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责任作为价值主张:基于目的地环境责任感知的滨海游客细分研究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s a value proposition: Segmenting coastal tourists through perceived destinati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5日 来源: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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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责任日益被视为目的地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尤其在滨海旅游情境中,环境质量与游客体验紧密关联。然而,现有研究对游客如何感知环境责任,以及如何将这些感知用于市场细分关注不足。针对这一缺口,本研究将目的地环境责任(Destination Environmenta

  
环境责任日益被视为目的地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尤其在滨海旅游情境中,环境质量与游客体验紧密关联。然而,现有研究对游客如何感知环境责任,以及如何将这些感知用于市场细分关注不足。针对这一缺口,本研究将目的地环境责任(Destinati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DER)概念化为基于感知的构念,并将其作为细分标准进行操作化。研究人员以葡萄牙阿尔加维(Algarve)1909名游客的调查数据为样本,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三个差异化细分群体:生态参与型(eco-engaged)、生态友好型(eco-friendly)和生态克制型(eco-restrained)。结果表明,游客对环境责任的评价整体偏积极,尤其体现在清洁度与环境保护维度。重要的是,DER为市场细分提供了有效依据,能够揭示游客在旅游特征、满意度及忠诚度上的差异。环境评价更高的游客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表明感知环境责任与目的地差异化、竞争力,以及更优的旅游体验和游后行为意向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将DER推进为基于感知的形成性构念,丰富了相关文献;通过将感知环境责任定位为细分标准拓展了细分研究领域;并展示了游客的环境评价如何指导目的地定位。研究结合价值-信念-规范(Value–Belief–Norm, VBN)理论、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框架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的互补视角,对评价的异质性进行了解释。从管理实践来看,研究结果强调了可见的、针对细分群体的可持续战略的重要性。目的地管理组织通过使环境实践与不同游客画像相匹配,可提升游客满意度、忠诚度及滨海旅游市场的竞争定位。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聚焦滨海旅游情境下环境责任感知的价值转化问题。当前全球旅游业扩张加剧了滨海区域生态压力,而游客对目的地环境实践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但现有研究多聚焦环境绩效指标或游客亲环境行为,较少将游客对目的地环境责任的感知作为独立构念,更缺乏基于此的市场细分研究。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以葡萄牙成熟滨海目的地阿尔加维为案例的实证研究,旨在概念化基于感知的目的地环境责任(DER)构念,验证其作为细分标准的有效性,并揭示不同细分群体在人口统计学特征、目的地熟悉度、旅游特征、满意度及忠诚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游客DER评价整体积极,聚类分析识别出生态参与型、生态友好型和生态克制型三个细分群体,且DER评价与满意度、忠诚度呈正相关。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DER作为形成性感知构念的学术认知,拓展了可持续导向的旅游细分研究边界,也为目的地管理组织制定精准化可持续营销与管理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定量研究范式,关键技术方法如下:研究样本来源于2021年7月15日至9月15日阿尔加维法鲁国际机场离境区域的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确保覆盖葡萄牙、英国、德国等主要客源市场,最终获得1909份有效样本,误差边际≤2%(95%置信水平)。测量工具方面,DER作为形成性构念,通过清洁度、无污染程度、自然环境保存状况及目的地绿色形象四个观测指标进行测量;满意度与忠诚度作为反映性构念,采用成熟量表测量。数据分析阶段,首先通过内容效度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分析完成DER构念的测量模型验证,其中DER作为形成性构念不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转而检验指标相关性、权重及多重共线性;满意度与忠诚度则通过组合信度、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及福内尔-拉克尔准则(Fornell–Larcker criterion)验证信效度。随后采用两步聚类法进行市场细分:先通过Ward层次聚类确定最优聚类数,再通过k-means聚类优化群体划分,最后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与卡方检验比较群体差异。
研究结果部分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4.1 DER评价水平与样本特征分析显示,游客对DER的整体评价积极,清洁度与卫生标准得分最高(均值3.72,标准差0.93),空气与噪音污染控制得分相对较低(均值3.43,标准差0.94)。人口统计学差异方面,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游客DER评价更积极;目的地熟悉度方面,首次到访游客的DER评价显著高于重游游客(均值3.62 vs 3.48,p<0.001)。
4.2 基于DER的游客细分结果显示,层次聚类与k-means聚类共同支持三群体划分方案,验证了假设H1。三个群体呈现清晰的梯度差异:生态参与型群体(占38.3%)对DER各指标评价最高,生态友好型群体(占37.4%)评价中等,生态克制型群体(占24.3%)评价最低。群体画像显示,生态参与型群体以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国际游客为主,首次到访比例高,旅游活动更多样化,偏好豪华住宿与在线预订;生态友好型群体处于中间状态,重游与首次到访比例均衡,旅游模式较为多元;生态克制型群体以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国内游客为主,重游比例高,旅游活动集中于阳光海滩项目,偏好非正规住宿。三类群体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客源地、目的地熟悉度、住宿类型、旅行组织方式、同行人员及旅游活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验证了假设H2.1、H2.2与H2.3。
4.3 DER与满意度、忠诚度的关联分析表明,生态参与型群体的满意度(均值4.48)与忠诚度(均值4.46)最高,生态友好型次之(满意度均值4.26,忠诚度均值4.23),生态克制型最低(满意度均值4.00,忠诚度均值4.01),组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01),验证了假设H2.4与H2.5。进一步分析发现,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生态克制型群体与其他两类群体之间,生态参与型与生态友好型群体在部分题项上无显著差异。
讨论部分指出,DER评价的整体积极性反映了滨海旅游中环境责任的凸显,但并非客观环境绩效的直接体现,而是游客情境化评价的结果。群体异质性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客源地的差异符合环境意识的社会化规律,而性别、婚姻状况与职业的无显著差异则支持了成熟旅游目的地中环境责任感知的“趋同性”假设——即环境管理实践已成为目的地质量的预期组成部分,其评价更多依赖认知与代际特征而非传统人口统计学变量。目的地熟悉度的影响机制在于,首次到访游客更易将环境属性视为责任管理的信号,而重游游客因熟悉度提升降低了此类信号的显著性。DER与满意度、忠诚度的正向关联表明,环境责任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核心体验属性,其价值实现依赖于游客对实践“可见性”与“意义性”的感知。理论层面,研究通过整合VBN、S–O–R与TPB理论,为DER评价的异质性提供了互补解释框架,避免了单一理论的局限性。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DER作为基于感知的形成性构念,能够有效捕捉游客对环境责任的差异化评价,为滨海旅游市场细分提供了新视角。环境责任并非静态目的地特征,而是游客基于体验的评价过程,目的地管理组织需在提升环境质量的同时,强化可持续实践的可见性与沟通有效性。研究同时指出了局限性,包括样本重游比例偏高、单一欧洲目的地的情境限制、横截面设计的动态性缺失等,为未来跨文化比较、行为追踪及纵向研究指明了方向。总体而言,该研究推动了旅游可持续研究与细分理论的融合,为滨海目的地平衡生态保护与竞争力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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