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公园对社会-生态系统网络变化的揭示:来自青藏高原的证据

《Ecological Indicators》:Revealing the alteration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networks by China's national parks: Evidence from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26日 来源:Ecological Indicator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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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在气候变化加剧和人为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国家公园治理如何重塑耦合社会-生态系统(SES)的机制仍未被充分阐明。本研究以中国青海省为案例,整合多源数据,系统调查了2005年至2023年县级生态动态

  
国家公园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在气候变化加剧和人为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国家公园治理如何重塑耦合社会-生态系统(SES)的机制仍未被充分阐明。本研究以中国青海省为案例,整合多源数据,系统调查了2005年至2023年县级生态动态。研究人员采用结合社会网络分析(SNA)、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的混合方法框架,量化生态重要性的时空变化,追踪SES关联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梳理自然和人为因素驱动SES动态的直接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SES的演化呈现出连通性增强和耦合度提升的总体趋势。经济与生态组分之间的关联受到地形-土壤-植被级联的正向塑造,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2、0.73和0.90。与非公园区域相比,国家公园区域表现出增强的网络结构内聚性,政策诱导的网络密度增加40%,平均聚类系数增加35.16%,平均加权度增加70.89%。同时,自然过程对耦合强度的提升贡献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推进了对保护地治理社会-生态影响的理论理解,并为指导区域尺度上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可持续转型提供了严谨的科学依据。
**论文解读:中国国家公园重塑社会-生态系统网络的机制与效应——以青藏高原为例**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加速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保护地范式被广泛认为是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人地系统耦合协调的关键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公园的单一维度影响(如生态效益或社会经济效应),缺乏从整体耦合社会-生态系统(SES)视角定量揭示其内部网络关系及动态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在青藏高原这类生态脆弱性与社会经济滞后性双重约束的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高度依赖与生态供给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突出,亟需厘清国家公园治理如何重塑SES网络结构、驱动路径及系统耦合效应。为此,研究人员以中国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核心区)为案例,整合2005—2023年多源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融合网络分析、随机森林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的混合方法框架,旨在量化生态重要性的时空格局、分析SES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演化、识别自然与人为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路径,为区域适应性生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发表在《Ecological Indicators》。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构建SES关联网络,以多个生态和社会指标为节点,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筛选显著边(p<0.05且|r|≥0.6),并通过主成分分析(PCA)计算节点权重。利用随机森林(RF)算法对13个候选驱动因子(包括海拔、土壤含水量、植被覆盖度、人口密度等)进行重要性排序,筛选前30%的关键因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解析自然与人为因素对SES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CLCD)30m分辨率年数据、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 v2.0)1km分辨率、中国气象数据(1km插值)、ASTER GDEM V2数字高程模型(DEM,30m)、MODIS MOD13Q1植被指数(250m,年最大值合成)、青海省统计年鉴及各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研究结果**

**3.1 生态重要性的空间格局**
通过Getis-Ord Gi*热点分析,研究人员发现青海省生态重要性(EI)呈显著空间异质性:热点和次热点主要分布在东部,冷点和次冷点集中在西部,过渡区位于中部。2016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2017年之后热点区范围显著扩大(面积占比从6.7%–11.9%增至11.9%–12.3%)。国家公园覆盖区域的生态重要性稳定性高于非公园区域,体现了保护地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正向维持作用。

**3.2 SES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SNA)显示,国家公园区域在2016年后形成了社会与生态指标紧密的跨系统连接,网络结构从松散向紧凑演化,连接强度从弱变强。具体表现为:网络规模(节点数)从11增至15;网络密度、平均聚类系数和平均加权度分别政策诱导净增加40.00%、35.16%和70.89%;平均特征向量中心性净增加51.43%。非公园区域则呈现网络松散化趋势,平均聚类系数下降,整体连通性低。政策效应(双重差分法)证实国家公园治理显著增强了网络的内聚性和协同性。

**3.3 SES网络的影响因素**

**3.3.1 关键影响因素**
随机森林(RF)分析表明,在国家公园区域,人口密度(PD)、植被覆盖度(FVC)、土壤含水量(SWC)和海拔(ELE)的相对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因子。时间上,FVC和ELE的重要性上升,PD下降。非公园区域也以PD、FVC和SWC为主导,但人类活动影响持续高位。

**3.3.2 影响路径**
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揭示了国家公园区域存在稳健的自然级联路径“ELE→SWC→FVC→EI”,标准化路径系数在0.74–0.91之间,且随时间增强。社会子系统约束机制从早期FVC对SI的强负效应(-0.75)转变为后期ELE对SI的负约束(-0.78),表明高海拔地理条件限制了人类活动强度。非公园区域则呈现“SG→PD→SI”的显著人为驱动路径,且FVC对EI的负效应未减弱,表明路径锁定现象。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国家公园治理通过重塑网络拓扑结构(增强密度、聚类系数和加权度)和优化核心驱动路径(强化自然级联效应、缓解地理约束),有效促进了社会与生态子系统的耦合协同,实现了生态改善与社会发展的“双赢”。该治理模式与Ostrom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核心原则一致,并通过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如“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得以落实。研究结论翻译如下:通过综合运用SNA和PLS-SEM,本研究构建了2005—2023年两个时段(2005–2015和2016–2023)在两个研究区域(国家公园和非公园区域)的耦合SES网络模型,系统揭示了国家公园治理的社会-生态效应。尽管两个区域的SES演化均呈现网络复杂化趋势,但国家公园区域在演化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包括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尤其是水保持WC、碳固存CS和栖息地质量HQ)和经济指标在内的关键节点在连接人地系统中发挥了关键桥梁作用,国家公园区域形成了高紧凑度的网络结构。虽然两个区域均受到“地形(0.72)—土壤(0.73)—植被(0.90)”核心因果路径的支持,且“FVC→EI”路径均表现出强正向驱动作用,但国家公园区域有效缓解了海拔和坡度等地理因素的刚性约束,并优化了关键路径的传递效率,从而促进了区域SES的协同演化。总体而言,国家公园的建立及其统一管理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然地理条件的约束。通过重塑网络拓扑结构和优化核心驱动路径,国家公园治理有效提高了社会与生态子系统的耦合水平。该研究结果为国家公园的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并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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