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SARS-CoV-2与癌症生物学:探索机制性联系

《Cancer Reports》:SARS-CoV-2 and Cancer Biology: Exploring the Mechanistic Link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6日 来源:Cancer Report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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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SARS-CoV-2出现及COVID-19大流行宣布五年后,COVID-19对癌症生物学的长期影响仍不完全清楚。除了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重大中断外,越来越多的关注点集中在SARS-CoV-2感染及COVID-19急性期后遗症(Lo

  
背景:SARS-CoV-2出现及COVID-19大流行宣布五年后,COVID-19对癌症生物学的长期影响仍不完全清楚。除了全球范围内观察到的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重大中断外,越来越多的关注点集中在SARS-CoV-2感染及COVID-19急性期后遗症(Long COVID)是否可能诱导与肿瘤进展或复发相关的持续性生物学改变。近期发现:当前证据不支持SARS-CoV-2是一种经典致癌病毒,也未显示直接的病毒致癌作用。然而,实验、转录组学和临床研究表明,SARS-CoV-2感染可诱导持续的炎症和免疫改变,这些改变与癌症生物学中涉及的信号通路重叠。其中报告最一致的发现包括IL-6/STAT3和NF-κB信号的慢性激活、免疫失调、T细胞耗竭、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衰老相关炎症程序。其他提出的机制包括肿瘤抑制通路扰动、表观遗传重塑以及涉及let-7/LIN28B/STAT3轴的microRNA改变。实验模型进一步表明,呼吸道病毒感染诱导的炎症重塑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影响休眠肿瘤细胞行为和组织微环境。然而,这些观察结果多来自体外系统、动物模型或关联研究,其与人类癌发生的长期相关性仍不确定。结论:总体上,当前证据支持SARS-CoV-2诱导的炎症应激反应与癌症进展相关通路之间存在趋同的生物学机制,而非直接的致癌转化。未来的纵向研究应整合免疫分析、炎症生物标志物、转录组学和表观遗传学分析以及临床癌症结局,以确定持续的感染后改变是否在某些患者群体中促进肿瘤进展、复发或易感性。
1 引言
COVID-19由SARS-CoV-2引起,迅速从局部爆发演变为全球大流行,深刻扰乱了全球医疗系统。肿瘤学护理受到严重影响,在封锁期间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干预显著中断。多项研究报告新发癌症诊断显著下降和治疗延迟,尤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癌症患者在大流行期间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与非癌症患者相比死亡率约高出两倍,这凸显了共同的生物学脆弱性,特别是系统性免疫失调和慢性炎症。流行病学分析报告了COVID-19爆发后诊断的转移性实体瘤比例增加,但应谨慎解释,延迟诊断、医疗积压和筛查减少可能是主要因素。积累的证据表明,SARS-CoV-2感染可能诱导超越急性期的持续性系统性改变,包括病毒在组织库中的持续存在、慢性炎症、免疫失调、内皮功能障碍、微生物组改变和自身免疫反应。一些研究将这种免疫失调状态与潜伏病原体(如EBV和HHV-6)的再激活联系起来。近期临床和实验研究提示,SARS-CoV-2感染可能暂时产生以免疫逃逸微环境、代谢应激和炎症信号为特征的环境条件,类似于癌症进展中观察到的过程。例如,Abooali等人描述了感染期间鼻咽微环境中调控L-犬尿氨酸水平和PD-L1上调的蛋白质,支持了代谢和免疫学改变的生态位概念。然而,这些暂时性改变是否有助于长期致癌过程仍未知,需要前瞻性纵向研究。本综述探讨了SARS-CoV-2感染可能通过炎症、免疫失调、代谢重编程、肿瘤抑制通路和基因组应激间接但趋同的机制与癌症生物学相关通路相互作用的假说,同时强调了现有证据的局限性及长期临床验证的必要性。

2 文献综述
本综述是一个概念性概述,优先考虑阐明SARS-CoV-2与癌发生之间分子通路的实验证据(体外和体内)和临床报告。研究人员在PubMed数据库中进行了结构化文献检索,使用MeSH术语和针对性关键词,包括“SARS-CoV-2”、“tumor-suppressor”、“cancer”、“COVID-19”、“miRNA”、“immunomodulation”。电子数据库检索限制为英语,纳入2020年至2026年发表的文章。

3 SARS-CoV-2生物学:超越病毒复制
SARS-CoV-2编码29种蛋白质,分为结构蛋白、非结构蛋白和辅助蛋白,对病毒复制、感染性和宿主反应调节至关重要。结构蛋白包括刺突(S)蛋白、核衣壳(N)蛋白、膜(M)蛋白和包膜(E)蛋白,在病毒发病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并作为治疗和疫苗靶点。核衣壳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病毒RNA,参与基因组包装和复制,同时通过招募G3BP蛋白阻止应激颗粒形成来调节宿主抗病毒防御。M蛋白塑造病毒包膜并参与S和N蛋白的整合,E蛋白参与出芽并具有病毒孔蛋白活性,可调节宿主细胞环境。SARS-CoV-2还表达多种非结构蛋白(nsps),参与复制、转录和免疫调节。nsp1抑制宿主mRNA翻译和先天免疫信号,促进免疫逃逸,并促进G0/G1期滞留。nsp3和nsp15具有蛋白酶活性,参与多蛋白的蛋白水解和病毒体成熟。实验研究提出,某些非结构蛋白可能干扰细胞周期调控和应激反应通路,但主要来自体外系统。nsp6与通过调节自噬实现免疫逃逸相关。辅助蛋白如ORF3a可激活炎症小体通路,促进严重COVID-19相关的细胞因子产生。有争议的假说提出,逆转录的SARS-CoV-2序列可能有助于持续抗原表达和慢性炎症反应,但尚未得到实验确认。总体而言,这些观察表明SARS-CoV-2蛋白可能对宿主细胞信号产生超出病毒复制的影响,但这些扰动在体内是否持续或导致长期病理后果仍待确定。

4 病毒感染与癌症标志
2022年更新的癌症标志包括:持续增殖信号、逃避生长抑制、实现复制永生、激活侵袭和转移、血管生成、抵抗细胞死亡、代谢重编程、衰老细胞、免疫逃逸、促肿瘤炎症、表观遗传可塑性和微生物组失调。病毒感染(包括冠状病毒)可诱导活性氧(ROS)产生,破坏细胞间接触抑制,改变人类microRNA(miRNA)网络,并调节参与炎症、代谢和细胞应激反应的信号通路,如Wnt/β-catenin和PI3K/AKT。在SARS-CoV-2感染中,基于临床观察、尸检分析、转录组分析和实验研究,目前最强的证据支持促肿瘤炎症、免疫失调、代谢重编程、衰老相关改变以及表观遗传或miRNA失调。而与持续增殖信号、复制永生、侵袭/转移和直接致癌作用的关联仍主要停留在假设阶段,需要进一步实验和纵向验证。

5 SARS-CoV-2与癌症:趋同机制
尽管SARS-CoV-2目前不被归类为经典致癌病毒,但积累的证据表明,在部分急性期后遗症(Long COVID)患者中,SARS-CoV-2感染可能诱导持续的炎症、免疫和代谢改变。SARS-CoV-2可能通过炎症信号、免疫调节、氧化应激反应和细胞周期控制通路的暂时但生物学相关的扰动,与促肿瘤病毒感染在生物学机制上趋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包括:持续病毒库、Long COVID、重复再感染和潜伏病毒再激活。目前尚无直接流行病学证据表明Long COVID患者与完全康复者相比在癌症发病率或结局上存在差异。因此,Long COVID应被视为宿主持续失调的潜在生物学背景,而非确认的致癌风险状态。提出了几种机制解释急性期后遗症,包括组织中的病毒持续存在、免疫失调和潜伏病毒(如EBV和HHV-6)再激活。这些过程可能共同导致以细胞因子失衡、干扰素信号受损、微生物组破坏、内皮功能障碍和自身免疫为特征的持续炎症和免疫调节状态。SARS-CoV-2感染可导致促炎细胞因子释放和干扰素反应降低,创造有利于病毒传播和潜在致癌转化的微环境,与过度细胞因子释放、Th17偏移、IL-6过量产生以及Wnt/β-catenin-Notch信号激活相关,这些是促肿瘤炎症的既定驱动因素。根据当前证据,机制按与人类癌症生物学的潜在相关性排序如下:(1)持续性炎症和免疫失调,包括慢性IL-6/STAT3和NF-κB激活、细胞因子失衡、T细胞耗竭和免疫监视受损;(2)衰老样细胞应激反应和代谢失调,包括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SASP相关炎症信号;(3)表观遗传和转录组改变,包括miRNA失调和炎症或应激反应通路变化;(4)肿瘤抑制通路(如p53和pRB)扰动,主要由机制和体外研究支持;(5)直接致癌或转化样机制,包括稳定的基因组不稳定性或持续病毒驱动的致癌过程,仍高度推测且缺乏临床证据。

6 免疫失调与细胞衰老:SARS-CoV-2感染与癌症的趋同联系
SARS-CoV-2感染诱导的细胞应激反应可能持续到急性期之后,导致长期组织功能障碍。衰老样细胞程序已成为连接病毒感染、慢性炎症和免疫失调的潜在介质。SARS-CoV-2可诱导感染细胞和邻近未感染细胞(旁观者细胞)的衰老,通过旁分泌信号放大局部炎症反应,并建立以持续分泌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基质重塑酶和促凝血因子为特征的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这些SASP组分放大局部和全身炎症,并被认为与严重COVID-19中观察到的细胞因子风暴有关。经典细胞衰老指由DNA损伤、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或代谢失衡等应激源触发的稳定细胞周期停滞。衰老细胞获得SASP,分泌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基质重塑酶,以旁分泌和自分泌方式影响邻近细胞。在COVID-19文献中,“衰老”一词常被操作性地用于描述衰老样转录和炎症应激程序,而非经典的不可逆增殖停滞。实验和尸检研究报告了感染肺组织中衰老相关标志物表达增加。在分子水平上,这些反应主要通过p53/p21和p16/RB肿瘤抑制通路调控。SARS-CoV-2感染与氧化应激增加、线粒体功能障碍、自噬受损以及DNA损伤反应通路(包括ATR信号)激活相关。ROS升高可能进一步加剧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应激,但体内这些反应的持久性和生物学后果仍在研究中。尸检和临床研究还报告了部分COVID-19患者的端粒缩短和表观遗传改变,特别是在60岁以下个体中,但这些发现具有异质性,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可逆。端粒磨损是非特异性标志物,受衰老、全身炎症、氧化应激和严重疾病影响,应谨慎解释。衰老驱动的炎症直接与免疫失调相交织,后者是急性和急性期后SARS-CoV-2感染的核心特征。免疫反应是双相的,从先天阶段开始,涉及模式识别受体(PRRs)检测病毒RNA并触发I型干扰素(IFN-I)产生。及时的IFN-I信号对病毒控制至关重要,但延迟或减弱的IFN反应允许病毒持续存在和炎症性髓系细胞过度招募,促进以IL-6、TNF-α、IL-1β、IFN-γ和CXCL10升高为特征的高炎症状态。NF-κB和STAT3信号的持续激活有助于前馈性炎症放大,类似于慢性炎症状态和肿瘤微环境中的通路。适应性免疫区室也受到深刻影响。尽管大多数感染者可检测到SARS-CoV-2特异性CD4+和CD8+ T细胞反应,但严重疾病与显著淋巴细胞减少、T细胞耗竭和IFN-γ产生减少相关。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群体(包括MDSCs和LDNs)的扩增进一步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功能,类似于晚期癌症中观察到的免疫景观。持续性免疫扰动已在部分急性期后COVID-19患者中记录数月,包括持续炎症信号、线粒体应激、异常Th17反应和髓系激活。慢性炎症和免疫功能障碍在转录后调控水平上汇聚。IL-6/STAT3和NF-κB信号的持续激活诱导Lin28B表达,导致肿瘤抑制性let-7 microRNA家族抑制。let-7的缺失解除对STAT3、HMGA2、RAS和Wnt/β-catenin通路组分的抑制,增强细胞可塑性、干性、代谢重编程和免疫清除抵抗。此let-7–STAT3–Wnt轴代表了连接SARS-CoV-2诱导的免疫失调与癌症起始和进展核心通路的共享分子框架。小鼠模型中的实验研究进一步表明,呼吸道病毒感染可能通过IL-6依赖性机制影响肿瘤细胞行为,促进炎症条件下转移性生长。总之,衰老样反应和免疫失调是连接SARS-CoV-2感染与癌症生物学相关通路的相互关联的生物学过程。然而,当前证据主要支持在炎症信号网络、免疫抑制、代谢应激、衰老和假设性肿瘤抑制功能障碍层面的重叠,而非直接致癌转化。

7 SARS-CoV-2与肿瘤抑制通路的潜在破坏
多项研究提示,SARS-CoV-2感染可能趋同于被EBV、HBV和HPV等确定致癌病毒靶向的宿主肿瘤抑制通路,特别是涉及p53和pRB信号的通路。然而,与经典致癌病毒不同,SARS-CoV-2似乎不编码专门的转化癌蛋白。这些通路的扰动被认为是通过炎症信号、氧化应激、代谢应激和病毒诱导的宿主反应间接发生,能够调节蛋白质稳定性、转录调控、DNA损伤信号和细胞周期控制。

7.1 p53肿瘤抑制因子
p53是基因组完整性、细胞周期停滞、凋亡、衰老和免疫监视的核心调节因子,在超过一半的人类癌症中功能改变。冠状病毒通过促进蛋白酶体降解降低感染细胞中内源性p53水平。实验研究表明,SARS-CoV-2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干扰p53相关信号,涉及病毒非结构蛋白与prohibitin复合物(PHB1/2)的相互作用,与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和应激反应信号改变相关。nsp3被提出通过涉及RCHY1和MDM2的泛素连接酶通路促进p53降解。转录组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在严重COVID-19和部分Long COVID队列中识别出p53相关通路的改变,包括凋亡、DNA损伤反应、炎症和免疫调节通路。此外,在部分Long COVID患者中检测到持续循环的SARS-CoV-2抗原(包括刺突蛋白),提示病毒相关炎症和应激信号可能持续到急性期之后。但尚无临床证据表明存在稳定的p53遗传失活或持续功能抑制,因此这些发现的潜在致癌意义仍属假设,需要长期机制和纵向临床验证。

7.2 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pRB)
pRB调节细胞周期进展和表观遗传修饰,其功能丧失与不受控制的增殖和癌症相关。SARS-CoV-1的研究表明,病毒核糖核酸内切酶nsp15通过LXCXE基序与pRB相互作用,促进pRB核输出、泛素化和蛋白酶体降解,表达nsp15的细胞表现出接触抑制丧失和过度增殖表型。由于SARS-CoV-2的nsp15高度保守且保留LXCXE样基序,已假设存在类似相互作用,但直接功能确认仍有限。这些观察表明,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冠状病毒介导的pRB信号扰动可能有助于失调的细胞周期信号,但这些效应是否在SARS-CoV-2感染期间体内发生仍有待确定。

8 代谢重编程与细胞死亡通路:COVID-19与癌症的代谢关系
病毒复制和肿瘤生长共享共同的代谢需求,包括增加合成代谢、氧化还原适应和铁处理。SARS-CoV-2感染被报告诱导部分类似于癌症相关代谢表型的代谢重编程。转录因子c-Myc是这些过程的中心调节因子,控制糖酵解、核苷酸生物合成和铁代谢。在生理条件下,c-Myc活性受p53依赖性检查点严格调控。因此,SARS-CoV-2感染期间p53相关信号的中断可能间接导致代谢失调。然而,实验系统中观察到的c-Myc激活是直接反映病毒蛋白活性还是继发性炎症和代谢应激反应仍不清楚。多种病毒蛋白被报告在体外模型或蛋白质过表达系统中调节宿主代谢和应激反应通路。例如,ORF7b通过c-Myc相关信号和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诱导肺上皮细胞凋亡和铁死亡。铁死亡是一种调控性、铁依赖性的非凋亡细胞死亡形式,在癌症生物学和治疗耐药中日益受到重视。类似地,ORF3a、ORF6和ORF8在实验系统中被证明干扰宿主抗病毒和应激反应通路,包括调节caspase激活、干扰素信号和NRF2依赖性抗氧化反应。nsp7和nsp14被涉及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还原失衡以及HMOX1和SIRT5等抗氧化调节剂的调节,但这些发现主要来自实验相互作用研究。重要的是,致命COVID-19患者肺组织的尸检分析报告了与氧化应激、脂质过氧化和铁死亡相关损伤一致的分子特征,包括转铁蛋白受体1(TfR1)表达增加,为严重疾病期间应激相关细胞死亡通路的激活提供了体外支持。总体而言,这些观察表明SARS-CoV-2感染可能涉及与癌症生物学机制重叠的氧化应激、代谢重编程和调控性细胞死亡通路,但大多数证据来自实验或尸检研究,这些过程在体内对长期基因组不稳定性或肿瘤起始的贡献程度仍属推测,需要纵向验证。

9 SARS-CoV-2感染与癌症中的Wnt/β-catenin信号
Wnt/β-catenin通路是高度保守的信号级联,参与胚胎发生、组织再生、干细胞维持和细胞可塑性。经典Wnt信号的异常激活涉及多种恶性肿瘤,尤其是结直肠癌。经典Wnt信号稳定β-catenin并促进参与增殖、存活、干性和代谢的基因转录,包括c-MYC。SARS-CoV-2感染期间在实验感染系统、转录组分析和患者来源样本中报告了Wnt/β-catenin信号的调节。这些变化在呼吸道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和神经源性细胞中观察到,但通路激活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细胞环境和炎症状态。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反映直接病毒-宿主相互作用还是对细胞因子信号、缺氧、氧化应激和组织损伤的继发性反应。使用病毒蛋白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机械论支持,表明在特定条件下SARS-CoV-2相关组分可参与Wnt相关通路。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刺突蛋白暴露通过CDC42上调诱导衰老样细胞程序,并随后激活Wnt/β-catenin信号,导致炎症和肺损伤表型。Wnt/β-catenin信号还可能调节抗病毒免疫,实验证据表明该通路的激活可通过影响线粒体和过氧化物酶体信号抑制线粒体抗病毒信号依赖性干扰素反应。Wnt/β-catenin通路还与LIN28B/let-7调控轴相交。LIN28B介导的let-7 microRNA抑制可能促进细胞可塑性、干性相关转录程序和炎症信号。在轻中度COVID-19患者中报告的let-7表达降低可能反映炎症和应激相关通路的广泛失调,而非直接致癌转化。let-7靶向STAT3、RAS、HMGA2和Wnt/β-catenin通路相关调节因子,破坏该调控网络可能强化炎症前馈回路。总之,let-7-LIN28B–STAT3–Wnt/β-catenin轴代表了连接SARS-CoV-2感染期间观察到的炎症反应与癌症生物学中涉及信号通路的共享调控框架,但大多数证据仍来自体外、转录组和体内研究,这些改变在体内的功能后果,特别是对长期癌症风险的影响,仍属推测。

10 microRNA作为炎症、干性、致癌信号与SARS-CoV-2感染的整合因子
microRNA(miRNA)作为转录后调节因子,整合炎症、免疫、代谢和致癌信号通路。SARS-CoV-2感染与宿主miRNA景观的显著重塑相关,多项研究报告了与疾病严重程度、炎症状态和急性期后表现相关的表达变化。许多失调的miRNA汇聚于癌症生物学中涉及的信号网络,包括STAT3、NF-κB、Wnt/β-catenin、PI3K/AKT和EMT相关通路。在报告的改变中,miR-21在急性COVID-19中持续升高,并与疾病严重程度和延长重症监护需求相关。在肿瘤学背景下,miR-21被认为是促肿瘤miRNA,通过调节LZTFL1和Wnt/β-catenin信号促进增殖、EMT相关程序和转移行为。促炎miRNA如miR-155和miR-221/222簇在急性SARS-CoV-2感染期间增加,这些miRNA也涉及淋巴瘤生物学、实体瘤进展、免疫失调和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miR-31-5p在早期COVID-19中是最强烈上调的miRNA之一,可能参与炎症放大和细胞可塑性程序。相反,肿瘤抑制相关miRNA(包括let-7家族、miR-150-5p和miR-93-5p)表达降低与免疫调节受损、干性相关转录程序以及STAT3/Wnt信号失调相关。let-7作为STAT3、RAS、HMGA2和Wnt/β-catenin相关通路的已知抑制剂,其在严重COVID-19和多种恶性肿瘤中的下调是共享分子特征,可能促进炎症和生存相关信号网络。然而,当前证据不支持单个miRNA在SARS-CoV-2感染期间具有直接致癌作用。许多miRNA改变并非COVID-19特有,也可能在其他炎症或感染性疾病中发生。因此,这些观察应被解释为反映共享应激反应和炎症调控网络的趋同,而非SARS-CoV-2特异性致癌特征。大多数证据来自转录组分析、血浆或血清谱研究以及相对较小的患者队列,这些改变在体内的持久性和功能后果仍不完全清楚。尽管如此,COVID-19相关miRNA失调与炎症、免疫逃逸、细胞可塑性和肿瘤进展通路之间的重叠支持其作为候选机制性介质和生物标志物进行进一步纵向研究的价值。

11 COVID-19大流行对癌症发病率和诊断时分期的影响:临床和生物学意义
COVID-19大流行对癌症检测、诊断和临床结局产生了深远且多方面的影响。2020年,筛查项目广泛暂停、初级保健可及性降低以及诊断程序延迟导致全球多个医疗系统新诊断癌症病例显著下降。基于注册和人群水平的研究一致报告了大流行早期癌症发病率的急剧下降,随后在后续年份中部分且异质性恢复。重要的是,这种癌症诊断的暂时性下降并非反映癌症负担的真正减少,而是延迟检测。多项研究报告了大流行急性期后向更晚期诊断和转移性表现比例增加的转变。除了医疗系统干扰外,解释大流行后癌症趋势时还需考虑SARS-CoV-2感染的生物学后果。如本综述所述,SARS-CoV-2诱导持续的炎症、免疫和表观遗传改变,这些改变与肿瘤起始和进展的核心机制重叠。慢性炎症、免疫抑制、细胞衰老、代谢重编程以及肿瘤抑制性microRNA(特别是let-7–STAT3–Wnt轴)的失调代表了病毒感染可能合理影响易感个体癌症风险或疾病行为的趋同通路。目前,直接连接SARS-CoV-2感染与癌症发病率增加的流行病学证据仍然有限且不确定。大型观察性队列对特定癌症类型(包括病毒相关恶性肿瘤)提出了可能关联,但这些发现易受混杂因素、监测偏倚和随访时间不足的影响。因此,基于当前数据,SARS-CoV-2不能被归类为致癌病毒。尽管如此,间接临床效应与生物学上合理机制的趋同强调了对COVID-19幸存者(特别是那些有既往恶性肿瘤、癌前病变或已知致癌风险因素的个体)进行长期监测的重要性。将机制性见解与纵向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相结合,对于厘清医疗干扰和感染后生物学对未来癌症负担的相对贡献至关重要。

12 展望
总之,COVID-19大流行深刻重塑了全球癌症护理,而其对癌症生物学的潜在长期影响仍未完全明确。当前证据表明,SARS-CoV-2感染可能诱导持续的炎症、免疫失调、代谢应激和表观遗传改变,这些改变与癌症生物学中涉及的通路重叠,但尚未建立直接因果关系。这些效应可能特别与急性期后遗症(Long COVID)患者亚群相关,其中炎症和免疫异常可能在急性期后持续数月。在提出的机制中,当前最强证据支持持续性炎症和免疫失调,包括慢性IL-6/STAT3和NF-κB激活、细胞因子失衡、T细胞耗竭和免疫监视受损,因为这些改变已在严重COVID-19和部分Long COVID患者中一致记录。衰老相关炎症信号、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代谢失调也是由实验模型和选定人体组织研究支持的生物学合理贡献者。相比之下,肿瘤抑制通路(如p53和pRB)的扰动主要来自机制和体外研究,而直接致癌或转化样机制仍高度推测且缺乏临床证据。未来的纵向研究应整合免疫分析、炎症生物标志物和转录组或表观遗传特征与长期临床结局(特别是癌症发病率、复发和进展)。持续的IL-6/STAT3和NF-κB激活、衰老相关炎症程序以及免疫耗竭表型可能是特别值得纵向监测的通路。重要的是,当前证据主要支持SARS-CoV-2感染与癌症生物学之间共享的炎症、免疫、代谢和应激反应通路的趋同,而非病毒本身的直接致癌转化。在此背景下,最相关的问题可能不是SARS-CoV-2是否作为经典致癌病毒,而是持续的感染后免疫和炎症改变是否创造了能够调节肿瘤进展、细胞可塑性或在易感个体中重新激活已有恶性状态的生物学条件。新的跨学科和纵向研究对于阐明持续性炎症、宿主易感性和已有致癌条件对大流行后时代癌症格局演变的相对贡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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