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Driving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through green innovation and circular practices: the role of capabilities, finance, and institutions in SMEs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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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实践(CEP)对于提升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至关重要。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动态能力理论(DCT)与制度理论,本研究探索了内部能力与外部推动因素如何驱动中国情境下的可持续绩效(SP)。具体而言,研究考察了知识管理能力(KMC)
循环经济实践(CEP)对于提升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至关重要。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动态能力理论(DCT)与制度理论,本研究探索了内部能力与外部推动因素如何驱动中国情境下的可持续绩效(SP)。具体而言,研究考察了知识管理能力(KMC)、环境战略导向(ESO)与绿色金融可及性(GFAC)对绿色创新能力(GIC)及CEP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可持续性制度质量(IQS)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了来自电子、机械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234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结果表明,GIC是一个关键的 mediating 机制,将战略、知识与金融资源转化为运营层面的CEP。一条序列中介路径(GIC→CEP)有效将这些推动因素与SP联系起来。此外,IQS显著增强了CEP与SP之间的关系,证实了监管清晰性与执行力度对于实现循环性绩效利益至关重要。这些发现为寻求融资与创新其循环转型的中小企业,以及旨在设计支持性制度框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操作的见解。
**论文解读:通过绿色创新与循环实践驱动可持续绩效——能力、金融与制度在中小企业部门中的作用**
随着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与环境退化加剧,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企业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工业生产对物质消耗、污染与碳排放贡献显著,迫使企业超越传统的“取-造-弃”线性模式,转向最小化废物并延长资源价值的循环经济(CE)模式。然而,在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中,尽管政策支持绿色升级与清洁技术,许多企业仍难以将可持续性期望转化为长期运营变革与可量化的绩效改进。现有研究指出,政策压力并不必然导致企业层面的变革,问题不在于是否采纳循环经济实践(CEP)与绿色创新,而在于企业如何发展能力与条件,将可持续性压力转化为绩效成果。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三个关键空白:第一,以往研究常将绿色导向、绿色金融或知识能力视为独立实体,而非互补的驱动因素;第二,大量文献仅关注与可持续绩效(SP)的直接关系,忽视了企业层面资源转化为运营成功的过程;第三,制度语境在绿色创新、循环经济与SP文献中尚未充分建模,尤其在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方面。
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动态能力理论(DCT)、循环经济理论与制度理论,研究者构建并实证检验了一个整合能力-实践-绩效模型,聚焦于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SMEs)中的电子、机械与汽车零部件行业。研究采用量化横截面设计,通过个人联系、同行推荐与在线方式向运营经理、生产经理、可持续性/环境经理、供应链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发放问卷,最终收集到234份有效问卷。数据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以检验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包括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序列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
**主要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者采用PLS-SEM进行假设检验,该方法适用于理论发展、复杂模型(含多重中介与调节关系)及中等样本量。样本来源为中国电子、机械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234家中小企业。问卷采用多题项反射量表,基于已有成熟文献测量各构念,所有题项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为检验高阶构念,采用重复指标法。测量模型评估包括因子载荷、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方差膨胀因子(VIF)及区分效度(HTMT与Fornell-Larcker标准)。结构模型通过自助法检验直接、间接、序列中介及调节效应,并评估解释力(R2)与预测相关性(Q2predict)。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验证**:所有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70,Cronbach’s alpha与CR值在0.851至0.904之间,AVE值在0.593至0.661之间,均满足收敛效度与内部一致性标准。VIF值均低于3.3,无多重共线性问题。HTMT比率均低于0.85,且Fornell-Larcker标准显示各构念的AVE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确认区分效度。
**直接效应检验**:CEP对S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2,p=0.001),支持循环实践提升可持续绩效的命题。GIC对CEP(β=0.261,p<0.001)与SP(β=0.158,p=0.008)均呈显著正向影响。KMC对GIC(β=0.372,p<0.001)、CEP(β=0.207,p<0.001)及SP(β=0.166,p=0.003)均显著。ESO对GIC(β=0.253,p<0.001)与CEP(β=0.148,p=0.003)显著,但对SP的边缘显著(β=0.098,p=0.067)。GFAC对GIC(β=0.164,p<0.001)与CEP(β=0.132,p=0.012)显著,但对SP的边缘显著(β=0.092,p=0.065)。IQS对SP的直接效应边缘显著(β=0.084,p=0.067)。
**中介效应与序列中介效应**:GIC显著中介KMC→CEP(β=0.097,p<0.001)、ESO→CEP(β=0.066,p=0.001)及GFAC→CEP(β=0.043,p=0.008)。序列中介路径(GIC→CEP)显著中介KMC→SP(β=0.018,p=0.014)、ESO→SP(β=0.012,p=0.029),而GFAC→SP的序列中介路径边际显著(β=0.008,p=0.051)。此外,GIC中介了KMC→SP(β=0.059,p=0.011)与ESO→SP(β=0.040,p=0.020),CEP中介了KMC→SP(β=0.038,p=0.015)与ESO→SP(β=0.027,p=0.036)。
**调节效应**:IQS正向调节CEP与SP之间的关系(β=0.079,p=0.080),但边际显著。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当IQS较高时,CEP对SP的正向斜率更大,表明支持性制度环境增强了循环实践的绩效回报。
**模型解释力与预测力**:模型对GIC(R2=0.293)、CEP(R2=0.267)与SP(R2=0.250)的解释力中等。Q2predict值均为正(CEP=0.199,GIC=0.274,SP=0.155),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SRMR值为0.049,低于0.08,模型拟合良好。
**讨论与结论**:研究结果证实了能力-实践-绩效的序列逻辑,即KMC、ESO与GFAC通过增强GIC,进而促进CEP,最终提升SP。GIC作为关键转化机制,将战略、知识与金融资源转化为运营层面的循环实践。IQS的调节作用虽弱但正向,表明监管清晰性与执行力度能够增强循环实践的绩效收益。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可持续绩效更宜通过序列能力-实践路径而非线性关系来解释。研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操作的见解:投资于知识管理、环境战略导向与绿色金融能力,以培育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实施循环实践,最终提升可持续绩效。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完善环境治理,提供清晰监管、执行力度与可持续性标准,并扩大绿色金融可及性,同时通过教育与知识交流支持管理者将环境战略与创新及循环实施相结合。
论文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制造业中小企业中企业能力、绿色金融可及性、制度质量与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知识管理能力(KMC)、环境战略导向(ESO)与绿色金融可及性(GFAC)是绿色创新能力(GIC)的关键决定因素。GIC与循环经济实践(CEP)的采纳相关,进而影响可持续绩效(SP)。研究进一步强调,可持续性制度质量(IQS)通过支持性监管与治理环境增强了循环实践的影响。总体而言,本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小企业如何将知识、战略规划与信贷获取转化为创新能力、循环实践与可持续绩效结果的更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