存在差异;因此,从夯土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谨慎推广到其他土建筑形式。现有研究已明确表明,降雪可不同程度地触发冻融循环与盐渍化的耦合,这种耦合过程破坏夯土结构,是土遗址劣化的重要原因。冻融循环与盐渍化的耦合效应驱动夯土的反复膨胀和收缩,不仅产生新裂缝并激活封闭的微裂缝,还增加渗透性并削弱土颗粒之间的内聚力。一旦夯土微观结构受损,其水力特性、力学强度以及抗风蚀和雨蚀能力均会下降。这些材料性质的变化为基底掏蚀和空鼓、表面结壳甚至结构坍塌等病理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3.6. 多场耦合(Multifield Coupling)
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单因素或两因素耦合,而真正的多场耦合研究较少。Guo Q等人在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对大型砂岩块体进行降雨、温度和太阳辐射组合条件下的风化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降雨强度和历时下,随试验次数增加,径流起始时间缩短、径流量减小,而降雨入渗深度和平均含水量增加;砂岩内部损伤持续扩展,降雨更易入渗和蒸发。夏季砂岩同时受到降雨、升温和日照时,其风化主要由化学水岩作用控制,包括矿物水解、氧化、水化、盐结晶循环以及温度变化引起的拉应力;这些过程的共同作用最终驱动砂岩风化。
3.7. 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重点
总体而言,单因素机理(如盐分侵蚀、干湿循环、风蚀、微生物劣化和冻融循环)已得到相对充分的研究,但许多结论源于受控实验室条件,与遗址现场行为仍有差异。在盐害研究中,常采用单一盐类和固定温湿度条件,而实际遗址通常为混合盐和多离子环境,伴有昼夜温湿度波动;因此,盐结晶位置和表面结壳形态可能改变,进而影响剥落是否发生及何时发生。在干湿研究中,许多试验采用固定的浸泡和烘干循环,但现场更典型的是短时降雨事件后强烈蒸发。因此,即使循环次数相同,通风和蒸发条件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裂缝模式和表面劣化结果。在风蚀研究中,为便于计算和比较,常简化遗址形态和风场条件,所得结果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复杂地形下的长期风况变化。尽管微生物劣化研究可揭示不同损伤类型区域间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及其与温度、湿度、盐度等环境因素的关系,但仍缺乏直接证据表明关键代谢过程如何弱化胶结、改变孔隙结构并驱动盐害或剥落,需要更明确的机理验证。在冻融研究中,过程常简化为循环次数,而冷却速率、融化路径和水分状态等细节对损伤演化的影响常被低估。进一步看,尽管多场耦合研究增多,但大部分仍停留在单因素机制并列列举的水平,缺乏对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不同损伤形式如何相继发展的清晰解释框架。因此,未来研究需在更接近实际遗址的边界条件下开展,更紧密地结合现场监测、实验和建模,以减少实验结论与现场行为之间的差异,从而为土遗址长期保护提供更可靠的基础。特别是,现场测试和长期现场监测对于验证受控实验室条件下识别的机理在实际遗址复杂边界条件下是否仍然有效至关重要。
4. 土遗址保护技术(Conservation Techniques for Earthen Heritage Sites)
为加强劣化机理与保护措施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节回顾的保护技术按第3节建立的机理导向逻辑组织。在此框架下,盐分侵蚀主要通过水分控制、盐分迁移抑制和表面保护来应对;干湿损伤通过疏水处理、材料改性和相容性改善来应对;风蚀通过表面固结和抗风化保护来应对;微生物劣化通过生物抑制和环境调控来应对;冻融相关损伤主要通过水分控制、排水改善和相容性固结来缓解;多场耦合则需要整合监测、排水、材料保护、结构加固和特定场地维护的综合策略。因此,下文将每项保护措施与旨在控制的劣化问题联系起来,而非作为独立或顺序示例呈现。由于缺乏适当的保护措施,大多数土遗址在发掘后不得不回填。对于未回填而暴露并对外开放的区域,通常现场搭建保护棚以遮挡气候损伤。然而,这种保护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新挑战。发掘前,大多数土遗址的土体材料通常含水量较高;一旦暴露于大气,水分迅速蒸发。尽管保护棚可防止直接风化和侵蚀,但它们也阻碍了水分补给,导致土体内水分主要呈单向迁移(蒸发),进而诱发遗址土体收缩开裂和表面盐风化。此外,可溶盐的反复溶解和结晶可导致遗址表面粉末化。为维持土遗址结构完整性,工程实践中常使用加固剂,包括有机加固剂(如丙烯酸树脂、硅溶胶和硅酸乙酯)和无机加固剂(如无机硅酸盐和石灰水)。然而,有机加固剂通常使用寿命有限且与原土体相容性差;无机加固剂虽耐久性较好且相容性更佳,但渗透性有限,并可能促进盐类形成。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土遗址的真实性,还可能对遗址土体造成二次损伤。通过深入了解风沙动力学,可在土遗址保护中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例如在开口和抬升部位进行局部加固,并在上风向设置植被或机械屏障以降低风速,从而减少输沙量。Xia Y等人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K9901陪葬坑为例,通过土柱实验监测不同深度土壤的水盐变化,以阐明土遗址内水盐迁移和盐积累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盐积累是驱动秦陵土遗址退化的关键因素,环境控制是减缓盐害的有效手段。在温度13-17°C、相对湿度62-68%的受控环境条件下,盐浓度可比非受控条件降低30%以上,显著减缓盐分侵蚀的进展。中国的土遗址保护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此后取得了大量实践成果。在土遗址保护领域,研究团队对加固技术、预防性保护策略和加固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不仅制定了土遗址保护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还建立了涵盖压实加固、锚杆支护、裂缝注浆和表面抗风化处理等技术体系。这些技术已在干旱地区土遗址保护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正探索在湿润环境条件下的保护实践。基于土遗址的劣化类型及其环境特征,已建立了干旱和湿润环境下的劣化分类体系及相应的监测技术。在新型保护材料方面,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包括PS加固剂、掺烧植物灰的水泥浆、SH基加固处理、钙基液态水硬性硬化剂、无机粘结材料和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树脂非水分散体。这些研究成果已在中国200多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程中实施,为众多珍贵文化遗产的安全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坚实基础,并直接支持了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4.1. 针对单一环境因素的靶向保护技术
对土遗址劣化机理进行系统调查,然后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对于科学保护这些遗址具有决定性意义。
4.1.1. 盐害防治技术
目前,土遗址保护工作已进一步扩展到结构修复、盐害防治和牺牲层保护等多个方面。然而,遗址内的盐分主要随水迁移;只有阻断携带溶解盐的水分向遗址表面上升,并建立水盐迁移屏障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盐积累的有害影响。Xu W等人以兵马俑土遗址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疏水覆膜砂阻断水盐迁移的效果,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验证了其性能。结果表明,覆膜砂可有效防止地下水和降水引起的水盐迁移,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完全阻断水盐迁移,从而形成“安全区”,以此防止盐积累对遗址造成的损伤,为土遗址保护提供了新方法;但覆膜砂在极端降雨条件下的阻断性能仍需进一步验证。Chang B等人基于非饱和土壤水盐迁移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型抗盐技术,即在遗址下方铺设砂层作为水盐屏障。该技术利用砂层中较大的颗粒间空隙降低毛细力,阻断深层土壤中水和盐的向上迁移。通过改变砂层粒径并模拟水盐迁移行为,实验证明砂层能有效将水和盐限制在底部边界,防止盐在遗址表面积累;且砂粒越大,水盐屏障效果越显著。这些发现证实使用砂层作为水盐屏障是保护土遗址免受盐害的有效且可持续的方法。水盐迁移是驱动土遗址基底侵蚀的关键因素,严重威胁其保护;因此,旨在中断或改变水盐迁移路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显著疏水性的聚乙烯醇(PVA)改性土体材料在用作防潮基层方面显示出潜力。Zhang Q等人报告称,当土体中PVA含量不超过1.0%时,PVA的添加不会引起明显颜色变化,且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蒸气渗透性,但在适当配合比和施工条件下,墙体仍能维持基本的蒸汽消散能力,表明PVA与土遗址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PVA掺入土体材料显著增强了其疏水性和强度。Zhang Q等人进一步发现,当疏水PVA基层连续铺设于土墙整个基底下方时,可溶盐无法向上迁移至墙体上部,从而防止基底侵蚀,证明PVA基层可有效抑制此类侵蚀。相反,当疏水基层仅部分铺设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墙基处的溶质浓度,但即使基层长度达30厘米,浓度降低仍有限。这表明有必要在墙基下全面铺设疏水基层。关于铺设方向,疏水基层应沿墙体内侧向上延伸,而非向外延伸至墙外地表。此配置改变了水盐迁移路径,使可溶盐积累在墙外地表而非基层底部,从而从根本上防止基底侵蚀的发生。
4.1.2. 干湿循环缓解技术
在持续降雨和干燥循环下,土体材料的物理性质发生显著变化,对加固遗址的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干湿循环条件下开展土遗址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反复干湿和冻融条件下,土遗址容易因侵蚀而强度损失和结构劣化。烧植物灰或生物质材料具有胶凝作用,可有效增强土体材料强度,为土遗址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行途径。Li Q等人证明,烧植物灰可提高遗址黄土在干湿和冻融条件下的抗侵蚀性。Zhang Q等人研究了改性聚乙烯醇(SH)溶液用于苏巴什佛寺遗址保护的可行性,重点关注其在粗粒土中的浸渍和固结性能。结果表明,SH处理的粗粒土表现出良好的抗干湿循环损伤能力。
4.1.3. 风蚀防护技术
对于暴露于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土遗址,风蚀和表面风化是导致材料流失和结构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土遗址的抗风化保护和加固技术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研究焦点。为增强土遗址在干旱易风化环境中的保护性能,Zhang Y等人对无机化学试剂硅酸钾(K
2SiO
3,简称PS)进行了系统研究。室内风蚀模拟试验表明,经高模量PS溶液处理的土体试样抗风蚀能力显著提高。风洞试验结果显示,风速与风蚀土体量之间呈正相关,而PS溶液处理有效增强了土体抗风蚀能力。尽管较高风速导致风蚀模量增加,但经5%和7% PS溶液处理的试样风蚀模量增幅小得多,因而抗风蚀能力更强;特别是当风速超过15米/秒时,这些试样的抗风蚀能力约为未处理试样的6-10倍。Li L等人开发了一种能有效改善遗址土体内部结构性质从而减轻环境损伤的硅酸钾(PS)溶液。PS处理后的土体材料表现出优异的力学强度和抗风蚀能力,并能在反复冻融循环下保持稳定性能。土遗址材料加固剂的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快速进展。Zhao D等人考察了BS-10系列加固材料(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树脂乳液,简称改性丙烯酸乳液)在遗产保护工程中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经该材料加固后,土遗址材料的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风蚀模量比未处理状态降低5-8倍。微观观察显示,土体材料内部形成了致密的网状结构。尽管渗透性显著下降,但材料仍保持内外水分交换能力,并表现出优异的抗老化性能。因此,其抗风蚀能力显著提高,BS-10材料可满足干旱地区部分土遗址的加固需求。如果能有效减缓土遗址中水分的蒸发并增强其保水能力,则可大幅减少土体材料的水分损失,并相应减轻风致损伤。水凝胶具有独特的三维网络结构,使其能在吸水后迅速膨胀并储存大量水分;当环境湿度降低时,可逐渐释放储存的水分,从而帮助维持土体材料湿度。一旦掺入土体材料,凝胶的膨胀-收缩行为有助于减轻与土壤干湿相关的损伤,其中SAP(高吸水性树脂)凝胶在改善土壤保水性方面表现尤为出色。Zheng Y等人研究了不同浓度高吸水性树脂(SAP)对土遗址土壤持水能力、物理性质和颜色相容性的影响,并使用SAP处理了不同风化程度的遗址土壤。结果表明,SAP-2(稀释两倍)可显著增强土壤持水能力,提高其含水量,并抑制可溶盐的析出。此外,该材料对材料颜色影响较小,并能通过填充土体材料中的孔隙增强颗粒间内聚力,有效抑制裂缝扩展,从而改善土遗址的抗风化能力。土遗址在持续风蚀下遭受损伤,对其保护构成严峻挑战。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发现为制定土遗址保护中的风蚀缓解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4.1.4. 微生物抑制技术
微生物是驱动文化遗产退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微生物对土遗址的生化侵蚀威胁其长期稳定性,但对微生物过程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利用微生物介导的反应进行遗址保护。以中国西北黄土遗址为例,这些遗址长期遭受冻融循环破坏。Liu J等人从兰州采集典型黄土样品,通过掺入菌液和胶结液进行多次冻融循环试验,以评估微生物诱导碳酸钙沉淀(MICP)技术的保护效果。实验表明,MICP通过沉淀碳酸钙的填充、胶结和包裹效应,可显著提高黄土的抗剪强度、内聚力和长期强度。在冻融条件下,MICP改性黄土表现出优异的冻融耐久性。这一发现为季节性冻土区黄土遗址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创新的生物加固方法,并为保护其他面临类似长期冻融问题的遗址开辟了新途径。尽管如此,尽管MICP技术在加固土遗址方面潜力巨大,其实际应用仍需解决成本控制和细菌存活优化等问题,并需进一步现场试验验证其适用性和长期性能。鉴于微生物群落可破坏土体及关联遗产结构,有必要对考古遗址的微生物群落进行全面分析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生物劣化对文化遗产保护构成严重威胁,其对湿润环境土遗址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其材料性质使其极易受到攻击。微生物抑制剂可通过破坏细胞代谢、损害生理功能并最终诱导细胞死亡,有效减轻遗产遗址的生物劣化。为应对这一挑战,Chang X等人开发了一种新型三重作用杀生物剂FACA,由苯基氨基硫代甲酰噻唑化合物与异喹啉酮衍生物复配而成。FACA同时具有抗真菌、杀藻和抗地衣活性,并对导致考古遗址退化的关键真菌物种表现出强效抑制作用。此外,FACA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化合物,不产生泡沫,因此不干扰传热效率。与这种处理结合使用的辅助杀生物剂和杀藻剂也表现良好,具有无臭、环保、高效、广谱、成本可控和操作便利等优点,为土遗址的生物保护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4.1.5. 土遗址锚固与注浆加固方法
土遗址中的裂缝和小规模侵蚀性裂隙可显著削弱其结构安全性。针对裂缝和裂隙相关侵蚀,可采用锚固和裂隙注浆作为相应的修复方法。锚固技术的核心原理是通过锚固系统的抗拉能力传递作用在拱形结构上的拉应力,从而大幅增强土遗址的结构稳定性。这种支护方式具有隐蔽性好、施工质量高等显著优点,近年来在湿润环境土遗址保护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这种特殊条件下,锚固体必须长期浸没在水中,这对锚固材料的变形能力和耐久性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干燥环境中,常用木材作为锚固材料;而在湿润环境中,通常采用耐久性更优的竹销钉。Gaofei S等人在宁波田螺山土遗址保护中采用微型竹锚杆作为支撑构件。通过改变锚固深度和土样干密度,发现在一定深度范围内锚固力与干密度呈正相关。此外,Wang Y等人基于锚固体性能分析指出,锚头是实际使用中最易腐蚀的部件,且遗址中的这种劣化主要由氯离子诱导,而非地下水或其他因素。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锚固材料选择、锚固技术优化以及T形锚固系统的宏观锚固性能和机理。同时,不同类型锚杆的研究不断涌现,涵盖木锚杆、竹锚杆、竹筋复合锚杆和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GFRP)锚杆等。锚固注浆技术将锚杆、浆液和原位土体整合为一体,调动整个土体的协同作用,实现对损伤区域的稳定加固。注浆是指将特定材料制备成浆液,然后利用专用设备在一定压力下注入地面或裂缝中,使浆液扩散、胶凝或硬化,以实现加固地基或防渗堵漏。两种方法都需要合适的注浆材料。由于高度隐蔽的特性,锚固注浆技术在岩土和建筑遗址保护加固中应用日益广泛。传统注浆材料通常是石灰粉、石英砂、火山灰和水的混合物,或粘土与石灰水的混合物。目前,在土遗址加固中,注浆方法主要用于填充土体内部裂缝。由于干燥环境中土遗址的裂缝相对突出且操作程序相对简单,该技术在干旱条件下取得了显著发展。通过系统探索和实践应用验证,注浆加固已成为土遗址裂缝稳定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